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份简历：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硕士，三次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在校期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被SCI收录。
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挺好找工作的？当然。即便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当下，这份简历也还是足以让他轻松手握几份offer。专业对口大概不是难事，薪资应该也还不错。
但如果他没有这样选择呢？我说具体点，他既不想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也不想过一种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他想当一名歌手。
那么接下来，他可能遭遇什么？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来自父母的质疑。再开明的家长心里大概都要挣扎一下。然后，他要做好准备，迎接一段可能穷困的生活。众所周知，如今这个时代，歌手成名绝非易事，要么参加选秀一鸣惊人（但选秀节目越来越少了），要么在短视频平台上率先出圈。在音乐作品被大众知晓以前，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可能走着走着，他会发现事情远不如料想，不得不中途调转方向。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潘超就是这样一个人。以上都是他的真实经历。他毕业于2020年，过去3年来，他没有上过一天“正经”班儿。写歌和唱歌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当然，他也拍拍短视频，经营经营个人账号，做一些兼职——因为音乐还没能带给他足够的收入，但他总得生活。
但话说回来，什么样的生活不需要代价呢？有时，他与已有稳定工作的同学聚会，他们在饭桌上的话题总是如此：骂领导、骂公司。他劝他们：“各有各的难处，先别冲动辞职，要考虑辞职了第二天吃饭怎么办、自己该干什么再做决定，不可能事事顺心。”
他当然也算不上事事顺心。但至少，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如今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并且愿意为此承受代价。用他的朋友钱弈成的话来说：“他的选择不聪明，但他选择了自己想要的。”两人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是因为“我是跟他做出相同选择的人” 。
#1 “我想看看，我们这一类人到底能够撑多久”
2020年6月，钱弈成从浙江来到北京，认识了潘超。那时，他刚从一家事业单位辞职——任职时间不到1个月。离职原因很简单，领导要他剪掉长发，他不肯。“辫子就跟我的青春一样，把辫子一剪，我的青春基本就没了。”他到现在都留着它。
钱弈成来到北京，打算做独立纪录片。他想拍一部有关青年人择业的片子，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2020年，临近毕业，他和同学们必须做出选择：留在大城市或回到小县城？听从父母意见或是遵循内心想法？选择稳定工作，还是做一份自己热爱、但不那么稳定的工作……据他统计，他所在的专业有80多个人，从事本行的不到10人，其他同学要么考研，要么考公，还有一种普遍选择：做销售。
寻找拍摄对象时，一位朋友向钱弈成推荐了潘超。对方又跟潘超说起钱弈成，听说钱弈成因长发事件辞职，潘超觉得，这人跟自己是一路人，能处。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2020年9月，两人*次见面，在潘超的出租屋里。那是一处合租房，潘超的房间大概15平米，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刚开始，钱弈成猜，大概是因为自己要过去，潘超特意打扫了一下。但他后来又去过很多次潘超家，每次过去，潘超的房间都很干净，他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说明他对生活和未来都抱有希望。”
聊天话题围绕择业展开。钱弈成的观点是，人生的重要议题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因此，人应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借此认识世界和自己。潘超对此表示认同。在追求“自己喜欢的工作”时，他们面临一样的“阻碍”：都无法得到家人理解。但他们又都觉得，就算得不到支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仍是重要的。
钱弈成决定拍摄潘超。通过潘超，他又认识了于盛——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同样热爱音乐。于盛成了片中另一位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清华大学研究生”这一身份在中国代表着*的优秀、充分的择业优势。但跟他们接触后，钱弈成发现，他们和千千万万当代年轻人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困惑。正因如此，讲述他们的故事，比讲述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故事力量更大。不过，相比困境，他们身上最吸引钱弈成的，是个体选择的价值，尤其是潘超，“他要找工作非常好找，他属于清华学霸中的学霸了。”
但他决定成为一名歌手。作为一个和潘超做出相同选择的人，钱弈成在拍摄时也带有一些无伤大雅的私心，“我们都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我想看看，我们这一类人到底能够撑多久。”
#2 月亮与六便士
如果将我们的生活比作一条河流，它通常由各种各样的转折和无数细节组成。细节构成流水，转折调转航向。
对潘超而言，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研究生时期。那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时刻。在清华，潘超又一次获得国家奖学金。这是他第三次获得国奖。在一个如此高标准的评价体系中得到认可，当然会带来莫大的成就感。
看到公示名单，他立刻给朋友们发信息，告诉他们他要请客吃饭。但快乐很短暂，持续不到2小时。然后，喜悦像烈日下的水渍，不着痕迹地蒸发了。他被从四面八方袭来的焦虑感笼罩。
这不是*次，但或许是相对强烈的一次，潘超意识到，自己并不享受这个过程。要获得国奖，维持优等生的状态，他就必须不停地抽打自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想多睡一分钟，但是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去实验室。”他解释，“如果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实验的人，这就很合理，因为这个过程，我非常享受它。”他见过这样的人，他的师兄，会在饭桌上兴奋地分享最新的科研成果，但他不是，“我是为了那个结果。”
为了成为一名优等生，获得一些肉眼可见的好处：比如本科阶段8000块钱的奖金，这次，作为研究生，他的奖金有两万多。可是，“这个东西有这么重要吗？”他摇了摇头：“不是我想要的。”
他对自己的专业谈不上讨厌，但兴趣一般。他只是习惯了被设定一个目标，就要努力达到目标。他不知道如何“不做一个好学生”。
即便被保送清华，进入实验室，事情对他而言也无本质区别。“做实验”是因为这是不能不做的任务。一旦开始做，好学生的那套行为模式就开始作祟：必须投入，必须取得一个好结果。
从小到大，他始终被灌输这么一个观念：这个阶段，好好学习是首要任务，爱好是爱好，有空再去发展爱好。他清楚地预测到，将来有一天，等他步入职场，人们还会继续这么跟他说：这个阶段你好好工作，有时间再去发展你的爱好。
可是，人究竟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呢？可是，那些能为他带来显而易见好处，比如认可、金钱的事情，带给他的快乐越来越少了。
研究生二年级时，一位老乡告诉他，朋友正在做练习生招募，可以教唱歌，问潘超是否感兴趣。潘超报名了。那家公司在南京，刚开始，整整七天，他都在录音棚里唱歌，嗓子与身子都到了极限，但每一天，他都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继续唱。*次，他躺在地毯上，想：我能不能以它为业？让我喜欢的事情在我生活中的比重高一些，再高一些？
他终于找到一件自己可以不问结果、享受过程的事。“那个状态比拿国奖爽多了。”他参加过两次清华大学校园歌手大赛。有一整个学期，他每到周末就坐高铁去南京学习唱歌技巧。连续三年，每天做完实验，他都躲进实验室旁的小会议室唱歌。通常是晚上八九点。不开灯，戴着耳机，尽情歌唱。唱歌没有目的，只是为了开心，完全出于本能。
直到有一天，会议室的门突然被刷开，物业的工作人员冲进来：“潘超，原来是你在这儿唱歌”——是的，大家都认识他，“有人投诉你，说整个环境学院都是你的声音。”他的*反应不是害怕、惊恐或害羞。事实上，他有些兴奋，环境学院有十几层楼，“我的音量已经练得这么大了。”
钱弈成的片子《有人在唱歌》中，故事在这里暂告段落：毕业后，潘超决定继续从事音乐行业，他参加选秀、回学校演出，经历质疑但仍坚持；于盛进入央企工作。获得央企offer的过程十分顺利，于盛开玩笑般地告诉我：“我是全清华最顺利的。”——这是他面试的*家企业，一击即中。
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个，一个选择了月亮，另一个选择了六便士。
#3 “我都没有碰到天花板，就不要说是天花板限制了我了”
潘超的母亲起初无法理解儿子的决定。
《有人在唱歌》里，潘超母亲问钱弈成：“你觉得他做（歌手）这个选择你能理解吗，我就希望他不要走下去，因为我本来就不希望他走这条路。”
许多年前，高考填报志愿，潘超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学新闻。那时，他渴望成为记者，为此一帧一帧地看新闻节目，学习提问技巧。但母亲不同意，她认为这个职业太不稳定，还有一些未知的风险。
两人有过短暂的争吵。最终结果是，潘超屈服了，他听从母亲的话，去一所211大学学环境工程。
他陷入自我谴责中：一定是自己不够坚定，才没有选择自己想学的专业。他感到期待中的未来正离他而去。入学不久，潘超频繁地去做心理咨询。
但这不是什么特殊个例，类似的情况，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见过太多，早就见惯不怪了。每年开学，总有那么十几二十个学生找过来。他们的苦恼很类似，无非是高考没考好、选了不喜欢的专业……咨询师告诉潘超，你不是情绪问题，你就是不敢面对自己。
摆在他面前的选项有两个：留下来，好好学习；或是复读、重考，获得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回去重考一年，你妈*再也不敢给你选专业了，但是你敢吗？”咨询师问潘超。
“我不敢，我很明确我不敢。”潘超留了下来，他加入学校的记者团，采访、拍片子、剪片子，以此方式接近想做之事。他是这样劝慰自己的：我都没有碰到天花板，就不要说是天花板限制我了。
4年后，清华保研面试，10位导师坐在他对面。他们先是提和科研有关的问题。接着，一位导师问：潘超，我看你简历上写的都是做过什么报道、纪录片、节目，你干嘛不去报新闻学院的推免？
潘超愣了一下，脱口而出：“我觉得环境学院比较需要我。”全场哄堂大笑。第二天，他收到了环境学院的录取通知。
后来他承认，这是一种“功利”考量的选择。改换赛道，“我拿在手上的武器就不多了”，那意味着，他的专业成绩不管用，那些“专业*”的title不管用，“我的国奖好像也没那么管用了，我做的实验也不管用了”。他要拿已有的成绩，去打一场一定会赢的仗。
#4 “你为什么放弃清华的专业”
在这个时代如何以歌手为职业？
唱片行业早已萧条，新人靠发片出圈几乎不可能。相识的音乐制作人对潘超讲述过一个残酷事实，去北京大望路上拍板砖，一下能拍中100个会唱歌的人。言外之意是，会唱歌的人太多了，但这行有时需要运气。或者说，更需要运气。
那段时间，偶像男团很火。公司想把他打造成高学历偶像。他那时稀里糊涂，乖乖听从公司安排，练习舞蹈和唱歌。事后回想，他笑道：“我脑袋大、个子小、跳舞四肢还不协调，怎么能当偶像？”那年他23岁，练习完再出道，“已经二十五六岁了，职业生涯只有5年，对吧？要让那么多人喜欢，我这个长相大概得先去削个骨、整个容、植个发，这些跟我能控制的事情就相去甚远了。”但歌手不一样，五六十岁一样能唱。
还有段时间，他疯狂地给各大综艺节目投简历。一些面试通过了，但最后节目没立项，不了了之；一些节目让他做飞行嘉宾，有一两期短暂的露脸机会，但常常与音乐无关；还有一些节目没看上他，“能告诉你‘你不合适’的已经是非常靠谱的节目组，大部分没消息”，他去问，对方客客气气地回答：“已经定人了，下次有机会再合作。”意思就是没机会了。
2020年10月，十几次面试无果后，他终于获得一次机会。央视《上线吧！华彩少年》给了潘超这张选秀节目的入场券。全公司都很兴奋，老板对他说：你很lucky。
但当潘超站上央视舞台时，运气似乎没跟着站上来。*期节目，他唱了自己参与作词的歌曲《栋梁》，歌颂少年壮志。演唱结束，现场氛围有些不对劲。
评委杨幂问潘超，为什么想要放弃清华的专业，想要做歌手？
潘超回答，唱歌这件事情是自己从小就喜欢的，“科学研究给我带来的是去观察世界的眼光，音乐给我的是内在的能量，我希望把这种内在能量传递出去。”
甄子丹“批评”他“太自我了”。“清华大学那么难得的机会，你可以为社会、为世界、为国家做多少事？”
杨幂问他：“5年、10年以后，你觉得还会是像你现在以为的样子吗？”“你家里人支持你吗？”
“其实我妈不太支持我。”
“我要是你妈妈我也不支持你。”杨幂说。
舞台上，潘超不停地擦汗，他很紧张。尴尬持续的时间比节目最后呈现的更长。在他的感受中，争论持续了至少30分钟，且“激烈百倍，更加尖刻”。
下台后，潘超脑袋嗡嗡响。他的*反应是退出节目录制，这个想法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走到第二现场门口，却缺乏勇气进去，重新面对镜头。他在节目录制的户外园区一圈一圈、漫无目的地走。他的手冻僵了，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给公司打电话，告诉经纪人，他不想继续录制了。
经纪人组织团队开了个会，很快给他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对方语调高昂。经纪人告诉他，大家都挺开心的，因为这意味着，潘超在节目中一定会有曝光量，他不会沉寂。接下来，他们该考虑的是如何做好宣发。
事情的确如此。*期节目播出后，潘超的片段成为当期节目的*爆点，但这种“出圈”方式让他感到难为情。看到舞台上的自己，他哭了。他心中充满委屈，为什么舞台上的那个他看上去如此狼狈？
之后的几期节目录制，潘超始终以一种“去工作”的心态面对它。但他还是很痛苦。录制期间，他住在节目组安排的酒店里。好几次，他躺在床上，周围一片漆黑，他感到床正在重重地往下坠。一些人发微博私信骂他，“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天赋，你别干这个了”“你浪费了社会的资源”……
更可怕的质疑来自自我。他开始怀疑自己此前所谓的“热爱”是否是一厢情愿的假象。舞台之上，他好像没那么享受了。唱歌这件事情不再让他感到快乐。
他被“毒打”了。
他找了很多人聊这个问题。心理咨询师告诉他，他有了一些抑郁的情绪，接下来，他要做两件事：*，干点别的，哪怕只是看看电影，让自己积极起来；第二，想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是什么导致的。
#5 "贫穷的痛苦可以忍受，不能做音乐的痛苦不能"
2021年年初，整个节目播出期间，为了配合后续宣发工作，潘超一直在南京的公司里待着。
他睡在公司沙发上。每天醒来，他和工作人员们面面相觑，没什么宣发工作需要配合，也没有新的工作进来。有段时间，他很少和母亲联系。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她。
2021年2月，农历新年，潘超回了趟老家江西。儿子在《上线吧！华彩少年》中的舞台表演，潘超母亲刷了无数遍。对评委们的话，她“既有点不开心，又觉得有点高兴”，她希冀儿子能听导师的话，重新做职业选择。
2021年4月，潘超从南京回到北京。交完一季度房租后，他接近身无分文。一天，潘超对钱弈成说：“我现在兜里的钱比我的脸还干净。”
母亲给他打了点钱。刚开始，他每天在家吃速冻饺子。后来学会了做饭，9块钱能买500克鸡胸肉，两块钱能买一大摞白菜。在外面买一份西红柿鸡蛋盖饭至少要20块，自己做，2个鸡蛋成本2元，2个西红柿成本价在1.5到2元间，好一点的普罗旺斯西红柿也只要4块钱。他会去饭店一口气买上10份做好的白米饭，冻在冰箱里，饭前拿出来解冻。
做饭比做实验简单多了。再简单的实验也要十几个步骤，做饭三五步就能搞定。他很喜欢由数字标注的世界：配料多少克、烹饪时间多长，越精确越好。他为此买了把小秤。
穷困潦倒时，潘超也考虑过找份与音乐无关的工作。但那样的念头很短暂。他说，贫穷的痛苦可以忍受，不能做音乐的痛苦不能。
毕业至今，他只试图找过一次工作。那是毕业前的秋招，学校照例统计就业情况。老师问他工作找得如何了，他说还没找到。“你投简历了吗？”他答，我一个都没投。老师又问，你是不是有深造的想法？答案还是没有。
一天，他偶然看到学校里有人发放传单，一家教培机构对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打造了一条特殊的就业通道。这是他当时见到的给钱最多的企业。他去听了这家企业的宣讲会，三天后递交简历。负责招聘的HR邀请他试课，试完课，HR说：“潘超，我不跟你聊了，我让部门负责人跟你聊。”
面试时，负责人问：“假设在你的工作过程中，有一档节目要录制，但你同时有课程要完成，你会怎么选择？”
“我当然选择课程，这是我的工作。”潘超答。
对方又问，如果是一个可以做音乐的工作机会呢？你是否会因此放弃我们？
他很干脆：“会。”
不久，HR给他打了个电话。她说，他们是做教育的，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一批批看起来优秀的学生，然后让这批学生进入到一个体系中，继续培养优秀的机器，“如果你现在有这么明确想做的事情，你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潘超从对方的语气中感受到她的喜悦和满意，“这种满意不是对一个求职者的满意”，是对一个年轻人的。
这就是他*一次正儿八经的求职经历了。迷茫之时，他也冒出过重返学校、继续读书的念头：回到熟悉的体系中，获得一些必将获得的认可。但假如这主要由逃避驱使，他知道，那他就不该去干这件事。
渐渐地，潘超想明白一件事。他状态低沉，问题不在音乐上。是那些场景，那些质疑让他不舒服。音乐没错。
#6 必要的创作
他开始录制一些翻唱视频发到网上，都是时下流行的歌曲，《起风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孤勇者》……B站上，那些视频少则一两万，多的有90多万播放量。开始有制作人找到他，邀请他参与他们的企划。
此外，他从公司那里获得一个机会，为广播剧《狂想计划》写歌。《狂想计划》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故事，人类幸存者由于地球生态被破坏，移居到另一个星球，发起“狂想计划”，试图拯救地球与人类。
*首，他写得很快。Demo发过去，老板决定，把剧中的4首歌给他写。那4首歌风格差异大，有抒情、流行、摇滚、电子，短时间内，他集中出产了一批具备商业卖点的作品。
潘超逐渐建立了信心，开始整理自己这些年陆续写出的作品。制作人给了他很多反馈。比如，他乐感好，但技巧尚缺，还没学会如何包装自己的声音。过去他不理解。*次进录音棚时，老师说他的声音“没有动态”。后来还有一次，他录制一首轻快的歌，老师一再提醒他：“你要唱得开心一点。”他的*反应是生气，或者说不服气：“我已经很开心了。”
只有等到日后，他听得越多、唱得越多，才终于理解了什么是动态，发现通过他的声音传递出的痛苦与快乐未必与他内心感受到的完全一致。
2022年，一个念头从潘超心里升起：如果我要发一张专辑，我该写些什么？油然而生的答案是：写一个少年的成长心事。里面有故乡，有情感，有儿时的懵懂与挫败，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怀疑。
*首，他想写爱而不得的暗恋情愫。他想描述自己的行为“愚蠢”，在键盘上输入“yuc”，跳出来的*个词是“鱼刺”。他突然觉得这个意象很妙，爱而不得的感受，像锋利的鱼刺扎进身体，“刺破喉咙/刺破心脏的残局/沉入河床/沉入血液的事情”。他兴奋地分享：“写完之后，有一种获得作品的释然。”
还有一首，他写牛顿。最开始，他想用牛顿的物理定理类比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苹果掉向地球与地球掉向苹果是一回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就像两个人彼此走进，这也是相互的；又比如，人们通常认为摩擦力是阻碍，但物理世界中，摩擦力有时是动力，会带动物体前进，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有时会推动关系向前。
为了写这首歌，潘超复习了高中物理知识，翻阅大量讲述牛顿的传记与纪录片。然后，他推翻了自己。牛顿的物理世界如此庞大，“给我的触发好像已经超越了那种简单的人和人之间的情爱关系”。牛顿终生孤僻，做研究时几乎不与人往来，观察太阳时，他拿一根牙签往眼球里扎，用这根针调动眼球变化，仿佛那是一面透视镜，他因此发明了折射式望远镜。
潘超重新确定了这首歌的主题：一个看似孤独，但精神世界非常充实、一点都不孤独人。
显然，他的*个版本更贴近大众。制作人跟他讲，你看到的世界和大家看到的世界是有一定差别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牛顿的三大定律，对他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发明家，或者知道那颗掉落在他头上的苹果。要面向市场，必须想好这首歌扑街的概率。潘超回到家中，坐在桌子前想，暂未得出结论。
但创作是必要的，行动是必要的。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担忧总是提前到来，不确定自己的创作是否足够好。“我接受我可能就是一个很幼稚的创作者”，他不再期待自己迅速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创作者，他知道他需要时间，才能让能力匹配梦想。
#7 "毒打"
2022年，潘超搬家了。独居，大开间。在离市区更近的老小区里。为了做音乐不扰民，他对房子进行了重新装修，在墙体里装入隔音棉。
房间很干净。墙壁、门、地板和家具都是白色的，功能性为主。朋友*次来他家，说这里像快捷酒店。另一位朋友来，说：“你是一个生活极其无趣的魔羯座。”
钱弈成注意到，潘超在柜子上摆了很多奖杯、奖状，有跑马拉松的、唱歌的……唯独没有任何跟学业有关的。当我跟潘超提到这件事时，他说：“我身上被贴上的学习的标签已经够多了，够有说服力了，我不用再贴出来了。”
但另一方面，他知道这些标签有用。他不排斥，可以愉快地拿它们开玩笑，甚至主动将“清华”做进短视频标题里。还有段时间，他亲手剪了很多节目中导师“骂”他的视频选段，发在不同平台上。
他与果麦文化签了合约，双方共同经营他的自媒体账号。他将这些事情统称为“工作”——一个中性词，区别于唱歌。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态度。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选题会，他表现得果断又有主见，但没有太多执拗。
他专门学习过如何运营账号，不能有太强的个人意愿，要设立清晰的目标，考虑数据、流量，要配合团队，*能将自己放在经纪人、编导的位置上自我审视。该妥协的就妥协，音乐是他的自留地，自媒体不是。它的“营业”属性更强，因为有了流量，多接一个耳机广告，就可以兑换成一首歌的制作成本。
在为自己做一张专辑这件事情上，他就是他的甲方。他学习了制作一张专辑所需的每个步骤，摸清了产业链——“但仍不知道怎么赚钱”。为此，他必须自己攒钱，他开始做一些兼职，主动寻求机会，做策划、当讲师、写文案、参加节目，为自己的账号找广告合作……他越来越相信，优雅又体面地把钱挣了是运气。
假如有机会重新回到那个舞台，他是说假如，他一定会表现得更自如。他会更大胆地表达他的想法，那些有别于评委的想法，他要问问他们，一个清华研究生为什么不能去当歌手呢？“自我”又有什么错呢？
#8 他看见了宇宙全貌
2022年年初，钱弈成的纪录片终于剪完了。但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
于盛从央企辞职了，工作时间不到1年。他的工作不算忙碌，但每天晚上下班后，他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东西了。他申请了英国*音乐学院的offer，出国读书去了。
事实上，离开清华前，于盛曾有一个从事音乐行业的机会，比潘超顺利得多。国内一支音乐组合邀请他加入，给他开出税前七十多万保底、上不封顶的年薪。他很想去。但母亲无法理解他。她一辈子生活在苏北小镇上，身边朋友的孩子要么是公务员，要么在国企工作。
他跟母亲说，乐队愿意找*的老师培养他，应该珍惜机会。母亲先是答应他。第二天醒来又后悔了，告诉他，妈妈愁得一夜没睡，担心得头发都白了。
他有些犹豫，不够坚定，错失了机会。有段时间，他频繁地找潘超“诉苦”。直到有一天，他下定决心，辞职了。
他最近在读瑞·蒙克写的维特根斯坦传记《天才之为责任》，维特根斯坦认为，天才受到召唤，有使用天命的责任。于盛认为，自己的“天份”主要体现在创作上，因此，他应该想办法靠近天份、释放天份，勇敢地追求它。
在他看来，勇敢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而潘超比他见过的多数同龄人都勇敢。他在毕业那一刻就做出了与多数优等生不同的选择，“他甚至不怕被人嘲笑，就为自己的梦想负责，这已经超越很多人了。”
但有时，他担心潘超将“追梦”作为一种政治正确。把“虽然很艰难，但依然走在这条路上”当成使命。他时常想，如果潘超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尽管用于做音乐的时间会减少，但也许，他那颗创作的心反而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写出东西。
潘超知道，也许早晚有一天，他需要靠别的工作挣钱，养活自己的梦想。甚至，他毫不避讳地说，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好在他的梦想不是做一个有名的歌手，而是在想要表达的时刻，写出来、唱出来、发出去，让更多人听到，获得共鸣。
钱弈成知道，潘超需要一件作品证明自己。今年就是他的关键节点。假如不成功，他大概会将音乐作为爱好，找一份工作，业余做音乐。钱弈成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有人在唱歌》获得了一些纪录片奖项的提名和一些平台的展映播放，这些足以支撑他继续做下去。
钱弈成平时喜欢听电影配乐，尤其喜欢久石让为《坏孩子的天空》做的配乐。那部电影讲述的同样是一个与青年择业有关的故事。片子结尾，一事无成的小马和信治回到原点，骑着自行车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转。小马问信治：“你觉得我们完蛋了吗？”信治回答他：“胡说八道！我们还没开始呢！”
潘超最近看了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作为一名清华理科研究生，前半小时，他看得异常愤怒：这就是民科！继续往下看，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那些看似“不正常”的主角们身上，他看到了自己，“他们看见了宇宙的全貌，拥有最热烈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