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入侵新加坡的夜生活

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一家典型的中国移民开办的家庭 KTV门前，招牌略显陈旧，霓虹灯在夜色中却格外耀眼，尽管色彩有些剥落，但仍努力地闪烁着，试图吸引着过往稀落的行人。点歌机的界面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设计，不时传出麦克风故障尖锐的爆鸣声。

门前台阶上，招徕顾客的女人静静倚坐着，衣着精致却土气，眼底疲惫，手里夹着一支半燃的香烟。烟雾在夜色中缭绕，与周围的灯光交织成一幅朦胧的画面。

一瞬间，你好像来到了中国三线城市小县城的夜，老电影里，又好像时间倒退了几十年。

但，这是2024年5月。

百步之内，新加坡河两岸灯光逐渐亮起，狂欢开始了。

穿过一条素净的小巷，未加修饰的大仓库里隐藏着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空间 ——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排 名第 一的夜店 Zouk。Zouk 创始人为华裔面孔，新加坡籍，被称为新加坡 House music （一种电子音乐）教父。

2015年，Genting Hong Kong 收购 Zouk，英国与中国香港混血的Andrew Li 接任 CEO。那一年，Zouk 估值4000 万新元（约合2.12亿元人民币）。

射灯频繁旋转，切割着黑暗，随着节奏的脉冲跳动，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迷幻氛围。才华横溢的DJ操纵着混音台，打造出动感的节奏，舞池中挤满了年轻男孩女孩们，发了疯地摇摆。画面好像来自未来。

过去与未来，落后与前卫，两种极端在这里并行。这是属于新加坡的魔幻现实。

新加坡的娱乐行业就像是一个微缩的全球化缩影，不同文化、风格、阶级的娱乐场所被极限压缩在这个面积仅与上海相当的国家当中。

而中国商人，正在这种极限当中探索中餐之后的下一个出海风口。

跳海酒馆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积极筹备新加坡首店，作为出海首站；去年入驻新加坡的海伦司，正酝酿着第三家门店；一家华人创办的连锁 KTV 在重新装修、扩大包厢面积，在保持 C 端业务增长的同时，扩大 B 端业务优势；在新加坡从事娱乐行业9年， 拥有超十家连锁KTV、跳舞俱乐部、liveshow 的嘉德娱乐，四月底开出了新加坡目前唯 一一家大型中文 Livehouse；嘉德娱乐同时在承接国内娱乐品牌落地新加坡的合作咨询，想要进驻新加坡，并因此咨询过与嗨翻创始人、CEO 鲁漭合作的国内小酒馆、跳舞俱乐部、高空电影酒吧多达十余家……

实际上，只能说这些品牌创始人都来自中国，但不少人的国籍已经是新加坡或即将成为新加坡，也有十余年前就入籍的新移民。

娱乐行业并非新加坡的优势产业，很多品牌出海新加坡的意义更多在于品宣而非盈利。

同时具备华人文化和发达国家商业传统，让新加坡成为各种意义上最合适的首站。

Zouk 已经扩张至拉斯维加斯（2019 年）、东京（2023 年），并即将在今年四季度开到洛杉矶。

“新加坡绝 对是一个理想的发射台。”Andrew Li 是 Zouk 集团 CEO，他解释道，“新加坡有着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位置、友好的商业环境和强大的安全性。Zouk 在新加坡的声誉，为其向其他国家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信誉。”

跳海酒馆创始人兼 CEO 梁优告诉虎嗅，跳海的第 30 家店落地新加坡，是为了验证跳海“先有人再有店”的社群模式在海外能否成立：“新加坡做成，东南亚就成。”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来到新加坡，娱乐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国内截然不同。

“高昂的房租和启动成本，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对于本地市场、法律法规的理解，相应的运营管理措施调整都是难点。”梁优总结。

时间差里的机会

中国品牌在新加坡拥有两重时间差。

第 一重是疫情带来的机会窗口期。

新加坡在疫情中损失了近 2/3 的娱乐行业门店。整整28个月，所有门店都处于不可营业的状态，整个行业阴云密布，不堪重负从而关停的品牌比比皆是。

疫情放开后，坚持下来的品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中国品牌也有了进入市场的机会。

第二重是中国娱乐行业设施、内容产品相较新加坡的丰富性和先进性。

新加坡有大量国际化的知名夜店、酒吧，多为欧美品牌，但中文产品和场所较少。

因此，很多中国品牌来新加坡考察后，会感到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占据着市场空白和经验优势。

确实，新加坡娱乐行业的软硬件都显得不那么先进。

“新加坡家庭式 KTV 的目标客户是本地人，不是游客。因为新加坡 KTV 行业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对游客来说没有吸引力。”Olivia （化名）2017 年在新加坡开出第 一家 KTV。当时，新加坡很多 KTV 用的还是带线的麦克风，点歌用的不是手机而是遥控器，“非常老旧”。

于是，她借鉴了中国的 KTV 硬装与内容形式，将门店装潢得十分摩登，提供了市面上少有的产品，获得了扎实的成功。目前，她已经在新加坡开出 5 家门店。 

“现在新加坡 Livehouse 也许是一个商业上的空档期。”Olivia 对虎嗅表示，“但 Livehouse 对场地要求太高，需要面积大，层高高，满足要求的场地在新加坡商场很少见。”

嗨翻 Livehouse 抓住的就是场地优势，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高空间，无立柱，又方便停车，又配合大量的餐饮。”鲁漭说，这确实是绝 佳的物业条件。

“2022年4月娱乐行业重启后，很多场所都进行了升级和调整，目前已经接近中国一些更为先进的形式了。”鲁漭告诉虎嗅。

硬件之外，新加坡娱乐行业从业者也学习中国品牌的内容与模式。

疫情期间， Andrew Li 受到中国俱乐部在封锁期直播表演的启发，向游戏硬件公司 Razer 联合创始人、CEO Tan Min-Liang 提出在新加坡做类似事情的想法。于是，Zouk 与 Razer 合作的直播平台 Bigo Live 一起，策划了一系列闭门 DJ 直播。

第 一场直播在 2020 年 3 月底进行，三个小时内获得了 20 万次观看，最高峰时，来自新加坡的 5600 人同时观看了直播。要知道，新加坡是一个仅有570万人口的国家。

在这一系列演出中，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发送的虚拟礼物的部分收益将支付给 DJ，并抵消闭门表演的制作成本。“还有一种品牌推广，当有一定数量的人上网观看时，就可以采取合作和赞助的方式。” Andrew Li 指出，包括马爹利在内的酒类合作伙伴已经表示有兴趣参与。

由此可见，新加坡娱乐行业“落后”于中国的几年时差里，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这似乎也是跃跃欲试的中国品牌们的共识。

鲁漭告诉虎嗅，他接触过的国内娱乐行业从业者，绝大部分都对新加坡本地娱乐市场缺乏客观认知：“他们都觉得新加坡娱乐场所普遍没有国内装修得好，没有国内声光电配备得好，没有国内舞台内容好。所有方面我在国内做的都比这里强，我把它搬过来，就一定能成。”

对于参与到新加坡的娱乐行业竞争者来说，要明确的一点是，领 先的商业模式和优势平移到另一片土壤，不见得适合，必须因地制宜。再成熟的商业模式、硬件软件、没有熟悉本地市场的运营体系支撑，也是无法实现顺利落地。

“新加坡没有真正的市场空白。”鲁漭说，每个细分领域都有玩家在做。因此，从各自视角理解本地市场，找到自己明确的定位和差异化优势至关重要。

比如说，嗨翻 Livehouse 有别于包间遍布的 KTV 可以服务全年龄段的广泛客群，只能在单一空间里服务明确的目标用户。鲁漭放弃了更年轻的客群，把目光集中在 30岁到 55 岁的大量商业人士、专业人士、做工人士。舞台内容针对这些人群特征设计，华文歌、粤语歌、英文歌比例，舞蹈时段比重， DJ时段比重，都根据核心的市场定位来进行规划。

总之，面对时差，要谨慎对待，小心 Jet lag（时差病）。

有形的手  

“政府政策是新加坡娱乐行业浮沉主要的决定性因素。”鲁漭毫不犹豫地告诉虎嗅。

这只“有形的手”在新加坡发挥着绝 对力量，这也给中国品牌们带来了一些陌生的震撼与不适应。

以禁酒令为例。

由于酒类是新加坡严格管制的产品，所以酒类的牌照（酒牌）需要到新加坡警察局备案申请。

“以前新加坡的酒可以卖到凌晨6点，现在4点之后就不能卖酒了。”Olivia 提到，在2013年10月生效的禁酒令实施之前，持有酒牌的场所能卖酒至清晨6时。禁令实施后，里峇峇利路到克拉码头李德桥一带的酒廊和夜店，每逢星期天和平日凌晨3时过后，一概不准卖酒；星期六及公共假期前夕，禁酒时间从凌晨4时开始。

实际上，很多门店只能申请到售卖酒类到夜晚12点的酒牌。数家中国餐饮品牌、酒吧告诉虎嗅，他们曾经或正在为酒牌而苦恼。

新加坡的各类酒类许可证

创始于2009年的华语流行音乐夜店上海娃娃，2018年称受禁酒令影响，生意严重受挫，宣布结束营业。据从业者说，上海娃娃声光电、舞台内容一流，在当时“即便拿去中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因为政策调整的原因直接关停，令人感到可惜。

这和中国的商业环境显然不同。近观新加坡的近邻马来西亚、印尼，也不曾有如此严格的规定。紧邻新加坡北侧的新山，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凌晨，海关一侧热闹非凡，有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喝酒唱歌；另一侧却是祥和宁静。

酒牌只是政策中的一环。

“一旦政府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来限制娱乐场所的运营，比如说改变娱乐场所经营区域划分，缩短运营时间，减少牌照数量，那么娱乐市场就会面临一个大的调整。”鲁漭说。

比如说，2022年7月，位于市中心的乌节大厦内的夜总会和酒吧被告知，其公共娱乐许可证在2023年5月31日之后不会更新。超过该日期也不会颁发新许可证，总共有12个商业单位收到通知。

警方在2023年7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只有一家未透露名称的场所获得了继续营业的绿灯，并获得了将其公共娱乐许可证临时延长两个月的许可。声明称：“这是一项政策决定，是政府持续努力管理该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状况以及分歧的一部分。”

乌节大厦位于乌节路，新加坡最著名的商圈。也就是说，政府一纸公文叫停了这栋核心地段大楼的娱乐活动，并不留任何余地。一家新加坡媒体描述这一现象为“The party has all but stopped （所有派对都结束了）”。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规范化的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共识是，公民让渡部分权力给政府，换取政府的全方位规划与保障。因此，政府对于商业的干预也需要全盘接受。因此，熟知与顺应新加坡政策法规是中国品牌入驻新加坡的首要条件。

“娱乐可能是新加坡政府最不重视的行业。”很早就移民新加坡，从事娱乐行业多年的 Olivia 举例说明，疫情期间，餐饮至少可以两个人吃饭，但娱乐行业全面关停。

Olivia 分析道，比起强势的金融产业和新加坡主推的生物制药、海运等产业，娱乐行业贡献的GDP不算多，且又是最麻烦的行业，打架、闹事都是喝了酒以后会发生的。这在新加坡这样路边吐痰、乱穿马路均会被罚款的高度法治国家，显然不受政府欢迎。

同时，新加坡也缺乏本土娱乐消费的强需求。

新加坡汇率高，居民消费能力强，且新加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进入的国家高达194个，被称为“全球最强护照”。这些优势因素，加上国土面积小的特性，让新加坡国民喜欢出国度假。周末可以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稍长的假期可选择的度假地更多。

种种因素叠加，让新加坡政府对支持娱乐产业发展没有太大热情。

未来战役

鲁漭认为，随着中国品牌和中国模式的入侵，新加坡娱乐行业和中国娱乐行业的差距已经急剧缩小，竞争加剧，新加坡的娱乐行业将在近几年“卷”起来。

而 Oliva 已然观察到生意不好做了。她的连锁 KTV 营收在经历疫情放开后的迅猛提升后，回落到寻常水平，而竞争显著加剧。

娱乐门店数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0%左右，很多KTV 甚至开始打价格战。“未来3~5年，更多中国品牌进来，可能又会挤走一批现有品牌。”

消费趋势也发生了变化。

Andrew Li 告诉虎嗅，自 COVID19 以来，消费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尤其体现在音乐消费有所增加。特别是 Z 世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外出时探索更多的体验，对现场音乐活动的兴趣极大。

今年，新加坡政府明显已将重点放在吸引国际艺人来举办音乐会上。

Taylor Swift  演唱会为新加坡带来了4亿新币（约合人民币21.5亿元）收入；这和此前 Coldplay 乐队的演出一起，估计将为新加坡第 一季度GDP增长贡献0.25个百分点；火星哥 Bruno Mars 的演唱会也在四月如期举行。

这一趋势显著增加了进入新加坡观看现场活动的国际游客，这对 Zouk 的业务做出了积极贡献，引入了本地客群外的国际客群。

“挑战在于新加坡能否保持其在举办大型音乐会方面的主导地位。”Andrew Li 告诉虎嗅。

挑战与变化对灵活的中国商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尤其是在机会大量涌现的当下。

新加坡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克拉码头的最近一次大改造，将原本所占比重最 大的零售购物几乎全部“砍除”，引进了更多餐饮和娱乐项目。

国际化在新加坡不断升温。克拉码头不仅引进了来自伦敦的世界级娱乐场所 Ministry of Sound，还同时引入了其他几个国际娱乐品牌。目前，克拉码头的商业构成是“45%餐饮，20%娱乐，20%酒吧，4%零售，加之少量办公”。

这样的多元文化给中国品牌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任何品牌进入新加坡，面临的都是一场纷繁复杂的战役。

而新加坡只是第 一站。就如梁优所说：“全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城市都应该有跳海。”

全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城市，都会有中国商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