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代iPhone的发布,北京中关村的水货商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狩猎季节”。
刘冀(化名)正是其中的一员。在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频频道歉并操起电话,或是询问最新的进货价格,或是回答意向买家的咨询,并帮忙挑选型号和配置。
此时距离苹果9月19日的iPhone发布会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但这款手机要到10月17日才会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与上一代产品不同,中国大陆未被列入首发市场名单,而弹丸之地的香港却再度入选。
刘冀希望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差,多卖出几部港版iPhone。但价格的变动实在太快,他必须耳听八方,一面紧盯上游供货商的报价,一面调整自己的零售价格,以确保不会赔本,并保持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价格。
这位忙碌的中年汉子从事手机销售行业已有7年。同一时间,苹果从发布*代备受争议的iPhone,到如今发布万众瞩目的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已经完成了七次进化。
被苹果和iPhone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手机行业的格局和方向,还包括刘冀们的人生。作为一个数码产品发烧客,在初代iPhone发布于2007年发布后,刘冀就着手把这款产品引入国内销售。
“当时这还是一个技术活,需要破解SIM卡后才能接入国内的运营商。你能让iPhone可以在国内打电话、发短信就挺前沿的。”他说。
但时至今日,虽然iPhone性能越来越强、功能越来越丰富,他却已感受不到当年的那种极客之美,生意终归只是生意。“现在已经卖滥了,这个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刘冀感叹。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刘冀这样感到身心俱疲。远在2000公里外的香港,3座苹果零售店从新一代iPhone发售之日起就成为了各路“黄牛”的战场,而类似一幕每年都会上演。
黄牛们满怀期待地等候在苹果零售店的门口,询问每一个走出来的人,是否愿意加价出售刚刚购买的苹果手机。而这正是许多买家彻夜排队的*动机:在发售首日,128GB的金色版iPhone 6 Plus的官方定价为8088港元,转手价格却一度高达20000港元。
美国《华尔街日报》对此评论称:“在香港,拥有一部崭新的金色版iPhone 6 Plus,就相当于中了彩票。”
全球抢购
丰厚的收益、极低的门槛,让倒卖iPhone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职业。在iPhone 6和iPhone 6 Plus的首发地区中,中国香港和日本由于机型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形形色色的“倒爷”的*。
从9月19日起,位于香港尖沙咀的苹果零售店外已经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其中一部分是忠诚“果粉”,希望在*时间用上最新款iPhone;但更多的人则打算通过倒手获利。
“这些人买到的iPhone被称为‘散货’,会被黄牛加价收走。”刘冀说,“香港有许多人做这件事,比如大学生及低收入人群。”
在行情*的两天时间里,排队者通常会接受2倍于苹果官网售价的收购价格。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黄牛加价的幅度将迅速缩水,最终将跌至一两百港元。
也就是说,越早买到iPhone,获利的空间也就越大。然而,当第二天早晨苹果零售店开业时,整夜等候的排队者们遭遇当头一棒:苹果拒绝把iPhone卖给他们,只把手机交给那些提前在网上预订的消费者。
这是苹果今年为了减轻店面压力而推出的新政策:用户必须先用香港本地的手机号码预约,方可在发售后前往零售店提货。这让排队变得没有意义;但现场有人坚称,苹果员工曾经表示,他们可以在店门外排队,而零售店的经理对此矢口否认。
类似的一幕发生在日本大阪。据《新京报》报道,100多名没能买到iPhone 6的顾客冲进苹果店,并发生肢体冲突。其间,有人用汉语高喊,“为了买iPhone 6,从中国来日本排了48小时的队,结果竟然跟我说没货。”
除了排队购买、黄牛收购外,水货iPhone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香港的苹果各级经销商。他们能够以优惠价格从苹果批量拿货,除了自行销售外,有很大一部分卖给了大陆的水货商。这些iPhone被称为“大货”。
刘冀透露,与每单十几部iPhone的“散货”相比,每单“大货”的规模可以达到数百部。这让香港本地的经销商有了强大的定价权,并通过整个水货产业链,迅速传导至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
“iPhone的价格是不断波动的,加价多少并不一定。但在订货时,首先要付30%至50%的定金,到货后对方按照约定价格给你。如果临时要货,就按当时市场价格。”他说。
为了抢占先机,大陆的许多水货商会在iPhone发布后备足现金,*时间奔赴香港,从各大经销商和黄牛进货。但为了压低成本,一部分人打起了走私的擦边球,而这也是整个水货产业链最灰色的环节。
抓不完的“带工”
国内规定,手机属于20种应税商品之一,必须向海关申报并缴税入境,税率为10%。如果加上这一成本,港版iPhone因汇率因素而来的价格优势将荡然无存。
于是,水货商在香港购买了iPhone后,就会找到当地的“水客”,把货带回境内。这些人亦被称作“带工”,而水货商通常会有相熟的“带工头”,由后者安排人手,分批次带着iPhone通关。
深圳是“带工”最密集的地区。刘冀认为,一方面深圳紧邻香港,陆上口岸众多,每天的出入境人员众多,海关监管难度大;另一方面,周边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充足,农闲时间较多,他们愿意往返奔波,挣一些“跑腿费”。
捎带iPhone入关的成本并不低,“带工头”的收费标准是每部iPhone收取50至200元不等。而水货商每卖一部港版iPhone,平均可获得500元的毛利,这意味着其中有一半被“带工”们赚走了。
另一方面,水货商与“带工”能否合作愉快,常常是一件“拼人品”的事情。“有时候带工卷货跑了,你只能认倒霉。报警?你没有合适的名义。”刘冀说。
不过,*的风险依然是“走私”这根高压线。若“带工”遭到海关查处,轻则补税、扣留货物,重则移送司法机关,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刘冀曾经尝试雇用“带工”,但利润背后的巨大风险让他心惊肉跳,很快放弃,从此只从国内的经销商拿货。“如果出事的话,往往从‘水客’开始查,抓一条线的人,按走私论处。从水客接货,到过关、交货、卖货,从事这个生意的人都会被抓。”
但他也透露,虽然iPhone走私的操盘者会被严厉惩处,但*层的“带工”很少被抓,“一般都不会走司法途径,除非你身上带了五六十个iPhone,数额巨大,实在说不过去了,就会涉及走私。”
公开报道称,在iPhone 6和iPhone 6 Plus香港上市后的5天内,深圳海关即已查获了1800部未曾完税的苹果手机,分别处以征税、退运和罚没等措施。其中,一名香港男子将33部总值约27 万元的iPhone 6 Plus绑在身上,企图偷运进入内地,案发被捕。
水货iPhone盛极而衰?
对于刘冀以及大多数国内水货商而言,法律风险并不存在。“我们的货都是从国内的上级经销商拿的,不涉及通关,自然不会有走私的嫌疑。”刘冀说。
然而,从今年的市场状况来看,港版iPhone正在悄然丧失魔力,很难重现前几代产品的火爆。究其原因,固然有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人人代购iPhone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大陆市场地位提升,苹果正在加快入华步伐。
电子发烧友王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9月19日发售当天,最受关注的是128GB版iPhone 6,香港的渠道商要价接近1万港元,国内水货商对外零售报价则是1万元出头;还有少量的128GB版iPhone 6 Plus,*天的出手价格接近2万港币。
这些数字很快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新一代iPhone的价格已经比最高点跌去一半以上。许多水货商判断失误,高价买入iPhone后不得不以成本价甚至赔本卖出。
据王晶分析,港版iPhone 6之所以价格暴跌,一方面是由于大陆资本强力入局,大批量收货,导致货源很快饱和,市场供给大于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工信部国庆期间宣布iPhone 6获得入网许可,三大运营商紧接着宣布10月17日开售行货,让港版iPhone的“抢鲜”价值大幅缩水,造成了恐慌性降价。
他认为,港版iPhone的未来价格走势,将取决于行货的备货状况:“如果行货备货量很大,估计价格还会继续下探,但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如果备货不足,那么港版价格还会提升,这在iPhone 5和5S上都遇到过。只要行货一显示缺货,水货价格就会应声上涨。”
刘冀则认为,天价iPhone更像一个噱头,而非常态。“真正会花一两万买部手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他说。
更大的危机在于iPhone本身,消费者似乎开始变得冷淡。“水货从iPhone 4突然爆发,iPhone 5到达顶峰,5S也还可以。iPhone 6买的人不多,没有想象的好。”刘冀说,“今年做‘大货’的都赔了,除了香港那帮人。iPhone 4和5都没赔过。”
但苹果显然比以往更加注重中国大陆市场,并将其视为新的增长动力。新款手机的入华时间能够清楚地反映这一点:2010年6月8日发布的 iPhone 4,在109天后才正式进入大陆市场;iPhone 5只用了93天,5S和5C直接把大陆列为首发市场。今年的新产品虽然在入网许可方面遭遇困难,却也只用了28天就扫清了入华障碍。
国行iPhone的迅速补位,让港版赖以生存的时间差不断缩小,水货商人的生存愈发艰难。在刘冀看来,这已经是一块竞争极其激烈的红海,而资本正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中小商户将面临碾压。
他正在把业务向苹果的售后、附件和衍生数码产品延伸,希望将其作为iPhone之后的新盈利点。“为什么一定要卖iPhone呢?现在全民卖iPhone,你还能赚到钱吗?手机的钱不好挣。”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21223起
融资事件
4435.76亿元
融资总金额
11658家
企业
3219家
涉及机构
512起
上市事件
6.30万亿元
A股总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