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有很多可解读的空间，对他的纪念，*的指向是阅读他的作品。
7月11日，94岁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与世长辞。昆德拉1929年生于捷克，1975年起在法国生活，6年后加入法国国籍。2019年，他重新获得捷克公民的身份。
昆德拉写过诗集、小说、文论、剧本，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笑忘录》，文论《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医嘱》等。2020年，他获卡夫卡文学奖。
早在1987年，昆德拉就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当年获奖者为约瑟夫·布罗茨基。学者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评价，“布罗茨基是*够资格的，但接下来的十多个获奖者很难说都比昆德拉强。”不少读者关心他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而真正的读者明白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标杆，正如昆德拉本人不喜欢标准答案。
昆德拉的作品中，最为大众熟知的是出版于1984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小说让昆德拉名气骤然提升。作品之间的关联与音乐的共通，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自己的小说建立在许多基本词语之上，就像勋伯格的十二音列。
他在1984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在《笑忘录》中，词列如下：遗忘、笑声、天使、力脱思特、边界。在小说的推进过程中，这五个关键词被分析、研究、定义、再定义，因而转变为存在的类别。小说建立在这几种类别之上，如同一座房子建立在它的横梁之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横梁是：重、轻、灵、肉、伟大的进军、狗屎、刻奇、热情、眩晕、力量和软弱。”
1984年小说出版后，《巴黎评论》的记者去采访昆德拉。昆德拉的书房令他印象深刻，“看上去更像一间学生宿舍，而不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的书房”，“书架上满是哲学和音乐学的书，有一台老式打字机和一张桌子”。这或许证明了昆德拉的某个侧面，在意精神实质而非外部虚名。
昆德拉不希望谈论自己，而是愿意更多地谈论作品。突然间的名气让昆德拉不自在，当聊到媒体对他小说的评价时，昆德拉说：“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他曾对《新观察家》说，“对必须谈论自己感到厌烦，使小说天才有别于诗歌天才”。
在中国，昆德拉首次进入读者视野，也与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时间相一致。昆德拉译者景凯旋曾在文章中追溯，“最早向大陆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先生。1985年，他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南美的马尔克斯、东欧的昆德拉，认为他们是当代两个最重要的作家”。
昆德拉有很多可解读的空间，对他的纪念，*的指向是阅读他的作品。
昆德拉探索小说的可能性，学者吴晓东评价：“他试图重新为小说立法，因此他才激赏奥地利小说家布洛赫对小说本质的理解：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
“昆德拉的小说学价值或者说诗学意义上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是继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地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现了新的小说样式，让我们知道小说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同时启示我们小说更可以写成别的样子。”
小说的可能性是什么？吴晓东在对比小说和电影这两种形式中，指出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维度：“小说大可不必在电影面前感到自卑，而是相反，恰巧因为有电影，有其他体裁的参照，才真正突出了小说的本体特征，让小说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的优势所在，什么才是小说独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其他体式无法替代的，明白小说的可能性是什么。”
谈到昆德拉，人们都会谈到“Kitsch”一词，音译为“刻奇”，被翻译为“媚俗”，前者更能涵盖词语本身的意思，后者有人认为是误解，也有人认为能够拓展这一词的多层次的意义。“刻奇”究竟指什么？这要回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语境中，他的“两滴感动的眼泪”的说法更容易理解：“刻奇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刻奇成其为刻奇。”
昆德拉曾在采访中说，“刻奇，而非娱乐，是真正美学的灾难。”（注：引用译文在原译本基础上，“媚俗”以“刻奇”代替）
复调式结构和梦境，也是昆德拉作品的特点，是对卡夫卡的延续。吴晓东解读“复调”在文学上的含义：“一部小说中有多种独立的、平等的都有价值的声音，这些声音以对话关系共存。”学者袁筱一在接受澎湃采访时聊到昆德拉作品中的“复调叙事”谈道：“小说里除了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在梦境中分裂出去的人，这个人会在梦境中和所有的历史真实人物对话。”
昆德拉重视想象的力量。他说，“对于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你什么也理解不了，如果不能懂得想象本身就有价值。”他赞同诺瓦利斯的观点，“梦让我们远离生活的无味”，“用它们游戏的欣喜，将我们从严肃中解脱”。
昆德拉对语言艺术的探索，蕴含其中的哲学理念和对世界的发问，启发人们尽量去看清世界的本质。比如，在意发问，而不只是寻找一个标准答案，是理解世界的一个方法。这从他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中可以观察到。
昆德拉认为，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在故事里，询问世界：“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则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
昆德拉不希望只有一种可能性，对待小说如此，自己的实践也是如此。吴晓东对此分析：“昆德拉在小说中引入了哲学文体、报道、传记等，同时又借鉴音乐和电影的手法……但这样一来，昆德拉的追求就不可避免地导向了悖论，一方面声称小说要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寻找独属于小说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甚至哲学历史文体的界线，这也是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所共同面对的一种悖论式的境地。”
一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万事万物也彼此关联。昆德拉早期用捷克语写作，后来用法语写作。当语言与政治关联时，昆德拉希望更多地去聊作品和哲学，而不是政治。艺术在某些时候的相通之处，令人感到遥远的相似性。正如坂本龙一在《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中提到的：“本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语言却给出了界限。当然，这种界限有它的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觉得这可能说就是人类谬误的根源所在。”
参考资料：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吴晓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0月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
《米兰·昆德拉之于中国的意义和影响》，景凯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