中国互联网已经步入第三个十年，上海互联网产业在迎来新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面临苏州、贵州等地的竞争，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也遭受“云计算”等新业态的冲击。盛大等互联网巨头式微之后，BAT（百度、阿里、腾讯）级的平台型企业没有一家在沪诞生。一度凭借信息服务业板块傲立南中国的上海，如今略显尴尬。
现在，上海打算好好利用“互联网+”这个风口。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主持常委学习会，听取马化腾的专题辅导报告。上海市政府在一个月内先后与腾讯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在沪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投资机构和创业团队搭建平台的上海市互联网产业投资联盟也在2015年4月15日正式成立。
2014年，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106.94亿元，与北京相差不到500亿元。当“海派”对阵“中关村”，“互联网产业*城”会否易主，棋局未定。
转向“不靠谱”
哈工大毕业的“金牛男”，冯涛微笑着说，干了15年创投，不能再这么“靠谱”下去了。
清科集团的股权投资年度排行榜显示，冯涛任总裁的永宣创投位列2014年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领域投资投资机构10强，中国创投机构第11名。这家机构曾一度深耕IT投资领域。现在，冯涛开出的长长清单净是互联网企业：360、酷狗音乐、暴走漫画、熊猫自媒体联盟……“从PE（私募股权投资）转到VC（风险投资），是因为游戏规则变了：过去是技术*，人第二；现在变成风口（行业、时机）*，人第二，技术第三。”冯涛说。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促进中心公布的2015年一季度超过5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中，生活服务项目3个，电商平台1个，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1个，互联网金融项目1个——没有一家是纯技术类公司。“靠谱是靠谱者的墓志铭，创新是创新者的通行证。”作为控盘者，冯涛危机感很强——往前看，VC面临*、成功个人、孵化器、民间投资者的竞争；往后看，A轮变成共同投资人模式，B轮已经交棒给新三板——如果不能更好地服务这些“不靠谱”项目和团队，VC就会被市场淘汰。
然而，要在上海本土找到好项目，并不容易。“上海出白领容易，出老板难。”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原秘书长杨周彝说，上海人的思维定势是小孩子一出生就要上好的幼儿园、重点学校，然后*到美国去留学，回来做企业高管或“金领”，很少人会鼓励自家孩子读四年书后从“零起点”创业。
因此，上海互联网创业者要抵御安稳生活的诱惑，承受白领文化的挤压。生于1994年的孙高峰就是其中之一。他大二休学，立志做校园O2O（线上到线下）。他和团队设计了APP“宅米”，晚自修结束后，有的大学生回宿舍后饿了，想买方便面、火腿肠，但又懒得出去；有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同学，又想打零工，就由他们把外卖送到“懒人”的床上，拿1块钱送货费。一开始，孙高峰骑单车回校推广这一新产品，结果楼管阿姨说：“原来你改行做外卖了。”
在负债9万元后，孙高峰终于等到了冯涛的投资。3个月前，“宅米”只有不到4000万元的估值；3个月后，“宅米”全职员工300多人，覆盖800多所高校、5000多名“楼主”，估值已经增长近20倍，完成了天使轮、A轮融资，正在准备B轮融资。
如今，整个上海都在关注这些“不靠谱”项目。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徐子瑛透露，近期，重点是加快产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原有各类专项资金的归并，加大对“轻资产”类项目的支持力度，推动在技术改造、“四新”经济、中小企业等领域设立一批产业基金，建立健全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营商服务体系。
这些“新经济”被上海市政府归纳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类。2014年，上海市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仅有7%，而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突破5000亿元大关，实现经营收入5106.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02%；其中，互联网产业更是达到31.1%的高增速。
“海派”长短板
2000年以来，唐才友亲眼看着一个个互联网创业团队崛起、衰落、再崛起，再衰落。
在唐才友印象里，上海的创业团队大多先有收入模型，再搞市场推广，比如“格瓦拉”通过售票收取回佣，“安居客”通过线上房屋买卖收中介佣金。这使得初创团队不因资金链断裂而倒下，风险比北京、深圳低，但收益没有后者高，扩张也没有后者快。
唐才友认识一个上门洗衣的O2O平台团队，由于没有大资本“输血”，只能窝在郊区“小打小闹”，不温不火。同一时期，唐才友眼睁睁看着北京的类似团队席卷上海——提供按摩等上门中医理疗服务的O2O平台“功夫熊”，来上海才一个多月，就招了60多个按摩师，刚把他们培训好，就跑到下一个城市广州。“北京人做生意不算计，宁可赔钱赚吆喝，而上海人爱算小钱。”冯涛解释道，丈母娘觉得未来女婿到世界500强当高管才靠谱，搞互联网小公司不靠谱。他调侃说，估计只有等到丈母娘都习惯微信聊天、淘宝购物了，才能知道干互联网是有出息的。
在北京读书，先后在深圳、上海待过的沪江网法务总监林华感觉，作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用户的央企基本都在北京，集中了北京高校的多数人才，出现了以百度为代表的技术型企业；深圳则是一个像硅谷那样的移民城市，从零开始，海纳百川，产生了以腾讯为代表的应用型企业；就连过去不被视为互联网之都的杭州，都有了了全球市值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相比之下，林华说，上海过于守规矩了。
当然，上海也有优势。唐才友认为，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也许能成为“海派”互联网的后发优势，像上海的P2P跑路事件就比其他地方少很多。马化腾也曾说过，上海在人才集聚、各行业信息化基础建设、商业氛围、契约精神等方面优势突出，“互联网+”时代上海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
唐才友自嘲出身于IT“码农”，在开发区主管的任上下海，在软件外包公司创业失败后，他调任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互联网创业，很不容易！”感同身受的唐才友当起了投资机构和创业团队之间“红娘”，给资本找好项目，让好项目有“及时雨”。唐才友和他的同事还帮助PE、VC对项目开展尽职调查，还有涉及下轮融资、撮合谈判等投后服务——这一切都是免费的。4月，在上海市经信委的指导下，永宣创投、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促进中心等30多家机构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互联网产业投资联盟。
“如果我们错失互联网就如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拒绝使用电力。”4月，马化腾在作专题辅导报告时向上海市委常委们直言。
“‘互联网+’对各行各业正在或将要进行革命性的再造，对于这种再造，我们的已知部分远远小于未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当场要求，推进互联网与各行业、各产业结合，进一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从而真正做强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与革命。
下一个BAT
从电信系统下海后，黄逸捷加盟中国电信前员工张珺创办的互联网公司——翼之城，担任首席信息官，他们想做中国会展业O2O的领军企业。
背靠中国电信，黄逸捷*获得了运营商的后台数据——手机号是否实名注册、注册年限（经不经常换手机）、手机与敏感号码的通信情况（比如主动跟小贷公司联系），都可以用来评价参展商法人代表的信用，他们把评级结果卖给第三方评级机构或主承办商，帮助后者防止参展商借展会圈钱或拖延送货。他们的合作方，也大都是国家会展中心以及一些“国”字头的行业协会、主承办商。
在宝钢、上汽和世界500强云集的上海，国资背景、外资背景企业比初创团队更有优势。而在互联网产业，更多的生活服务类创业团队就算有了创新业务，也很难获得公共数据。
徐子瑛表示，下一步，要深入推进地理位置类、市场监管类、民生服务类等政务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应用，鼓励社会主体对政务数据资源进行增值业务开发。
万达信息董事长史一兵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上海城市管理服务的精细化程度，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数一数二，上海发展“互联网+民生政务”“互联+生活服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4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排行榜，囊括了20家上海企业，家数仅次于北京（47家），远高于广州和深圳。2015年一季度的全国投融资排行榜中，排名前五位的省份（直辖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分别是140笔、75笔、54笔、27笔和14笔，总计约占所有投资案例八成。2014年，上海的创新孵化器达到101个，孵化的企业接近6000家，服务的创业企业达10000多家。
但唐才友坦言，PE、VC投资的游戏、金融、视听、教育、生活服务类（旅游、餐饮）等互联网项目，绝大部分无法成长为像BAT那样的平台级企业。他预见，上海将来涌现的是量大面广的互联网企业。
徐子瑛透露，正在加快制定《上海市推进“互联网+”动计划》，希望将上海打造成创新动力强劲、产业特色鲜明、企业规模聚集、品牌效应显著的“互联网+”产业名城。
唐才友认为，过去，政府习惯于给优质大企业直接投钱；如今，政府更适合扶持创业服务组织（如园区管委会、法律咨询机构、行业协会等），再通过创业服务组织扶持成千上万家中小微型企业。
“再过5年、10年，很多项目会倒下，只有技术和应用深度融合的互联网公司，才能活到最后。”见证改革开放以来信息产业一轮轮浮沉的史一兵说，这为下一个平台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
这，正是京、沪、深互联网产业“赛跑”的奥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