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又一次进入了公众视野。今年9月10日，歌手傅松因口腔癌离世，年仅36岁。
在去世前，傅松曾在视频中讲述自己的病因——过度嚼食槟榔。他说：“我只是想，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槟榔真的很可怕。一定（要）远离槟榔，珍惜生命。”
实际上，现代医学领域早已证实嚼食槟榔与口腔病变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在一些地区，有着这种生活习惯的人仍然不在少数，而售卖槟榔的店铺也屡见不鲜。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问：为什么小小的一颗青果，会让人如此上瘾，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继续嚼食？
作为一名学者，曹雨对“饮食人类学”一直有所关注。3年前，他的作品《中国食辣史》出版，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辣椒这一作物在中国400年的发展。最近几年，他则对槟榔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曹雨在长沙长大，他的记忆里，从小身边就不乏嚼食槟榔的人。20世纪90年代，街头和巷口有专门的摊贩来售卖这一商品。小贩从罐子里拿出泡好的槟榔，对半切开，之后点上食客心仪的卤水，再用小盒子装起来。
曹雨说：“现在有很多槟榔企业宣称自己掌握了核心科技，但其实制作这个东西，并没有太高的技术门槛。”
求学时，曹雨常能见到导师周大鸣不时地嚼上几颗槟榔，他也跟着尝试过几次。眼前的现实与童年的回忆勾连在一起，再加上国内对槟榔缺乏通识性和全局性的研究内容，这让曹雨产生写一本与槟榔相关的专著的想法。
于是，曹雨开始大量地查阅资料，并在写作过程中，做了一系列问卷调研。他试图去论证槟榔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在他看来，“一件事物，当我们把它放在贯通的、全局的视野下，也许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认知”。
从药品到彰显身份的工具
槟榔是典型的热带植物，原产于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
据史料记载，南岛语族的先民是最早嚼食槟榔的群体。在他们的文化中，黑齿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质。因此，他们往往通过嚼槟榔，让牙齿发黑。
曹雨说，碍于南岛语族没有原创文字，所以除了一些传说和口头故事可供考证外，没有太多槟榔的史实可供人们追溯。但印度却有许多与槟榔有关的文字记载。时至今日，印度依然是嚼食槟榔的*大国。
在印度本国的文献中，槟榔往往作为药物出现。有人用它提神醒脑，也有人将它与其他香料混合，以保持口腔卫生。
查阅资料时，曹雨发现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历史细节：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求学时，每日可得到的供奉里，就有槟榔子20颗。
在曹雨看来，槟榔在印度能够风行并不难理解，“因为印度本身位于热带地区，是槟榔的主要产地，它自然是民众易得的物产”。然而，槟榔进入中国并开始流行，却是诸多偶然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曹雨认为，槟榔出现在中国，最初主要与汉人南征有关。在攻打南越国的过程中，汉武帝就已经见过槟榔了。
在汉代，随着中医药的发展，槟榔的药性逐渐被人们发现。张仲景、李时珍等人的药学专著里，均对槟榔的药材属性有所记载。
其药用价值显现在对血吸虫、蠕虫等有驱杀的作用。因此，尽管食用槟榔可能导致口腔癌，但对于寿命较短的古人来说，槟榔充当了良好的驱虫剂。而后不久，在我国的岭南地区，为了驱除瘴气，医家更是直接将槟榔作为“洗瘴丹”使用。
在《一嚼两千年》里，曹雨写道：“人类在使用了一件物品较长时间后，会产生对它的文化隐喻，将这种物品纳入社会文化体系。”槟榔自然也不例外。
在彼时的岭南人的婚礼或宴席上，槟榔是待客的良品，若是没有这一颗小小青果，就说明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然破裂。
南北朝时期，政权中心南移，北方的一些贵族接触到了南方人嚼食槟榔的这一行为，在士族人的眼中，嚼槟榔是风雅之举，因此也逐渐开始效仿他们的做法。
而随着佛教的流行，槟榔被各个阶层的人所认知，这个曾被用于礼佛的物件，也由此成了市面上重要的贸易品。
南齐宗室豫章王萧嶷要求在他死后以槟榔供奉自己，齐、梁两代帝室喜欢将槟榔赐予属臣。这些史实无不昭彰着槟榔在特定阶层中的地位。
但短暂的辉煌过后，随着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和士族的没落，槟榔也仅仅作为一种地方习俗，在南方继续流行。而除了作为药品和佛教中的供养品，北方再难见到槟榔的身影。
“四副面孔”
曹雨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槟榔有“四副面孔”，分别是作为“洗瘴丹”的药品、作为佛教的供养物、代表着士绅阶层崇尚的“槟榔无柯”的形象，以及偏重于体现情爱的婚俗必备品。
首先，作为中药来说，槟榔曾是“南药之首”。
除了洗瘴和驱虫外，槟榔对内分泌系统能起到一部分的兴奋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它可以刺激大脑皮层，使得血管扩张、血压下降，从而让人面部红润、身体发热。此外，对消化系统而言，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唾液分泌，促进肠道蠕动。
曹雨说：“尽管槟榔是有用的药物，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证明了嚼槟榔容易导致口腔癌，所以现在人们往往去选择更有效、更安全的药物了，如果想要利用它的种种功效，我们不妨将它的有效成分提纯，对症应用，而不是直接嚼食。”
在药用之外，长久以来，槟榔还是佛家的供养品。这是曹雨在进入研究后发现的槟榔的另一个面向。除了史料所告诉我们的——槟榔随着南北朝佛教的兴盛而传播开来，曹雨还听到过不少民间习俗。
譬如，在槟榔盛行的湘潭，就有一种说法，说是僧人带起了食用槟榔的习俗：“言及湘潭于顺治初年遭清军屠城，城内横尸遍野，一位老僧嚼槟榔收尸，遂使嚼槟榔习俗广布湘潭。”
在尚未研究槟榔前，曹雨就曾读过苏轼的诗《咏槟榔》。他说：“这个篇目很有名，一开始我只是以为他单纯地对异域风土进行描述，但后来我看了很多槟榔诗，发现其实槟榔同样是一种意象，寄寓着诗人们的思想。”
曹雨将其概括为槟榔的另一个面孔——诗家名物。
在唐诗中，槟榔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多，诗人们也往往是引用“一斛槟榔”（喻不计前嫌，或喻因贫困而遭戏弄）的典故来作诗篇。但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宋代，槟榔诗开始大量涌现。
曹雨分析，这与官员被贬有极大的关系。遭到贬谪后的诗人，通常会被发配到岭南地区，北方人入乡随俗，为了驱除瘴气，会养成嚼食槟榔的习惯。
而对于这些创作者，更重要的是，槟榔本身没有枝丫，所以带有忠贞不二的品格意味。诗人们便寄物于诗，以表达自己的心迹，希望当朝者能够阅读到那些内容。
从宋代到清代，槟榔诗一直层出不穷，但能发现，诗中所提到的风俗，仅限于南方地区，以海南、广东、福建、台湾为主。在曹雨看来，槟榔在这几地的传播，与海上贸易的繁荣不无关系，甚至在《粤海关志》里还有专门关于槟榔的赋税。
而在这几地的风俗中，槟榔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婚俗里，槟榔会出场四次：
*次是在提亲时，男方以聘礼的形式发给女方；第二次是在婚礼中，对待宾客，“新妇必起立奉槟榔”；第三次是在成婚后的几天内，女方挑一担槟榔送至男方家中，名曰“担槟榔”；而最后一次，则是夫家与新妇一同回娘家酬谢时，挑上一担，名曰“酬槟榔”。
产业的快速扩张与衰落
如今，槟榔依然作为药品和婚俗品存留在岭南地区人们的生活里，但提及槟榔，大部分人*时间想到的地名，是湖南湘潭。一方面，这里是嚼食槟榔群体较多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里有着成熟的槟榔产业。
曹雨曾到访过几次湘潭，他的印象里，“湘潭人槟榔吃得很凶，他们嘴里一直有东西咀嚼。走到哪儿都能闻到槟榔味道，出租车、酒店的房间，都是这样”。
而据公开数据，1998年时，湘潭槟榔全行业销售额已经近亿元，2008年，销售收入达50多亿元。2017年，湘潭从事食用槟榔加工的规模企业有30余家，年产量20余万吨，就业人员近30万人，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根据曹雨的调研，槟榔走出湘潭被更多人知道，是在本世纪初。
他说：“这有两个大前提，*个是槟榔企业在20世纪后10年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竞争，形成了几个资本雄厚的品牌。第二个则是湖南的媒体在那段时间成为了全国瞩目的文化平台。”
譬如，某槟榔品牌的广告——“你的味道，我知道”，这一广告词也掀起了槟榔推广的热潮。利用电视广告的宣传以及在线下大肆铺货，槟榔产业在2003—2013年间迅速扩张。
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因媒体而走红的槟榔产业，也同样被公共媒体所重创。这一年，央视播出了与槟榔相关的新闻专题片，并明确指出，这一商品是口腔癌患病率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
而后，专题片《槟榔王国中的“割脸人”》更是让公众对槟榔的危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专题片里如是描述道：“他们被割掉舌头，他们被切去牙床，狰狞的手术伤疤撕裂了他们的脸庞，癌变的噩耗宣布着他们的死亡……他们曾经都是槟榔的痴迷者，是那颗黑色的果子，将他们带入了病魔的深渊。”
也正是从那时起，槟榔致癌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
研究期间，曹雨做过一次针对2000多位调查对象的“槟榔认知程度调查”。在整理结论时，他有两个很深的感触：“*，只要一提到槟榔，人们很自觉地就会想到这种果子致癌；第二，北方人对槟榔其实并不是很熟悉，它的流行范围更多的依旧是在南方地区。”
基于它的历史与调查数据，曹雨预测，无论如何，槟榔都不太可能出现遍及全国的大流行。“植物成瘾品大范围扩散的历史窗口仅出现在16世纪至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以后，这扇窗口就永远地关闭了。”
在歌手傅松去世后，各地相应地出台了相关监管措施，有些地方要求“分区域销售”，有些地方则加强了对槟榔全产业的监管。但如何通过这一颗小小的果子，平衡好行业发展与公共健康的关系，还有较长的路要去探索。
曹雨在《一嚼两千年》的后记中写道：“天生万物，本无善恶，所谓‘毒品’，毒在人心。”而他自己投身于这一成瘾性嗜好品研究，“目的在于提升大家对槟榔的认知”，但曹雨也提到，“并不希望大家去尝试嚼食槟榔，也希望有嚼食槟榔习惯的人早日戒除这种损害健康的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