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裤里的两个陷阱

如果有人说，“时装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或许听者会觉得这是杞人忧天而嗤之以鼻。但玛克辛·贝达特在《被放大的欲望》一书里却告诉读者，这并非虚言。

《被放大的欲望》看上去是个显得有点“大”的主题，实际上，贝达特在书中主要谈的是牛仔裤从生产到消费，再到成为废品的真实过程。牛仔裤是裤子的一种，于19世纪由美国人雅各布·W·戴维斯同巴伐利亚裔美国人李维·斯特劳斯发明并开始生产。最初只是为加州淘金工人所设计的牛仔裤，后来变成普遍的工作服，如今已到处可见。就像作者提到的那样，牛仔裤“因兼顾实用性与时尚性而广受欢迎”。

几乎已经让人熟视无睹的牛仔裤里又有什么故事呢？对于《被放大的欲望》整本书的主题而言，牛仔裤只是一个“引子”，以便令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行文，“感受供应链的扩张蔓延和文化的高度融合，而正是这种融合让时装产业变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完全不透明的剥削性力量”。从这样的引文也可以看出，玛克辛·贝达特对时装产业显然是持有负面看法的。实际上，《被放大的欲望》以牛仔裤产业链为例，谈到了时装背后隐藏的两个“陷阱”。

其一，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借“全球化”对劳工权益的损害。提到牛仔裤，人们很容易想起“李维斯（Levi's）”这个品牌。其原因也很简单，作为现代牛仔裤的发明人之一，1871年，李维·斯特劳斯将他的牛仔裤申请了专利，正式成立李维斯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公司。1996年，李维斯公司在北美雇佣了3.7万员工，一年入账70亿美元，帮助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加冕成为世界牛仔服装之都。

但现在的“李维斯”，却变成了一个“国际品牌”，仅此而已。它在起源地美国已经不再真正制造任何东西，“其主要功能不再是生产，而是设计*产品组合搭配并将其执行落实”。原因也很简单，这样才能获得*的利润：在埃尔帕索生产一条牛仔裤成本将近7美元，而在边境另一侧的墨西哥成本连7美元的一半都不到。到了东亚，一条牛仔裤的成本甚至只有1.5美元。

所谓“企业有且只有一项社会责任”，那就是（为股东）“增加利润”。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令人略感唏嘘的是，李维斯公司一度对此进行了抵制，“试图坚持利益相关方制造模式”。但在“秉承股东利润*化的商业品牌盛行的市场”里，这却显得毫无竞争力：在短短五年里，李维斯的收入就从1997年70亿美元降到了41亿美元。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李维斯也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屈服了，开始效仿竞争对手，降低生产成本。

可以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为可鄙的一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流行，“金融力量和管理阶层真正联结起来”，站在财富金字塔顶层1%的那些投资人、董事会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攫取了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利润。与此同时，真正创造价值的基层员工被高层管理榨取得越来越猛——即所谓“减员增效”。在《被放大的欲望》里，读者也看到了类似的一幕，既然牛仔裤的原料（棉花）已成为整个生产过程中附加值*的组成部分，能够削减的就只剩下生产牛仔裤的美国工厂及其工人了。而这并不妨碍高管拿走骇人的薪水——2002年的李维斯CEO薪水高达2510万美元，比整个公司的净收入还多。而这些美国削减（或者说放弃）的产能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亚洲，“曾经用于生产‘美国制造’牛仔裤的棉花开始渡过太平洋，变成我们可以用越来越低的价格购买的裤子……让管理层和股东的口袋里装满现金”。

但在玛克辛·贝达特看来，这远非一件好事。一方面，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美国工人随着牛仔裤生产线的搬迁失去了工作（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需要削减的那部分“成本”），而这些工作本来能够让他们有钱购买牛仔裤；另一方面，在孟加拉国，“赤脚的工人受到辱骂和威胁，被迫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4小时，以极快的速度不停的缝制服装”，拿到的报酬却只勉强达到了当地的*工资。更可怕的是，“一旦品牌认为孟加拉国的工人过于昂贵，生产线就会转向更便宜的国家”。作者形象地将其称为“逐底竞争”，并不无道理地指出，全世界的工人其实都是输家。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是牛仔裤生产端里的一个陷阱的话，牛仔裤消费端的陷阱就是“消费主义”。在贝达特看来，“如果我们想得到的答案是长期的幸福感，而不只是瞬间血清素飙升的快感”，根本没有必要购买一条新的牛仔裤”。细想一下，这似乎是个颇为奇怪的现象：牛仔裤本身就是一种耐用的裤子，为什么如今“全球每年会销售12.5亿条牛仔裤，每个美国女性的衣橱里平均有7条牛仔裤”，人们有必要购买这么多牛仔裤么？毕竟，又不能同时穿两条。

就像书名所言，“被放大的欲望”究竟从何而来呢？玛克辛·贝达特提到了“有计划的过时”这一概念。按照书中的说法，近代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期望法国的服装业能够战胜竞争者西班牙。因此，法国当局发明了一年两次的“时装季”，确保年复一年，每年两次定期推出时尚新品。这样一来，这一季所穿的服装注定在下一季就会过时，也就需要重新购买当季的时尚服饰。这就是所谓“有计划的过时”。“对于法国法院的一名法官来说，在1645年的夏季身穿1644年的夏季款服装完全不可接受，即使那是最豪华的服装也不行”。通过操纵人们的欲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从此发源。

作者认为，在当代，社交媒体正在促进“消费主义”的风潮，其背后也有商业原因。人们往往愿意效法明星或者网红的服饰穿搭，而这些人永远都倾向于穿新衣服：“假设你因为穿某件衣服而得到酬劳，那么如果广告主只付了一份广告费，你为什么要为他们打两次广告呢？”这就是频繁换装的商业逻辑，而这也带来了一个后果，也就是扭曲了大众的消费常识，认为穿新衣是一种正宗甚至礼貌的姿态——哪怕衣柜已经充斥了同类型的衣服，还是要买件新的。

表面上看，“消费主义”的陷阱似乎不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危害性那么大——无非就是浪费而已。然而，《被放大的欲望》指出了深层次的危害，旧服装或早或晚都会扔到，而这些二手服装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被重新利用（出售或捐赠），大多数将会沦为“垃圾”，被填满或焚烧。前者会占用并污染土地资源，后者更会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而服装里的塑料微纤维也会释放到大气中并随风四处飘散。总而言之，耗费地球资源制成一件衣服在只穿几次之后就运输到地球的另一端，让它最终把这些资源散发到大气中，污染人们的肺部和地球上的土壤及水道，这没有任何意义。

解决办法当然也是有的，同时很容易理解：如果每一年衣服被人们所穿的时间都增加一倍，那么服装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可以减少44%。要做到这点，只需要跳出“消费主义”的陷阱，起码从逻辑上讲，这似乎并不困难。

但要跳出另一个陷阱，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了。的确，作者对牛仔服的全球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愤愤不平：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服装工人的收入仅占其所生产服装的零售成本的0.5-4%。这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条20美元的牛仔裤，工人们总共只能得到0.1-0.8美元，再分摊到整个流水线的30个工人身上，每个人只能从一条牛仔裤里赚取不到0.01美元的收入。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按照玛克辛·贝达特的计算，如果服装业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可以养家糊口的水平，著名的H&M只需要将一件汗衫的成本提高12-25美分即可。“如果购买一件衣服时多付12-25美分就意味着给他人一个机会，使其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觉得生活在牢笼中，你愿意这样做吗？”

只不过，谁又能保证这多付的12-25美分，最后会落到那些流水线工人的手中呢？《被放大的欲望》既然引用了另一位新自由主义批评家丹尼·罗德里克的看法，认为在如今这样的“超全球化的世界中，包括服装品牌在内的跨国公司已经从政府手中接管了控制权，并正在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极大地阻碍了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又有什么手段可以约束这些公司，不将消费者多付出的那部分费用，纳入自己的利润之中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玛克辛·贝达特在《被放大的欲望》书中提出的建议，似乎仍旧难免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对者的痼疾：看得到病状，提不出药方。不过，最起码，在读完《被放大的欲望》之后，少买几件时尚衣服以避免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似乎还是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