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2 年，中国绿公司论坛回归 4 月 22 日-24 日举办，本届论坛聚焦“产业科技”和“经营创新”，研讨企业创新式增长，来自政产学研界的 500 位专业人士将汇聚论坛共建生态。在为期两天的论坛期间，22 日下午至 23 日上午分论坛场次包含：【产业生态会议】研讨企业发展和增长的硬科技；【专家专场】行业专家引导企业家精神23 日下午【全体会议】将聚焦前沿科技、人工智能、绿色发展与企业融合。
本场《产业与投资的双向奔赴》的产业生态会议，由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旻担任主持人，其他嘉宾分别为：
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邓锋
第四范式联合创始人胡时伟
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
TPG中国区董事长孙强
亚信创始人、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
瑞穗中资企业CEO兼中国总行副行长丸木健太郎
中关村龙门投资董事长、亚杰商会会长徐井宏
兆易创新集团董事长朱一明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CEO张懿宸
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 产业与投资双向奔赴的话题是经过主办方认真的考虑，联想本身就是一个做这方面起家的，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化的机遇转化成了中国基金业蓬勃的发展，不管是品种还是类型都不断地丰富。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成长，今年募集的资金每年超过两万亿了，投资的企业超过一万家，从IPO的VCPE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70%，说明投资很好的支持了产业的发展，从产业这边我们全球*大的制造强国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
联想本身就是两边都有的企业，1984年成立专注于PC，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地发展，像联想这样国内的企业保证了中国各行各业能够跟全球相同的成本相同的水平进行信息化建设，推动了中国各行各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我们2004年收购了IBMPC全球业务，这当中也得到了投资界的帮助，TPG当时就是投了我们，支持联想集团收购IBMPC的全球业务，集团成为了全球PC*，现在他们还在做整体的转型，也成为一个综合的服务的供应商。联想控股2001年以后进行了对投资业务的拓展，企业从开始的创立一直到最后的上市，在每个阶段联想控股都有专业的投资机构对它们进行服务，管理经营规模超过了1700亿，投资了上千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一百家实现了上市，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将近一百家，现在每年保证大概有20家左右的上市，2001年开始联想控股通过用控股型投资的方式进入产业，现在旗下产业运营的板块除了联想集团以外还有一个打破光伏膜进口垄断的企业也已经上市了，在卢森堡我们收购了卢森堡国际银行，面向中国消费者提供高端水果和动物蛋白的佳沃集团。
联想控股在做产业和投资过程中走过这么长时间的道路，中间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思索，今天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阶段，不确定的风险是肯定的，这当中产业跟投资怎么样更好的结合，在新理念、新阶段和高质量发展下怎么找到各自的定位，是无论产业界和投资界站在今天角度去认真思考认真讨论的一个话题，今天的论坛恰逢其时，听听各位投资界和产业界大佬对这方面的真知灼见。
*个问题，结合现在和未来的展望，如何看待和理解产业和投资的双向奔赴，新的阶段、新的理念、新的格局下，这种双向奔赴有什么趋势以及外部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更有利于产业与投资的双向奔赴？
产业和资本如何结合？
邓锋：我是做投资的，北极光创投做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到现在十八年了。我觉得产业与投资的双向奔赴跟产业投资还是有区别，因为产业投资是一个产业到一定程度它要扩张，比如投资建新厂，这是产业自己做的事，跟今天讲的投资机构的双向奔赴不一样。产业做投资有些地方是合适的，比如扩产等等，但很多地方它做不好，创新的问题做不好，很多大企业内部怎么做创新？到一定程度发现由于各种机制的问题，比如原来的生意跟它有冲突，比如人员的激励问题等它做不好，在体外孵化一个或者跟别的投资机构一起来合作投资一些机构，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互联网大公司做的还不错，比如最早腾讯、阿里都投的挺好，最开始它想控股或者将来有一个权力把你收回来，到一定程度觉得这样可能企业家不喜欢，变成我们能不能不占控股，我占你*大股东甚至都不是*大股东，你企业也可以上市，互联网企业在开始那段时间做这种产业和投资双向奔赴做的挺好，到后来产生一些问题，互联网大厂力量比较强大可能就更强势，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产业和投资一起孵化科技创新我觉得有很多机会，今天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这也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要做这事，把产业和投资做在一起，比如新能源肯定需要巨大的投资，如果靠风险投资或者没有产业投入的话，产品就算做出来怎么准入作用扩产最后进入市场都很麻烦，有了产业投资就很好办，但是产业投资自己也不行，我们做创新企业投资的时候最关键问题是谁是企业的主人，企业家在企业里占相当大的股份，它不是一开始你给我做，做完了以后把你收购，它有一些激励机制，比如上市或者哪怕最后被并购回来，它的财务回报等等也不错，甚至在公司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战略，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市场打出来的，它不能完全由大企业决定你就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在这方面产业和投资的市场化必不可少。
说到投资还有一个问题，投资是什么样的投资？有PE、有风投，地方政府起很关键的作用，市场甚至政策开放地方政府支持的话对企业创新发展是很好的，地方政府、市场化的投资再加上产业怎么能一起做，现在我看到好的趋向也有些问题，比如国资很大，这些咱们就不细说了，产业和投资的双向奔赴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挑战。
胡时伟：第四范式成立八年左右，主体的业务一开始是帮助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基本上所有的国有或股份银行，像肯德基、星巴克的经营，围绕今天咱们的话题，我们去实践了一把。现在产业上来讲要去做到提升，每个产业都面临新形势下怎么提升，我们想投资的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有有效的投资。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讲产业的数字化或者企业的数字化，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变化？互联网早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这个时候投资往往投到创新，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我们去看一个产业的变化或者一个投资的时候，往往现在都有很多的数学量化的模型，我们说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投资，这个模型一定是基于旧有企业的成功，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矛盾，我们评判一个企业价值的时候用的是老路径，只有老路径才可以评判，但是这个企业和产业转型的时候它要用一个新路径，这里面会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怎么能打破旧有的规则对企业进行定价和估值甚至对一个产业的发展去计算它，这是*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创业之前我在链家工作，后来它变成了贝壳找房，我是链家搞数字化的第二个员工，当时我们就几个人在出租屋里内部创业，争论了很长时间，当时叫互联网，究竟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也就是说当时我们讨论问题就是很简单，产业的改造究竟应该是科技的大公司去主导还是应该产业的公司去主导，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想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答案，还是要以产业本身为主导的，然后我们把其他的要素放进去，这件事情放进去的逻辑里面从现在来看大概有三个点，现在不能已经叫路径和共性了，好象是有这么一点点规律。*点就是产业互联网，中国很多的产业，我最近聊了非常多的企业家，他们都在寻求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在当下的产业里面变成一个两位数的市场占有率的企业，这个过程当中说到它跟新的科技，它要把关键的从业者的要素，无论是牙医还是经纪人，最重要的要素进行解构，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替代和优化，一旦替代和优化了之后，在这个产业里面就能够突破原先的瓶颈，人越招越多，越招越差，人还会叛变，产业的管理者都关注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AIGC如何能够带来企业里面生产要素的变化，当下也会有一个革命性的支撑点。
第三个问题，主体如果是企业家的话，企业家最关键的问题包括我们投资者，大家如果不是按照旧的规律，比如我直接按照三张表对一个企业进行估值，究竟什么是产业变革的累计性指标和从这个企业内部如何去组织相应的资源去做，这三个点可能是今天在产业的提升和投资的回报之间能找到中间的聚焦点，如果地方政府现在搞数字经济，以前搞机房搞算力中心，但现在他们也会看一个问题，我本地产生的这些GDP和税收如何不被隐性的环境里拿走，过去修路修机场是过去的基建，今天比如营销、抖音这些东西是不是新的基建，这些问题我们围绕产业互联网、AIGC和整个企业的累计性指标，相关的政策和人才都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蒋锡培：做到产业与投资的双向奔赴首先从宏观上还是要更好的营造好的环境，比如我们的制度环境、政策导向还有我们资源配置，单个行业特别是单个企业难以做到的，所谓做企业也要宏观无限大微观无限小，没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家庭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在当下尤为需要全球考量、全球布局。尽管现在关系比较紧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等，但是最终还是殊途同归，它也是想本国经济和生活更好，我们更是如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个顶层设计还是尤为重要的，如果不是十年前或更早一点我们国家规划支持新能源产业包括风电、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哪有我们今天这个行业在全球的地位，以前要靠补贴靠支持，所以这一点我们感觉咱们国家在产业规划上，在区域布局上，产业战略和区域战略非常清晰，甚至国外的智库政治家们、企业家们，他们对我们二十大报告哪怕是每年一度的两会总理报告研究比我们还深，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从微观上讲还是要优势互补，坚持主业，各尽其能，各尽其则，各得其所。我们搞产业搞了38年，多少有点经验，今天还活着都很不容易，何况现在初心不改、信心满满，投资比以往任何一年还要多，像我们智能线缆在全球*了，尽管如此，我们这个行业的前十大企业还只占15%左右的市场，对远东这样的龙头企业而言无疑是*的机会，品质品牌的经济和生活一定是未来的方向。第二，我们尽管七八年前收购了江西一家电子公司，直接损失五十亿，间接损失两百亿，收购并购风险超级巨大，尽管久经考验，但是确实我们现在走出来了，我们现在的技术储备特别是团队也越来越强包括我们的智慧机场也是全国有五个一级资质之一，2/3的国内大机场还有2/3国际机场五一不是远东去参加建设和投资的，因此选择也很重要，我就做自己熟悉的，我们投资了356家企业通过十二年的努力才把它解决掉清理掉，真正的聚焦自己擅长的，这个是蛮有感受和体会的。
第三方面，把控风险，战略布局，坚持长期主义，需要有守正创新的文化品质。我们不招职业经理人，就招事业合伙人，职业经理人是短期主义，事业合伙人是长期主义，一旦创业失败要重新来过，比十年前特别是比二十年前要难上十倍甚至一百倍，所以现在的风险无处不在，真正遇到了巨大风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还得把握好这些，使产业和投资双向奔赴的意愿或目标更好的协同，更健康的发展。
孙强：产投结合、双向奔赴，首先是要发现痛点，第二是解决问题。投资分三大类：一类创新性投资，像北极光、红杉中国投的都是创新性投资，创新性投资的特点是发现需求、痛点，然后投资新的模式、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比如说像早年的的龚虹嘉投海康威视，段永平投网易，SIG投字节跳动，沈南鹏投资携程，都是很早的时候发现了需求上的痛点，能够慧眼识真。
增长性的投资案例也很多。解决问题的增长性投资，我觉得是合肥市政府投蔚来是最经典的案例。很多著名的机构都投了蔚来，但它在最困难的时候真正给了钱又给它生产上解决问题，让它摆脱困境涨一百倍的还是合肥市政府节骨眼上投的。增长性的一类是联想投神州租车，战略性的投资，不光给它钱还给它资本上的支持、贷款上的支持和发展上的支持，让神州租车能够快速的发展，在最困难的时候拿到了很多很好的资源，这就是典型的双向奔赴的几种情况。解决它的问题不光是资金的问题，还有人才问题和网络的问题。
变革性的投资是扭转了企业发展中鸡肋的问题和障碍，比如懿宸的中信投了麦当劳，解决了它在中国不能本土化不能落地的问题。早年TPG投资深发展解决了它的制度问题。国企改制实际上也是产投结合，做了投资也帮助它解决体制上固有的鸡肋和问题。
还有最近出现的企业的分拆也是有需求，大的龙头企业要把非主业的部门分拆出来。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案例百度金融，百度金融对百度集团的负债表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就需要有个外部力量进来给它做分拆，分拆的时候还很麻烦，要把未来十年两边关系理清楚，到底用不用我的数据，用的时候怎么付钱，在百度以前拿到的权证和股份怎么处理等等，这也是要解决的问题。改制的另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投了一个企业中和农信。它以前是国家扶贫基金会做扶贫用的，刚开始都没有成本，后来IFC投了资，我们这几年倡导的影响力投资就是要做ESG。ESG就是对社会有贡献，既要给农民贷款又要有商业回报。后来加入中和农信的投资机构越来越多，红杉、蚂蚁。我们进去的那一把最后彻底改制，把扶贫基金会的股份都收购，现在变成一个完全外部资本管理层持有的一个公司。
我们觉得未来的发展ESG、双碳也好，更需要产投结合。产业跟投资一起奔赴，因为这些问题不光是资金解决不了，还需要政府的力量，还需要企业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所以我们也在看很多新能源的公司，看电动汽车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的时候都碰到一个瓶颈就是怎么走出去，尤其今天地缘政治的情况下造成很多的困惑，外资企业在国内发展受到牵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受到一些阻碍，怎么样发现这些痛点能够解决它的痛点是我们投资机构需要提出解决方案的一个方向。
产业投资的几点观察
田溯宁：在座很多都是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人考虑你的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资本基本是全球化的，产品技术是全球化的，某种意义上管理层也在不断地全球化的过程中，现在遇到非常大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当时IP技术是美国的，2G、3G是欧洲的GSMA，在中国应用，我们获得了通讯、互联网巨大的发展，资本也是基本上到国外去上市，公司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这是过去三十年，过去三年五年我自己感觉无论从投资还是产业经营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公司到底属于什么？我们首先开始5G的归属问题，从华为遇到的政治挑战，中国这方面我们也在搞信创，安全公司在中国不能做了，很多公司要退掉要卖掉，这几年变成更大的挑战，我最近面临一个问题，什么叫中国公司？因为股东架构还是因为资本的属性还是因为我们的肤色，跟我们过去所有受的教育都没有关系，我们亚信有很小的业务在丹麦存下来了，过去十年好容易活下来，现在北约有规定这个公司若干年做不了了，我说是什么原因？它也讲不清楚，它说软件的开发应该在欧洲，数据将来放到什么地方在哪儿进行运维，全球技术面临着我们过去三十年没遇到的问题，最后我们做技术无论半导体、做软件都是代码，像字节跳动面临的问题，B2B公司现在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个问题无论从资本还是产品、企业的属性，过去我们习以为常获得收益的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是我想现在遇到的资本产业在全球的有个新词叫地缘科技，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
我前段时间由于困惑读了读历史的书，发现历史上这种事情有过，一个是电话公司，最早美国发明了电话，全球的电话基本是美国公司拥有，一战的时候发现电话是军事的一部分，电话从全球一体化变成各个国家有电话公司，怎么解决互联互通？又创造了ITO，电联，要解决它的漫游、结算包括号码的分配，通过分之后又联合解决问题，将来会怎么样能不能从历史上借鉴一些方式来考虑。政治家给我们创造很多挑战，政治家又有很多智慧，小平同志创造了一国两制，将来是不是一个公司也两制，总的来讲，过去三十年我们习惯的全球化带来技术的民族化，成本的降低，资本的全球化，可能这个时代逐渐在消失，新的问题在不断出现，而用传统的观念确实解决起来非常困难，尤其现在数据的属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可能也应该这么去考虑，汽车有左右方向盘，电也有110V、220V，将来是不是在这方面能做一些考虑，一方面现实经营是非常有挑战的，跟过去所谓的普世价值完全不一样，全球化的股权我们慢慢可以分散，时代的钟摆来回在摆，三十年收获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现在面临全球化带来地缘政治的挑战，我们如何发挥发扬过去企业家的精神，不断创新市场试错，我相信再有五年十年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个问题总能解决，更何况我们今天的资源比三十年前多多了，认识、认知、调整的灵活性包括产品技术能力，这是我最近的苦恼、困惑和一些思考跟大家分享一下。
丸木健太郎：大家早上好！我了解所有的产业都需要靠技术发展，今天我想分享一下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对于实现碳中和十分重要，这些公司需要技术创新和大量投资进行脱碳，需要中长期努力，但是机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往往由于投资者没有充分脱碳而无法提供必要的资金，因此碳排放转型也无法实现，转型金融便作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普及起来。在日本为普及新金融除了制定企业战略外，还制作了分领域经营图可作为转型金融的科学依据参考，目前有十个领域制订了经营图，此外为了促进碳中和的转型金融，日本政府通过补贴提供支持，在这些政府扶持下，转型金融在日本得以普及，转型债券的发行累计数量和金额全球首位，按金额，大概占全球的10%，按数量大概占全球的20%。
徐井宏：看到这个题目我还没太理解，什么叫双向奔赴？好象原来是说爱情，两个相爱的人相互爱慕互相靠近，这些年时髦的词太多，我依然觉得企业是企业家的事业，投资是投资家的事业，总想包打天下。
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好的地方，不好的大家说投资的冬天来了，创业的冬天来了，其实我是蛮欢迎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投资界更加理性，更加专业，随着资本市场的变化，大批后期投资上市就破发，投了就赔钱，大量的现象在发生，可能估值体系和资本市场一级和二级之间不科学的配置倒挂了，这都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是这两年开始冷静了，专业的投资机构对项目没有像原来那么狂热，更加谨慎的研究，更加专业，从创业者来讲也有好的地方，更加务实更加智慧了，我二十多年就在干一件事支持创新和创业，我到现在一个观念，创业或者狭义的创业做公司只能属于少数人的事，谁都做是不可能的，市场就是这样，创业者更加智慧更加务实，也更加知道只有真正的创造价值才会有更好的未来，这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不好，我觉得挺好的，可能更符合规律。至于双向奔赴也好，大的产业机构也做了自己的投资，非常好，中国*的投资机构可能是几个大厂，出的钱更多，包括联想在内，一边做产业一边做投资孵化了大批企业，另一端从投资机构来讲可能很多现在对企业的联系更加密切，从单纯的财务投资向投资+赋能方向走，不要产生另一个东西，不要代替，创业者现在也很难，企业稍微差一点投资机构基本就直接上台了，很多很好的创业公司被投资机构霍霍死了，要求它这样那样，投资有时候急功近利也是希望短期获取暴利，我更希望投资机构更多的有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机构在中国更好的发展，这样投资才真正能够对产业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作用。至于环境，我觉得不要想那么复杂，2016年在济南的绿公司年会我就提了两年，环境来讲，无论从投资人还是从创业者希望有两个环境做好就可以了，*是清晰的完善的法治环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治环境的建设是我们国家面临或者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真正清晰的一个重大课题。第二，真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企业就是企业，国企、民企都是企业，之所以强调民企是因为可能觉得不强调民营企业家信心不大够了，什么时候中国能说不管这个企业是什么股权结构，大家都能公平的在市场上凭本事凭创造凭价值获取企业的发展，那个时候可能就更好了，哪个进哪个退都不太对，谁做好谁进，谁做不好谁退，真正的市场规律，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让它真成为决定性因素，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好，中国的投资也好都会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时代是个奇妙的时代，充满着不确定性，也造成了各种困惑各种焦虑，但是我觉得在任何不确定性中都有确定的一面，无论产业、无论投资、无论政府，向善而行，向真正能够让世界更加文明，人们更加幸福的方向去走，如果反了就会是恶果，所以也希望不管是创业者还是投资家，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所做的事上能为这样一个方向一个向善的方向去努力的做一点事情就会未来更好！
朱一明：我有三个观察。
*，中 美关系有可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全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中 美关系是不确定年代*的确定性因素，所以在这个确定性因素下导致很多不确定事情发生。我们只能想办法往前走，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所有产业在这个大格局里要确定自己的边界和底线，然后寻找方案。
第二，中 美关系同时也在创造机会。我们原来一直在考虑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能够占什么地位，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中国市场有足够的潜力撑起我们集成电路产业，市场刚需更多了。中国资金充沛，投资也很多，中国集成电路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产生的投资机会还是蛮多的，但是要看在哪些赛道里做什么东西，越困难的地方可能越有投资机会，因为做成了就很大。当然也有悲观的看法，觉得你做不成，这是两种论调。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做成了回报很大。
发展快的时候一定会泡沫横生，泡沫大了破掉肯定是撑不住，适当的泡沫永远是允许的，说明这个产业有热度，产业链上的机会很多，长期还是要鼓励并购重组。并购重组方面的机会，也是资本的机会。现在创业投资上我觉得热点在上游，因为制造一般投资都投不起，太贵了，制造肯定不是一般人投得起的，但它确实又是最核心的，一定要打造。制造能不能起来，也是决定中国集成电路能不能真正起来的关键。上游周边投资的机会比较多，这三年是窗口期，很多人愿意回来创业就是因为有资金有机会，在集成电路产业未来一段时间投资机会还是比较蓬勃的。国内市场打通产业链障碍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机会，最终还是要看应用，风险肯定也是很明显的。
半导体注定是周期性的行业，将来在很多半导体产品根本不会缺，只会过剩。公司会过剩，产品会过剩，产能也会过剩，这个一定会发生的。无论未来ChatGPT还是机器人还是元宇宙，半导体行业需要这些新领域去解救，否则没有应用，创造无穷大的产能怎么办？
半导体从诞生开始就是全球性行业，如果要分化变成中国为基地的产业和美国及其同盟一个产业，大家都要面临市场都不够大的问题，会导致回报率都在下降，会导致大家将来的研发投入变少，会放慢半导体产业未来进步的步伐，
第三，关于我们自己做的尝试。我们看到纯粹的VC模式在中国也很难发展，为什么联想创投做得好？后面有联想，为什么大厂做得好，我们看到未来的产业投资逻辑下某种程度要依靠大厂。我们的基金最后怎么做，这些年也在尝试，以强大的产业去支撑，在产业里去辐射。我们看到用产业自身去撬动资源，跟政府合作做母基金，做直投，做产投，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大厂也做出来了，反倒是像美国基金的投资模式，特别人民币基金上施展的空间会比较困难，属于散打派，会比较困难。而且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也看到投资基本上就在硅谷，区域化很严重，但在中国是遍地开花。我们更多从产业的思考，通过跟这些地方之间的结合和适当的社会化基金的结合，是能做一些事。以产业为核心，辐射力比较大的公司，它的产业投资逻辑某种程度是成立的，只要这个产业还在蓬勃发展，从母基金到子基金是有比较强的延续性的。
张懿宸：“双向奔赴”这个词我琢磨了半天，我是*次听，没完全理解，但是双向奔赴的前提是得有两个单向，投资这边的方向我还理解一些，从我自己的本业先说，单向奔赴在投资界是往哪儿走。中国整体投资三个阶段，联想控股本身就有三个阶段，从VC到成长到后期的并购，中国的市场一直以早期和成长期为主，占市场百分之八十多，在美国基本是反的，成熟市场大概70%左右是并购，我们是因为在中国市场误打误撞也好，我们刚开始相对聚焦在并购市场，我们在一个全世界而且可能是历史上很少见的*的一个成长资本的市场中坚持去做并购，好在中国市场足够大，什么样的机会都有一些，到了今天方方面面的条件已经决定了我们整个投资界从方向上来讲一方面会保持早期的投资，无论是中国人本身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政府政策的导向等等决定的，另外一方面随着经济整体的成熟，产业需要整合等等，即使在*进增长最快的半导体行业最终面临的也是要有一个行业的整合，要有集中度，这方面并购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很多同行业都把投资策略做调整，原来做成长期的开始往后端走。
并购的机会我们看是几大类，*类是大企业的分拆，无论是外企、国企包括民企，都有这方面的动向，麦当劳某种意义上是外企的分拆，把中国单独分出来。原因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的消费者比以往成熟了，第二，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麦当劳改名叫金拱门，从媒体传播基本上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它也知道这后面有中方股东，现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更多的外国企业考虑不见得完全退出，但是是不是找一个中方的伙伴做这个事情，这也是某种意义上是产业和投资双向奔赴其中一个结合点。
我们历史上是做国企改制起家的，中间有成功也有一般的，生生的把投资做成产业了，双向奔赴人家没走我完全到那边去了，这是国企，但是这类机会越来越少，它有你也不敢碰。民企过去那些年举债比较多，现在需要还债，流动性的问题，不得不变卖资产，这类也很多，属于分拆类的。第二类是整合类的，中国很多行业非常分散，集中度非常低，在电缆行业原来是一万三千家，现在已经整合到剩了五千家，行业前十加起来也就是百分之十几的规模，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整体经济的效率有空间做大幅度提高就是简单的整合，中国很容易出C端的巨无霸，大平台，就是因为最终的选择是消费者自己做的，中国只要从C端往上上一个层级就会发现toB的企业普遍不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每个创始人每个公司真正熟悉的客户就那么多，它不是靠产品靠服务取胜，关系在中间起一定的作用，这个格局我认为在十年的高压反腐压力下有所改变，在toB区间大家越来越多的看产品看技术看服务，很多传统上在西方可以做很大的toB的行业，最简单的设施管理，在西方都是出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公司，设施管理需要的人员培训，需要好的IT系统，需要提供好的保安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完全是有规模效应的行业，但是在中国做不到，现在很明显这个行业开始整合了，我们就并购过一个小的平台公司，觉得它团队非常好，在这个基础上过去五年并了七家公司，销售从3亿6变成了32亿，这样规模的扩张这样的机会也很多。最后是*代民营企业家最终交班的问题，在座无论做投资还是做实业的，我们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交接班又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咱们继承的选择比较少，独生子女，孩子不愿意干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外经常说中国人都是家族企业，台湾、新加坡、香港、东南亚华人，我说不同的是人家孩子多，孩子一争本来烂企业成香饽饽了，从并购的角度讲，这个趋势我认为是非常明显的，机会也都在，这是从投资的方面去看的一个趋势。
双向奔赴我有一些观察有一些观点，这个词很少见，我认为是很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词，因为在西方的产业中，产业和投资更多的是一个替代关系，产业很少参与早期的，产业最后参与到投资中间往往是并购，所以你很少见在中国经常发现的比如咱们在A股市场里中间有一段非常风行的所谓的上市公司的并购基金在国外是见不到的，那个完全是监管上的特例，因为你想把它放在外面将来再住进去，种种这一类的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事情，在外面大家自己的目的都非常清楚，产业要什么，双方之间产业的目的和投资的目的在大多数时候是不匹配的，最简单的一点，投资是要退出的，除非你做大的战略布局改变它是不需要退出的，这是最简单的就已经注定双方从上床的*天就是同床异梦，这就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因为在中国因为出现了大家各自的痛点，痛点是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它很多是缺资金的，它缺技术，它还缺创新的机制等等，你把双方的痛点放在一起意识到在中国这个产业与投资之间的双向奔赴它的基本条件是成立的，后边是有支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