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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渝谈当当IPO风波:李国庆微博带脏字是大错

当当网董事长俞渝成为刚刚闭幕的“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的主角,一场“中国海外IPO的喜与忧”分论坛几乎成为讨论俞渝和当当网IPO的专场。

  当当网董事长俞渝成为刚刚闭幕的“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的主角,一场“中国海外IPO的喜与忧”分论坛几乎成为讨论俞渝当当网IPO的专场。

  在该论坛上,当当网总裁李国庆与大摩女引发的微博口水再度被提及,俞渝继1月24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口水战外,再度就口水战发表看法:

  “我觉得李国庆表达的内容合适,但是方式不合适。我觉得国庆是CEO也是一个成年人,在他的微博中间有脏字这个是大错特错。”

  针对现场嘉宾“当当网路演定价的时候,是否把李国庆屏蔽掉”的问题时,俞渝称“用屏蔽这个词用的挺狠的,但是有点像”。她透露,在路演过程中,俞渝一直和当当网负责财务的同事在一起,并且在定价当天“还有八个会,大概我在车上的时间就有五六个小时,所以我晚上到纽约的时候跟国庆简单说了几句话”,变相印证了在当当网IPO定价过程中“屏蔽”李国庆一说。

  以下为“中国海外IPO的喜与忧”分论坛对话实录:

  王巍(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本来这个论坛是明天,我们一再等沈南鹏,本来沈南鹏今天是重大的热点,我们一直在等,前天开始手机不通了,所有的邮件不回了。

  “大摩女就在我们的观众席上”

  俞渝(当当网董事长):我认为他是被大摩女劫走了。

  王巍:正巧临时碰到一个美女,所以俞渝今天没有任何准备,但她今天勇敢的面对大家对她的质疑。

  王维嘉是中国网上互联最早的推动者,那么现在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的创始理事。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看题目是海外IPO的喜与忧,所以我们首先谈最近在微博上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当当网的联合总裁李国庆先生,在上市之后在网上微博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同时有个叫大摩女的两位女士在微博上进行了对攻,而这个对攻除了专业水平非常到位,语言之犀利、道德之低下也是罕见的。

  首先,我觉得李国庆是亚布力最早的一个成员,他一向是属于非常有特征的这么一个人,非常直率,他所提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界和国外投行间长期发生的。但是几乎绝大多数都被和谐掉了,*次讨论被和谐掉了,只有李国庆给它拉开了一条伤口。所以从这点来说,他在中国投行的圈子里应该有一个里程碑的地位,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关注。

  同样,大摩女就在我们观众席上,同样也表达了非常专业的水平,而且又公开跳出来和企业对攻,这是非常罕见的,我把背景说完之后,我们祝贺当当网上市的同时,同时我们请王维嘉提出一些问题,有请。

  王维嘉(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兼CEO):谢谢王巍。其实我对上市这个事儿不是特别懂,虽然我们当年也差点上。我想今天晚上可以有一点娱乐致死的精神,俞渝刚才我们已经给她打了好几针预防针,俞渝*是欢迎任何问题。刚才其实王巍已经把背景介绍了,刚才任志强已经发了微博了,今天晚上不是海外IPO的喜与忧,实际上我们是揭秘李国庆与大摩女之战的奥秘。下面我就交给俞渝跟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俞渝:在说大摩女之前我们还是先说说任总任志强这门任大炮,其实我和任总不熟,但是他对当当上市中间的一个事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大概是在一两年之前,在一个晚宴,我坐在他旁边,他做了两件事:*那个晚宴是在那种很斯文的地方举行的,任总先掏出来一包烟,看看说:“让不让抽啊”?然后自己就点起来了。我一碰到这种事儿就特别高兴。任总干的第二件事情,就开始攻击那天晚宴的主人,因为他买了那个晚宴主人公司的亲朋好友股,就是DSO,他买了100万美金之后,那个公司的股票跌破了发行价,所以他就在那抱怨了一个晚上。

  等到当当上市的时候,有很多人希望买亲朋好友股,我一开始跟律师说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股票的事情谁都说不准,也许跌也许涨,万一跌了我朋友中间有像任总这样,在我背后说,嘟囔我五年、十年,我多难受啊。

  后来很多人都来坚持都来要,到最后不行了,我就同意做了一个很小的DSO亲朋好友股计划,然后名单有了。然后我在去美国路演之前我写了一封邮件,交给了负责DSO的小专员,我说在我们发之前你给所有的人,就是说在我们定价之前你一定要把这封邮件发给大家,这封邮件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当当上市了,有一个DSO,你也在DSO亲朋好友股的名单上您*别买,如果买了我一定好好工作,争取把当当的业绩做上去。那意思就是赶紧把自己摘清楚,然后我这封邮件发出去之后,我那段时间大概有20天的时间没有开邮件,等到回来之后看到很多的回信,其中一个回信我印象蛮深的,说:“做好事儿是很纠结的事情”。所以尽管和任总不熟,但是任总在一个私下场合的一小炮,还的确影响了当当上市过程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王维嘉:俞渝你不要回避最尖锐的问题,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你路演定价的时候,是不是你把人家李国庆给屏蔽掉了,让人家完全没有参加到决策过程最后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俞渝: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用屏蔽这个词用的挺狠的,但是有点像,事情过程是这样的,大概11月,反正是我们去公开提交红鲱鱼那天,我和我们公司管财务的路演*天,*天就被认购完了,早上九点*个和投资人的会,我大概中午前后收到承销商的短信说已经认购完毕,但是会接着开,但是承销商还提醒我说不能像中国有的CEO一样承销完了就不做。路演开始第二天,承销商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限购,我忘了那个金额了。整个的过程是先在香港然后去新加坡,我们不去欧洲就去了美国。

  王维嘉:国庆去了吗?

  俞渝:没有,这个路演一直是我和我们负责财务的同事在一起,一直到定价那天国庆和其他同事到了纽约,那天从早上就开始有会,定价那天还有八个会,大概我在车上的时间就有五六个小时,所以我晚上到纽约的时候跟国庆简单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和投行开了一个会,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

  王维嘉:这个最后的定价和开始投行跟你们签约股价区间是什么样的差别,最开始的股价区间是多少钱?

  俞渝:红鲱鱼招股书是11—13块钱,但是由于基金参与情况非常好,所以做了股价上调,又跟证监会修改了13—15的区间,我自己心里是希望冲到18块钱,因为如果11—13块钱因为SEC的规定可以上调20%,所以理论上可以到15块,如果既然中间已经上调了这个区间,那么理论当当的定价是可以到18块钱,我自己很希望冲18条线,没有太多的原因,十几年以前当当学习的亚马逊就是18块钱上市的。我们推荐16块钱,如果是17—18块钱,我们认为你会丢掉*秀的基金,他不是有一个表吗,就是这个钱有多少订单,那个钱有多少订单,如果推17、18可能会丢掉15%的订单,所以他们给我的建议是16块钱,我觉得我当时真的不够敏感不够计较,我应该再多想一想,再多推一把,因为18和16的区别,对于当当来讲股东可以多得到百分之十几的股票。

  王巍:你的心里期望大家并不关心,关心的是既然达成交易了,那么这个交易的确认是双方同意的,已经确认的,因此这种情况下,李国庆在网络上做出这样的表达,你认为是不是合适?这是*。

  俞渝:我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李国庆表达的内容合适,但是方式不合适。我觉得国庆是CEO也是一个成年人,在他的微博中间有脏字这个是大错特错。

  王巍:那个内容当天已经拟定了。

  俞渝:我们是说这个价格定的好和不好是市场决定的。当当是12月7号晚上定的价,12月8号开始交易,CNBC的两个非常好的财经主持人问我,你的公司开始交易,你们的*股就是24.5开盘,现在涨到80%多,你有没有觉得贱卖了公司?这段视频录像大家在我网上都可以查到。我觉得的回答是对的,上市这个事情我一生只做一次,是对还是不对,我不是银行银行可以有100次,他可以有很多参照系数说对和不对,因为这个事情上大家干的是良心活儿,而且我同意16或者18,我的前提条件是,那个时候我得到的价格是最合适的建议价,如果证明这个不是好建议我们应该尊重这个事实,那么16块钱定价24.5开始*股交,我当然是当当的股东,但是还有其他股东,我作为这个项目的CEO我认为低了,所以我认为国庆在网上说这个事情,他表述的内容是对的,但是形式我不认同。我希望以不这么刺的方式进行吧。

  王维嘉:定价从投行的角度他们也是估值,他们虽然有经验,但是并不可能完全预测开盘价多少,这种情况下投行是不是觉得是*的预测?

  俞渝:不见得。我现在在考虑这个问题,当当之前有一个英国的电子商务公司上市,那个公司增长率不如当当,利润率不如当当,但是他定价定的非常进取,当然这个公司跌破发行价,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情况。我下面要说的数字我自己没有研究,我希望有人专门研究。他们说去年上市的公司中间,我忘了是有40个公司还是多少个公司,反正是中国公司,他们头天涨幅都超过了50%,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九十年代MBA给我的教育是答复法则,IPO普遍上涨11%左右,好的IPO一般上涨30、40,如果超过就会有公司被低估的可能。我希望这个*的猜测是没有任何歧视成份的,在中国公司、印度公司、美国公司身上都得到体现,如果中国公司上涨集体性的超过某一个国家,我觉得是不对的。我希望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

  王维嘉:基本上所有的上市公司一辈子就上一次,就像结婚一样。

  俞渝:比结婚糟糕,因为结婚你的另一半是和你同担当,上市是要公司业绩永远扛下去,但是投行是会有下一个客户,这个关系更像病人和外科医生,你一生就割一次阑尾,但是那个医生一辈子可能割500个阑尾。

  王维嘉:投行首先*他要他的客户赚钱,所以肯定有动机希望把发行价压低一些,但是有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如果每次都压的特别厉害。那么作为做公司的一辈子就上过一次市,那么再做一次有什么第三方可以帮到你的吗?

  俞渝:现在台下坐的有汉能的陈虎,如果有第二次我会请汉能陈总,或者华星资本的(包凡(微博))帮着。前些日子记者采访完了我写过一篇文章,是一句歌词,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当上市的遗憾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歌词的感觉。

  王巍:我感觉问题有两个,*个不管你是怎么判断,最后的交易价不是用枪逼着你签的,这个签一种是投行欺骗你,另一方面是你们无能。那好,如果犯了*错误,我向社会公布我不仅被压低价格了,而且还无能,如果不这样做就起诉投行,因为他阴谋论。我想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会认为高估的,但是往往不会再承认第二错误。那么整个对中国一个系统的歧视就会引出更大的问题,去年在美国49家中国企业IPO一共拿到50亿,从上市数目占全部美国上市的1/4,就是27%。你作为一个去年的上市参与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他的阴谋会压低中国,美国认为你们系统上市造假,出现一大批的问题,那么这个你怎么来看,抛开当当网。

  俞渝:抛开当当网我会这样看,当当网上市过程中,在我路演的十天里,因为有很多是群体的会议,因为是大会可能来一百多个投资人,这样一共见到了应该有400个基金。我感觉这些基金对中国的热情非常非常高,道理很简单,基金是趋利的,增长点在中国,然后很多好的高增长的企业在中国,而且在投当当的基金里有的基金说的非常直白,说03年投了携程,等了很多年你们这个公司也跟当年投携程一样,在携程我们是2.7亿进来的现在携程50多亿,有的基金说我们投过新浪或者别人,让这么多基金对一个地区产生影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影响的前面是有一批像新浪、携程、百度、腾讯优秀的公司让基金偿到了甜头。

  那么个别公司出现账目问题、股价下跌,我觉得这个大数法则也好小数法则也好都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到了一个,中国公司质量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多投资人说他们对中国的期望值是高增长同时还要高质量,高质量是指高质量财务报表,各方面费用控制都做的非常好。我自己当当网的经历来讲,我并没有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就是说因为某些公司出问题而产生对中国公司不信任的事情。

  王巍:我能听明白,但是你坐在当当网的位置,你认为公司被低估了,有可能是系统性的对中国的歧视,当谈到中国一批上市公司出现问题时你认为是个别案例。

  俞渝:我认为系统性歧视是可能性之一。可能性之一,就跟医患关系一样,每个事情都很个案,如果一个银行家面对一个客户如果我不太在乎,他也会觉得不太在乎,因为我的确是一个不太在乎和计较的。我觉得第二个因素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觉得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中国公司普遍存在着定价偏低,所以都表现出之后的上扬。还有一种可能在投行看来客户碰到一个姓于的不在乎,那就退的容易,碰到一个姓王的非常在乎就退的难一点。那么作为投行来讲你去推和控制价格的力度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到底占多少我说不清,但是这两个因素都有。

  王维嘉:因为很多路演的时候到最后会拍桌子,因为定价的问题是企业家和投行的问题,你们是什么气氛?

  俞渝:一天10来个会45分钟一个,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我进一个屋子就开始讲行业发展、战略、定位、竞争,过去三年、今后发展,我大概差不多讲5分钟、10分钟,然后下面一个一个的问题,然后我一个一个很机械的回答问题。我没有拍桌子。

  王维嘉:俞渝你不要回避最尖锐的问题,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你路演定价的时候,是不是你把人家李国庆给屏蔽掉了,让人家完全没有参加到决策过程最后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俞渝: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用屏蔽这个词用的挺狠的,但是有点像,事情过程是这样的,大概11月,反正是我们去公开提交红鲱鱼那天,我和我们公司管财务的路演*天,*天就被认购完了,早上九点*个和投资人的会,我大概中午前后收到承销商的短信说已经认购完毕,但是会接着开,但是承销商还提醒我说不能像中国有的CEO一样承销完了就不做。路演开始第二天,承销商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限购,我忘了那个金额了。整个的过程是先在香港然后去新加坡,我们不去欧洲就去了美国。

  王维嘉:国庆去了吗?

  俞渝:没有,这个路演一直是我和我们负责财务的同事在一起,一直到定价那天国庆和其他同事到了纽约,那天从早上就开始有会,定价那天还有八个会,大概我在车上的时间就有五六个小时,所以我晚上到纽约的时候跟国庆简单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和投行开了一个会,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

  王维嘉:这个最后的定价和开始投行跟你们签约股价区间是什么样的差别,最开始的股价区间是多少钱?

  俞渝:红鲱鱼招股书是11—13块钱,但是由于基金参与情况非常好,所以做了股价上调,又跟证监会修改了13—15的区间,我自己心里是希望冲到18块钱,因为如果11—13块钱因为SEC的规定可以上调20%,所以理论上可以到15块,如果既然中间已经上调了这个区间,那么理论当当的定价是可以到18块钱,我自己很希望冲18条线,没有太多的原因,十几年以前当当学习的亚马逊就是18块钱上市的。我们推荐16块钱,如果是17—18块钱,我们认为你会丢掉*秀的基金,他不是有一个表吗,就是这个钱有多少订单,那个钱有多少订单,如果推17、18可能会丢掉15%的订单,所以他们给我的建议是16块钱,我觉得我当时真的不够敏感不够计较,我应该再多想一想,再多推一把,因为18和16的区别,对于当当来讲股东可以多得到百分之十几的股票。

  王巍:你的心里期望大家并不关心,关心的是既然达成交易了,那么这个交易的确认是双方同意的,已经确认的,因此这种情况下,李国庆在网络上做出这样的表达,你认为是不是合适?这是*。

  俞渝:我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李国庆表达的内容合适,但是方式不合适。我觉得国庆是CEO也是一个成年人,在他的微博中间有脏字这个是大错特错。

  王巍:那个内容当天已经拟定了。

  俞渝:我们是说这个价格定的好和不好是市场决定的。当当是12月7号晚上定的价,12月8号开始交易,CNBC的两个非常好的财经主持人问我,你的公司开始交易,你们的*股就是24.5开盘,现在涨到80%多,你有没有觉得贱卖了公司?这段视频录像大家在我网上都可以查到。我觉得的回答是对的,上市这个事情我一生只做一次,是对还是不对,我不是银行,银行可以有100次,他可以有很多参照系数说对和不对,因为这个事情上大家干的是良心活儿,而且我同意16或者18,我的前提条件是,那个时候我得到的价格是最合适的建议价,如果证明这个不是好建议我们应该尊重这个事实,那么16块钱定价24.5开始*股交,我当然是当当的股东,但是还有其他股东,我作为这个项目的CEO我认为低了,所以我认为国庆在网上说这个事情,他表述的内容是对的,但是形式我不认同。我希望以不这么刺的方式进行吧。

  王维嘉:定价从投行的角度他们也是估值,他们虽然有经验,但是并不可能完全预测开盘价多少,这种情况下投行是不是觉得是*的预测?

  俞渝:不见得。我现在在考虑这个问题,当当之前有一个英国的电子商务公司上市,那个公司增长率不如当当,利润率不如当当,但是他定价定的非常进取,当然这个公司跌破发行价,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情况。我下面要说的数字我自己没有研究,我希望有人专门研究。他们说去年上市的公司中间,我忘了是有40个公司还是多少个公司,反正是中国公司,他们头天涨幅都超过了50%,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九十年代MBA给我的教育是答复法则,IPO普遍上涨11%左右,好的IPO一般上涨30、40,如果超过就会有公司被低估的可能。我希望这个*的猜测是没有任何歧视成份的,在中国公司、印度公司、美国公司身上都得到体现,如果中国公司上涨集体性的超过某一个国家,我觉得是不对的。我希望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

  王维嘉:基本上所有的上市公司一辈子就上一次,就像结婚一样。

  俞渝:比结婚糟糕,因为结婚你的另一半是和你同担当,上市是要公司业绩永远扛下去,但是投行是会有下一个客户,这个关系更像病人和外科医生,你一生就割一次阑尾,但是那个医生一辈子可能割500个阑尾。

  王维嘉:投行首先*他要他的客户赚钱,所以肯定有动机希望把发行价压低一些,但是有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如果每次都压的特别厉害。那么作为做公司的一辈子就上过一次市,那么再做一次有什么第三方可以帮到你的吗?

  俞渝:现在台下坐的有汉能的陈虎,如果有第二次我会请汉能陈总,或者华星资本的(包凡(微博))帮着。前些日子记者采访完了我写过一篇文章,是一句歌词,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当上市的遗憾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歌词的感觉。

  王巍:我感觉问题有两个,*个不管你是怎么判断,最后的交易价不是用枪逼着你签的,这个签一种是投行欺骗你,另一方面是你们无能。那好,如果犯了*错误,我向社会公布我不仅被压低价格了,而且还无能,如果不这样做就起诉投行,因为他阴谋论。我想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会认为高估的,但是往往不会再承认第二错误。那么整个对中国一个系统的歧视就会引出更大的问题,去年在美国49家中国企业IPO一共拿到50亿,从上市数目占全部美国上市的1/4,就是27%。你作为一个去年的上市参与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他的阴谋会压低中国,美国认为你们系统上市造假,出现一大批的问题,那么这个你怎么来看,抛开当当网。

  俞渝:抛开当当网我会这样看,当当网上市过程中,在我路演的十天里,因为有很多是群体的会议,因为是大会可能来一百多个投资人,这样一共见到了应该有400个基金。我感觉这些基金对中国的热情非常非常高,道理很简单,基金是趋利的,增长点在中国,然后很多好的高增长的企业在中国,而且在投当当的基金里有的基金说的非常直白,说03年投了携程,等了很多年你们这个公司也跟当年投携程一样,在携程我们是2.7亿进来的现在携程50多亿,有的基金说我们投过新浪或者别人,让这么多基金对一个地区产生影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影响的前面是有一批像新浪、携程、百度、腾讯优秀的公司让基金偿到了甜头。

  那么个别公司出现账目问题、股价下跌,我觉得这个大数法则也好小数法则也好都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到了一个,中国公司质量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多投资人说他们对中国的期望值是高增长同时还要高质量,高质量是指高质量财务报表,各方面费用控制都做的非常好。我自己当当网的经历来讲,我并没有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就是说因为某些公司出问题而产生对中国公司不信任的事情。

  王巍:我能听明白,但是你坐在当当网的位置,你认为公司被低估了,有可能是系统性的对中国的歧视,当谈到中国一批上市公司出现问题时你认为是个别案例。

  俞渝:我认为系统性歧视是可能性之一。可能性之一,就跟医患关系一样,每个事情都很个案,如果一个银行家面对一个客户如果我不太在乎,他也会觉得不太在乎,因为我的确是一个不太在乎和计较的。我觉得第二个因素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觉得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中国公司普遍存在着定价偏低,所以都表现出之后的上扬。还有一种可能在投行看来客户碰到一个姓于的不在乎,那就退的容易,碰到一个姓王的非常在乎就退的难一点。那么作为投行来讲你去推和控制价格的力度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到底占多少我说不清,但是这两个因素都有。

  王维嘉:因为很多路演的时候到最后会拍桌子,因为定价的问题是企业家和投行的问题,你们是什么气氛?

  俞渝:一天10来个会45分钟一个,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我进一个屋子就开始讲行业发展、战略、定位、竞争,过去三年、今后发展,我大概差不多讲5分钟、10分钟,然后下面一个一个的问题,然后我一个一个很机械的回答问题。我没有拍桌子。

  王巍:我们现在把话筒传到下面去,我想首先我们请陈宏,你能不能用两分钟评价当当这个案例,你怎么看?

  陈宏:我在美国也是把企业带上市,也作为CEO也路演过,也参与定价,最后也上市了,股价从13、14涨到73块。我觉得投行的过程都是非常准的,一旦介入第二次定价不能超过20%,那个时候当当知道的价钱大概有多少要购买,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从整个IPO的过程到最后的上市其实结果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当当作为一个企业还没有盈利,我觉得做到这样的市值。

  俞渝:没有,盈利了,09年盈利了。

  陈宏: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的的确确希望投行能够帮助做到非常准的股价。我个人一般来讲企业和公司会在*的状况下把价钱做到最合理,因为两边都要让。再加上现在互联网整个的中国热,美国Facebook现象确实给企业很高的估值。我觉得俞渝做成这样的CEO是蛮可贵的。我们在上市的时候也有被骂的,那恰恰骂我的也是最后买我股票最多的,这个时候也是对你的心理测验。那我觉得国庆表达的意愿是对的,但是方式是不对的。但是他的的确确代表了企业家的无奈。所以我是希望以后给中国企业家一个借鉴,能不能在将来更加充分的了解这个过程,这次至少国庆把这个过程挑起来了。

  王巍:谢谢陈总。应该补充一下,整个的俞渝在网络上的评价很高,无论从承销商还是业界来说对俞渝女士非常认可。我们很希望看到俞渝当场痛哭流涕。

  俞渝:有痛哭流涕的时候,但是今天跟俩帅哥在一起美还来不及呢。

  上市公司如何与投行沟通

  王巍:现在大摩女现身是不是还太早,这样我们先少等一下,我们先请“美林女”出来,她做投行的。

  美林嘉宾:刚才王巍说的50个上市我自己大概做了5个。我觉得我想跟俞渝沟通几个方面,我刚才听你的描述,我觉得作为投行业来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你的投行团队的沟通不太好。我想从一个特别心平气和的角度来讲,我从一个外围者围观角度来讲问题是出在沟通方面。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好的沟通?跟夫妻一样,如果沟通不好一个巴掌拍不好。所以为什么沟通不好要想想。

  俞渝:如果给当当估值只是50倍的PE我完全同意,但是你和我都明白,上市的价格是那一天的供需价格同意的,你可以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杯子只值5块钱,但是在有50个人购买一个杯子的时候,这个杯子也许只到了40块钱,如果可以40块钱卖掉这个杯子,那么好的一个公司应该去够这个40块钱,而不是把这个杯子再压到30块钱,因为市场上每个投资人都有自己的考虑,有的人是有稀缺性,就像买房有的人为了买地点,有的人为了买这个房子的户型。当当来讲,我觉得当时的供求关系在那个点上是可以有不同价格带的,就这个事情来讲,假如说供需关系讲当当只有20倍的PE我全然接受,如果供需关系说当当可以有200个PE但是只得到150,那我会反思。

  美林嘉宾:我觉得你还是和投行沟通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还是恭喜俞渝,这还是非常好的结果。第二中国以后的定价还是很高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其实挺好的。

  王巍:我想请俞渝再作一个回应。当然我们不希望把投行的谈判桌放在这儿,但是显然这个事情没有结束。

  俞渝:美林女的确非常美,我们认识很多年,我们大概有4、5年不见之后还没有时间跟她讲,她比以前更水灵了。当当这个定价我事后的反思是,其实作为企业家和投资银行,我们双方都应该很诚恳和很诚实的面对现实,我们之间是有利益纷争的,投行内部也是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做一些决策。我觉得无论怎么讲制度缺陷和制度缺失是要考虑的。

  王巍:我们刚才谈的是上市,大家知道十几年前美国的创投非常活跃的时候,当时*批海归回来是作为创投回来的,王维嘉是当时特别出色的人物,他带来了很多观念、想法,但是可惜那个时期整个投行界不看好中国整体的概念,仅仅是技术节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今天和当年完全不一样,所以想请王维嘉做一个总结,从过去10年到15年,整个中国在国际资本需要认可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对于未来,有什么专家的建议,因为在座很多都有可能在未来有机会加入,王维嘉也是我们国际委员会委员,他也有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留5分钟给王维嘉做一个评点。

  王维嘉:我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当当也是十年了,这中间至少有两次没有抓住中国热,其实当时当当要想出去也可以,那你为什么选择现在的时间点。第二作为中国的企业,上市的话至少有好几个选择,一个是A股,一个是香港,一个是纳斯达克,或者OIC,为什么你们选了美国的OIC?你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俞渝:*个关于公司做了十年多才上市,我经常跟我们公司的人说,上市并不是我做公司的目的,我觉得一个公司做的好有三个出路,一个成为一个增长的有盈利的独立的公司;一个出路是上市;还有一个出路是卖给比自己块儿更大的。就我个人来讲我情愿选择这一条路,就是成为增长性很好、盈利性很好的私营公司,不做上市。但是这个公司做了十年之后,我要面对希望能够有高盈利的投资人,手里有期权的员工,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希望把奥拓换成奥迪的心情。所以当当的上市不是从资金角度,因为我们现金流一直很强,更多的是变现,给股东和所有人的变现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选择更早,我一直希望公司有点规模,我当时心中的规模是公司销售额过10亿,过了这个点我觉得会有一定的稳定性。

  关于地点的选择,也是选择不太多,A股的市场听中兴CICC的人介绍过,没有特别听懂,有很多关键点的路径会被打回。所以就觉得不是1+1=2简单的过程,所以还是觉得境外上市比较好。另外当当有风险基金、对冲基金当股东,他们变现来讲在A股是很难被安排的,所以选择美国。另外我觉得美国投资人和欧洲投资人对电子商务的理解程度,他的关注点会比香港投资人更熟悉这个行业,所以相对香港美国又是更好的选择。

  王维嘉:我总结之前我还是想看看下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嘉宾:我想首先问一下俞姐,都是做企业的我很能理解你,做企业如果被投行低估以后企业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心情。我原来看过一篇文章,当时马云讲到阿里巴巴在上市的时候,他说我不希望股价定高,他说如果定高了跌破了发行价,那么很多投资商和股民会对阿里巴巴失去信心。所以我觉得他当时的那个心态不知道你怎么看?后来事情证明了是正确的。当当上市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换做是我的话,一方面我会觉得低估很难过,但是另一方面上市本身就是一个好事儿,所以想安慰一下你,换个角度考虑这个事儿可能幸福感会更多。

  俞渝:我同意马云讲的,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作为CEO一定要把业绩做好,包括有一个好的定价,而且我认为这些投资人也跟当当的顾客一样也要善待,所以不能有跌破发行价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CEO同时要用很严格的数字要求自己,这个时候不是说幸福指数这种东西糊弄自己的,因为公司不是一个人的,公司是所有投资人的,也包括员工的,如果投资人和员工应该多得到10%的回报时,我作为CEO应该拳打脚踢的扑这个10%,这个是我的工作,这个时候心情等等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一边。

  现场:我回答刚才的几个问题,我是中金的赞助商。第二个去年美国公司平均收益不大,没有特别明显的议价,但是前十个涨幅最高的中国占了三个。第三个如果怎么可能做到*?我想或许有机会跟您一起去美国,有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

  王维嘉:这件事情看似是娱乐事件,其实这里真的揭示出很多东西来。其实他后续发酵的效率,本来大家做完这一次都不提了,就算吃亏也忍了。国庆就要说出来,其实说出来对我们做企业是有好处的。那么我这辈子就做一次上市,我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已经知道了至少下一次要做功课。我觉得这个讨论还是挺有价值的,我们看似是娱乐的论坛,其实最后讨论的都是特别严肃的,甚至到了专业术语。今天我觉得最失败的就是我和王巍,本来我们要把她整哭了但是她一直在笑,对不起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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