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终于可以回家过年，走亲访友了。”
2023年1月，重启的春运大军，让即将到来的春节更加有了烟火气。已经独自在北京度过三个春节的张澄在抢到回乡的火车票后，便开始了回家的倒计时。
不过，在想到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意时，他却犯难了。
以前，每年他都会给亲戚们准备1万到2万元的红包，长辈的红包大，晚辈的红包小，希望以此传递自己曾经感受到的那种关爱，但这几年基本没有什么年终奖，自己的月薪也不过15000元左右，对于要不要“大手笔”发红包，张澄犹豫了。
过去几年都给村里老人准备数万元红包的桦昭倒是表示，“今年不计划铺张发红包了，也不打算回乡下了”。
从多位受访者的描述来看， “量力而行”或将成为今年人们互发红包的一个关键词。
发红包开始量力而行
人们的发红包习惯的确正在发生改变。
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的万剑，因为近几年行业不景气，近几年身边朋友结婚基本上都没有包红包，他也调侃自己为“铁公鸡”，“我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场婚礼，都是以伴郎的身份出现的，这样不仅可以省下红包钱，还能拿到新人给的感谢红包”。
与此同时，过去三年在返乡人群规模下滑的背景下，曾经面对面的拜年、串门和收红包也有所减少，微信红包则成为许多人的替代方案。
不过，今年春节客流量预计将有明显增长——春运期间（1月7日到2月15日）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同比增长99.5%，大致恢复到2019年同期70.3%的水平。
对于许多人来说今年或许是久违的能够返乡过年的一个春节，但当被问及今年会不会多备一些红包时，许多人的反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春节的红包预算也就只能“量力而行”。
事实上，关于红包的压力已经由来已久。2018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45.4%的受访者最近两个月随了3~5次份子钱，84.8%的受访者坦言份子钱让自己有压力，网上也常有“随份子/红包花掉我一个多月工资”的相关讨论。
老家在安徽的文月表示，家里亲戚之间有“谁后给红包谁翻倍”的习惯，比如谁家小孩先收了一个亲戚200元红包，这家小孩的家长就要给对方孩子包400元。文月曾经总是扮演后给红包的一方，有一年，为了减少自己包红包的压力，竟将自家孩子先偷偷“藏”了起来，等自己先给亲戚孩子发完红包，再让孩子露面。
90后暖暖表示，自己从小就有做丁克的想法，未来是不是要结婚也没有想好，所以对别人来说朋友间500元、1000元、2000元的结婚红包可能就是一种你来我往的“类金融活动”，她的顾虑就是随出去的礼以后可能没机会收回来了。春节回家也是，她为此解释道，“为了减轻过年红包过大的压力，不让自己过分心疼，一直以来，除了父母和外公外婆，其他亲戚我都只包100块，今年也是一样。”
南北方的红包差异
作为红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友婚礼的随礼是一个“大头”，但金额多少大多取决于关系亲疏和过往的“人情账本”。多位受访者表示，普遍来说单个红包的金额至少在数百元，关系较好的朋友和亲戚至少都要1000元、2000元了。
除此之外，80后、90后更有感触的还有春节期间的新年红包，那么全国哪个地方的人给红包的压力*呢？
2018年记账理财App挖财曾根据用户记录的数据生成过一份“全国压岁钱地图”，揭晓了这个谜底——图上显示国内34个省级行政区中，有5个地方人均压岁钱在1000元至3500元之间，13个地方在500元至1000元之间，剩下13个地方则不到500元。
如果简单计算这34个省级行政区划人均红包金额的平均数，结果就是863元。
整体来看，大部分地方人均压岁钱的多少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低基本是正相关，大致呈现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但其中也有一些相对极端的存在，比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第五和第七的广东和福建，人均红包金额分别为50元和3500元，是地图上*和最高的存在，而且两个省份还紧紧相邻着。
事实上广东的红包也叫做“利是”，发红包则被称为“派利是”，在全国范围内以“金额小、数量多”出名。老家在广州佛山的90后麦麦告诉市界，通常一个春节下来，自己能收到上百个红包，普遍都包着5元、10元、20元，小时候还常常有年长的长辈（*到103岁）会给自己1元的红包，但大家都很开心，只是图个吉利，并无攀比。
区别于国内大部分地方，广东的利是并不只是给自家亲戚准备的，而是“见人就发”，人们见面后只要互道一声吉祥话，就可以获得一个红包，熟人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都会互发红包，不少已婚同事也会给未婚同事们准备。
此外，当地还有一些与红包有关的特别“规矩”，比如结了婚的人在给新年红包的时候通常是一双一双地给；顺德人结婚则不收随礼红包，一般会撕掉红包封的一个小角就退回去，表示心意已经收到了。
与此相对的是地图上人均红包数额高达3500元、位居国内*的福建，其中莆田更是以人均12000元成为国内人均红包数额最高的城市。
老家在福建福州的李糖表示，身边同学、朋友每年能收到的红包总额大多在数千元，依照每家人经济条件不同有所区别，单个红包金额大多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自己小时候一年可以收到5000元左右的红包。
值得注意的是，这张“红包地图”上莆田单个红包金额达到12000元，家住莆田的几位年轻人告诉市界，确实有这种现象，但仅限极个别村子，比如忠门、东庄等，这些地方有许多人家里做的是医院、黄金首饰和红木家具等比较赚钱的生意，给孩子们包上一万元的红包，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正常。而莆田其他地方，单个红包金额普遍在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来自山东烟台的陈峰回忆，小时候老家还有过年给祖辈磕头领红包的习俗，一般是长辈正经坐着，6岁以下的孙辈在大家的注视下正经磕一个头，多了也不行，磕完了大家还会喝彩，然后自己就可以拿到一个几十元的红包，不过近20年左右周围人基本已经很少看到这种习俗了。
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红包习俗也反映着不同的地方文化，比如经商氛围浓厚，因此养成务实而灵活性格的广东人；比如对风俗礼节颇为重视的福建人；比如身处孔孟之乡，对儒家文化更为推崇的山东人；也比如兼具南北方特征，性格豪爽而细腻的安徽人。
从一毛钱到一万块
发红包的习俗，并不是一天炼成的。
婚礼的“份子钱”事实上可追溯到明朝，在那之前参加亲友婚宴多是以送礼表达心意，但明朝朱元璋曾下达过一份《教民榜文》，其中有一段描述是“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意思是平民百姓有穷有富，遇到婚丧嫁娶这类事情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周济帮忙一下。
刚组建小家庭的方然对此深有体会，“前不久因为买房花光了所有积蓄，偶然翻出了结婚时亲戚朋友给的红包，度过了资金最紧张的那段时间，突然明白随礼、红包既是祝福也是老百姓之间一种类金融活动。”
相比之下，新年红包的演变更具年代感，金额的增长也较为明显。
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被称为“祟”的鬼怪，会在年三十的夜里触碰小孩的额头，给他们带来惊吓和病症，人们于是有了边看春晚边“守祟”（守岁）的习俗，也有了“压祟钱”（压岁钱）的存在，让小孩可以用这些钱贿赂鬼怪，辟邪保平安。而晚辈给长辈的红包则有更多“压岁”的意味，表达的是希望长辈们能够健康长寿的美好期盼。
20世纪50年代币制改变后，压岁钱开始五分、一毛地给；60年代，许多人家经济水平不高，还一度流行用糖块来代替红包；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单个红包的金额慢慢从几毛钱、几元钱涨到后来的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对如今的“90后”而言，数百元至上千元的压岁钱红包，也已经是稀松平常。
随着红包金额的增长，红包里的人情世故也更多样。
随着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有所成就的人们，也开始在春节期间给家乡的老人送去象征感激与祝福的红包，他们每年过年发放的红包总额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千万元。
2015年春节期间，刘强东和妻子章泽天回到老家江苏宿迁，给村里六百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了一个万元现金红包。李嘉诚在自己89岁的时候，到一个服务于老人的社区中心拜访，给老人们合计发了1000万元的红包。
这种企业家“给同乡老人发红包”的做法，有过相关报道的还有湖北济安堂董事长陈国平、盐山薛记炒货创始人薛氏两兄弟，以及也是宿迁人的企业家陈光标等等。近几年网红经济兴起，快手“一哥”辛巴，以及查理王、草帽姐等以带货发家的网红们，也加入了回老家发红包的大军，以此作为自己事业有所成后分享收获的一种方式。
当然，说到过年发红包，不得不提近几年在春节期间争相撒红包的互联网大厂们。
自2015年微信上线红包功能且与春晚合作，2016年支付宝开启“集五福”发红包的活动，抖音、快手、拼多多等大厂也纷纷入局。据统计2021年春节期间13个App共发放了181亿红包，其中红包总额超20亿元的有7个。
但大厂普遍增速放缓甚至业绩下滑的背景下，2022年春节期间“红包大战”明显有所降温，红包总额相比上年同期减少了一半以上。就在互联网公司连续赞助春晚8年之后，2023年春晚的互动权益也从红包变为了礼品，且赞助方不再是互联网企业，而几大App公布的红包发放金额也继续缩水。
红包金额随着经济发展、行情变动有所调整，但人们寄托于此的情感总是纯粹而美好的。
在北京从事专利行业的雨宁表示，前几年买房、生娃期间，父母和公婆都给到了很大的支持，现在每年过年他和先生都会给双方父母一人包一个万元红包，以示感激。
张澄也表示，虽然今年没有为家人准备更大的红包，但打算带爸妈去逛街，也会带亲戚的小孩们去外面消费一下，让他们挑选自己中意的礼物。
“我一直怀念当初收到红包时的喜悦，所以从工作*年开始，每年都会很用心地挑好看的红包纸给小朋友们包红包，而且会告诉他们可以用红包买任何想买的东西，并不一定要买书买本子。毕竟人能有多少单纯的快乐呢？小时候收到红包的时候应该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