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的很奇怪，一次浮沙掠影见面，有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发展轨迹。我今天能够从事创投行业，缘于12年前与人的一次偶然会面。那次会面，把我的事业方向从银行、证券业推向了私募股权行业(PE行业)，之后一些阴差阳错的机遇，又让我从政府创业投资转向民间私募股权投资，这种机遇和转换我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一书中谈及一些，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没有表述，时至今日，经常与朋友感叹所从事事业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认为这段经历有必要细表。
一次见面改变半个人生
12年前那次与我偶见的人是庄心一，他之前在证监会工作，恰逢那段时间我刚离开申银万国证券。有一次我与原申银万国证券的老同事姜国芳、刘龙九在从香港返回深圳的途中，听说庄心一刚从证监会调到深圳市担任主管金融的副市长了。庄在建设银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时我们就认识，也是老熟人了。我们一行三人便去拜访了他。
老熟人见面一阵寒暄后，便谈及我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一事，庄心一似乎突然想起什么，问：“老阚，你现在还没实实在在的工作吧?”的确，我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后并没有闲着，担任一些企业的顾问，但这些所谓顾问难称得上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庄心一见我默认后接着问：“老阚，想不想到深圳工作?”“当然没问题。”我随意一答。“好，回去等我电话。”他随即说。
回到上海没几天，我就接到庄心一的电话，他详细表达了希望我去深圳工作的想法。原来那一年，中国证监会决定把创业板放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由此推动创业投资在国内发展。为了配合创业板的推出，深圳市政府已决定和国家有关部委合作在当年10月举办*届国家级高新技术交易会，并把高交会定位为高新技术项目与创业投资资本的对接会。
创业板有了眉目，对接平台也有了，可是创业资本从哪里来?今天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已被普遍认知，此类投资机构也随处可见，可十多年前国内还属空白。为此，深圳市政府准备筹建一个创业投资公司，政府出资5亿元，社会募集5亿元，按照国外风险投资公司的模式运作，庄心一认为这项工作非常适合我，希望我尽快去深圳面谈此事。坦率说，尽管我早年也做过信托投资工作，但对创业投资却完全陌生，见庄心一盛情邀请，没多加权衡就应了下来。
成了深圳干部?
人总是在患得患失找寻平衡，但机会多了，反而更难以定夺，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实际上，我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后，可选择的工作机会并不少，有组织部门安排的，也有老领导、老朋友推荐的，甚至还有被猎头公司相中的。深圳作为全国经济、金融和科技发展的热点地区，也是全国很多人事业发展的*城市，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上海去深圳发展也是不错的机会。
就在我打算去深圳时，却接到上海市综合经济党委专职书记杨定华的电话，杨书记是上海市分管金融系统干部的组织部门领导，我在申银万国证券工作时就没少跟她打交道。那天她叫我到上海市政府大楼并告诉我，市里打算新设一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通过此公司让上海国有资产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原有的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管理事宜，而国有资产的经营权，特别是如何盘活国有资产的存量以及如何市场化运作好国有资产每年增量的工作则由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杨定华书记还强调，新成立这家公司是市主要领导亲自抓的一项工作，公司层次高，资金运作量大，是一项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她对我说：“你的工作没安排好，市领导心中始终不安。”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感动，也答应认真考虑承担这项工作。
两个地方政府几乎同时发出邀请，这还真令我有点意外。那天从上海市政府大楼出来，细细品味杨书记那番话，殷切感到上海市组织部门领导对我的关怀，因此心中实际上已决定接受上海市的安排——去上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工作。
离开人民广场200号市政府大楼，我想到的*件事就是给深圳庄心一副市长打电话，把我的工作安排告诉他。我把事情想得比较简单，之前我并没有向深圳方面承诺什么，更没有办理过工作调动手续,因此一个电话就可以把深圳市的邀请给推掉。
谁知庄心一副市长一听我的话就急了，说：“老阚，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市里会议刚开完，你的任免已经通过!阚治东，你现在可是我们深圳的干部，你的档案我已从深圳发展银行调出来了，你可要服从组织安排，上海方面要你回去，让上海和深圳商量。”
我怎么一下子成了深圳市干部?庄心一的话把我搞糊涂了。我在深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主持了几个月工作，但头衔只是个高级顾问，正式干部关系并没有转过去。我还想解释一下，可庄副市长不容我插口，“阚治东，我看这样，你明天来深圳，我们当面谈一次”。
“被创投”
于是，第二天，我带了简单的行李飞往深圳，我原打算当面解释并感谢庄心一等深圳市领导对我的厚爱后即刻返回上海到新工作岗位报到。
庄心一副市长在他市政府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他根本不容我讲话，就告诉我市委常委会已经定了，任命我为深圳市创新投资公司筹备负责人，让我马上进入工作状态。随即他带我见了李德成常务副市长。庄心一介绍道：“德成市长，阚治东来报到了!”怎么是报到呢?我一脸疑惑，但那种场面不容我作任何辩解，只能对德成市长的话点头称是。德成市长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关于上海方面的事，他表示深圳市政府会处理好。事后，我得知德成市长为了调动我，专门去函给上海市主要领导，此后去上海访问期间又为我当面解释了此事。
随后，庄心一说他会通知深圳创新投资公司的所有筹备组成员与我见面。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推进了创业投资行业。
第二天，庄副市长陪我见了李子彬市长，听取他对新公司的要求。子彬市长和德成常务副市长一样也是东北人，性格豪爽，快人快语。李市长建议新公司名称不要用高科技创业投资公司，而用“深圳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哪有这么多高科技?我看，只要技术创新就可以了!”子彬市长说。
谈到公司的运作，李市长给了我四句话：“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今天认真想想，深圳创新投资集团能够在全国众多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创业投资公司中脱颖而出，与深圳市当年那批老领导的思想解放和愿意接受新事物的观念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很关心新公司的发展潜力，便问李市长，新的投资公司能不能投深圳以外项目，李市长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啥不可以，外面能赚钱为啥不赚?”而我此前听说这个问题在其他省市的答案是不同的，不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只能投本地的项目，原因很简单，我地方财政拿的钱怎么能去支持人家的企业?我想，这是深圳创新投资公司今天成为全国性创业投资公司的根本原因所在。
最后，李市长对我说：“放手干吧，市政府对这个公司不塞项目，不塞人!”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深圳市政府确实让我完全放开手脚，按市场化运作这一国有控股的创业投资公司，没给我布置过投资任务，也没给我安排过干部。
就这样，偶遇一个人、两段患得患失的选择、深圳市政府捷足先登和高效工作效率，把我留在了深圳，在深圳创新投资公司筹备组正式走马上任，开始了我的私募股权投资的职业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