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下简称《报告》）显示，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至39.0岁，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呈加快趋势。
《报告》显示，2020年，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浙江，其中东三省超40岁，分别为40.84岁、40.44岁、40.31岁；重庆、浙江则极为接近40岁，分别为39.97岁、39.77岁。
众所周知，长久以来，东北三省的打工人年龄在全国最高，与当地少子化、老龄化以及人口流出等有关系。那么为什么像浙江这样民营经济、小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打工人也年龄偏大呢？
12月24日，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院研究员陈佳对时代财经表示，首先，人口老龄化是最巨大的趋势性因素。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排名中，重庆高居全国各省、直辖市之首，高达31.86%；而浙江则全国排第四，达28.27%。
“除了人口老龄化因素之外，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也是另一个极为强大的人口结构驱动因素。”陈佳表示，重庆、浙江的城镇化率较高，农村地区大量年轻人进入到城镇。
“此外，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相对发达，其平均预期寿命在国内处于高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高了浙江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陈佳解释道。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12月24日对时代财经指出，打工人越来越老，会来带产业升级的困难以及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甚至引发未富先老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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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重庆稳居前四 浙江第五
最新《报告》显示，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三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打工人”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40岁。而在2020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2018年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湖南。也就是说，东三省与重庆，近年来打工人年龄一直相对较高。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曾对媒体表示，近几年，东北整体人口数量在持续下降，少儿占比较低是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一大原因。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侯建明在著作《中国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及其影响研究：以吉林省为例》就提到，东北地区工业化起步早，在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推行力度大，而这也使得该地区较早地进入了少子老龄化阶段。
另一方面，东北人口流出也是全国较为严重的地区。根据七普统计，与六普相比10年间，东北地区人口流失达1100多万人。以2019年为例，黑龙江净流出17.99万人，吉林净流出11.03万人，辽宁净流出4.11万人。
另一个稳居打工人平均年龄榜单前五的则是重庆。
时代财经采访两位专家均表示，重庆的劳动力人口年龄逼近40岁，主要原因是重庆的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据公报，2021年重庆全市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70.21万人，比2020年增加22.25万人，全市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为17.8%，比2020年提高0.7%，比全国平均高3.6%。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达40.68岁，比当地城镇39.64要大整整一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重庆、江苏和辽宁农村地区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均超过了30%，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农村每10人中就有3个老年人。其中，重庆占比排*，达31.86%。
据悉，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占比高，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地区的城镇化率较高。重庆的城镇化率位居全国第八，在中西部领跑。据重庆最新的人口公报，重庆市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为3212.43万人，比2020年增加3.5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259.1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0.32%。
浙江以39.77岁，排在劳动人口平均年龄榜单第五。与重庆相似，浙江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达41.06岁，比当地城镇39.22岁要大一岁多。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浙江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也高，全国排第四，达28.27%。另据浙江统计局，2021年浙江的城镇化率为72.7%。
陈佳指出，浙江城镇化与城乡劳动力人口年龄差短期内也具有与重庆类似的特点，由于农村地区大量年轻人进入到城镇，客观提升了农村打工人的年龄。
浙江日报曾指出，在此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劳动人口呈减量化、高素质化特征。“十四五”时期，全省老年人口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全省常住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随后逐年减少，人口“数量”红利将向“质量”红利转变。
02
打工人越来越老会来带什么？
七普数据显示，劳动力人口的规模达到2013年的10.06亿峰值后，开始逐年减少。与此同时，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45-64岁老年劳动力组人口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从2011年的33.74%一路增加到2019年的41.35%，十年上升了7.61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劳动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
事实上，近年来打工人的年龄上升 ，也与受教育程度普及有关。人们花了更多时间接受教育再进入职场，客观上导致打工人年龄高。
据《报告》，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985 年的 11.56%上升到了 2020 年的 43.13%，农村的占比从 1985 年的6.61%上升到了 2020 年的 22.02%，城镇的占比从 1985 年的 27.07%上升到了 2020 年的 56.45%。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其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相应的较长。
打工人越来越老，除了柏文喜提到的，会来带产业升级的困难以及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陈佳还提到，如果劳动力人口年龄增长过快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能够承担的速度，这就会产生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关于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的部分，提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的到来。会议指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面对打工人年龄越来越大的趋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童玉芬教授曾经建议 ，“以劳动力供给为导向调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尤其通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弥补可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此外，童玉芬进一步指出，今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老化，将可能加剧人们因为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失衡，出现行业、区域等结构性失业与局部性劳动力短缺现象。因此，她建议，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减缓结构性失业和短缺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