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一年前还是新东方英语老师的董宇辉肯定无法想象，一年后的自己会以东方甄选直播间主播的身份火出圈。“双减”政策落地即将满一周年，这一年间，与学科类教培相关的机构与个人可谓体会良多：企业纷纷收缩、裁员、转型谋生；曾经的教培老师，有的投身再就业大潮，有的以合规或非合规的身份留下来继续授课；而对于家长而言，有人终于卸下了被裹挟的压力，也有人依然无处安放焦虑。一年时间为时尚早，而教育改革从来都是一项系统工程，“双减”功效，也需用长期视角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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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转型尚难言成果
6月9日，开播后一直不温不火的新东方东方甄选直播间突然迎来爆发式增长，独特的双语带货模式吸引了大批用户关注，不仅带动公司股价大涨，也让以董宇辉为代表的前新东方老师、现直播间主播们走红。此时距离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公开场合宣布进入直播带货赛道，已经过去了七个月 。
而直播带货，只是行至末路的学科类培训企业转型的方向。
2021年7月24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由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正式落地，对学科类校外培训作出最强禁令，面向中小学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超标超前培训。各项政策红线下，学科类培训生存空间迅速萎缩，转型成为无奈之举，也是必然选择。
中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一年以来，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转型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他没有受到“双减”监管的教培细分赛道，如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二是教育智能硬件、SaaS软件服务等教育信息化；三是“双减”后重要性凸显的课后托管、家庭教育。此外还有直播电商、餐饮等新领域。
转型方向五花八门，但想要在这些赛道复制K12学科培训曾经的“吸金”盛景恐怕难以实现。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中国商报记者分析，转向素质教育，一方面，新机构的加入必定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如果机构按之前“做大”学科类培训的套路，扩大非学科类培训市场，刺激家长焦虑引发“内卷”，那么，很有可能会使其步学科类培训后尘，受到同样严格的监管。
而转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托育、课后服务等赛道也各有难度。熊丙奇表示，国家对托育服务和课后服务的定位是普惠性和公益性，培训机构想要发展做大形成产业并从中获利的可行性不大；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虽然是政策风险最小的领域，但难度也颇大，原因在于这两项业务基本围绕技能培训、考证展开，社会需求相对有限，而且同样不乏竞争。
从企业的业绩表现来看，“双减”落地之后，K12学科类教培企业砍掉相关业务进行转型，营收大幅下滑，但同时也摆脱了此前以“烧钱”换市场的巨额成本负担，部分企业逐渐呈现出盈利或净亏损收窄的状态。
如2022年*季度，高途实现净利润5372万元，其中成人业务收入环比增长超80%，可比业务（大学生和成人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和数字产品）收入同比增速超200%，可比业务现金收入同比增速超40%，在业务转型后持续两个季度保持盈利，而2021年同期表现为净亏损14.259亿元；一起教育净亏损收窄到 2480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亏损 6.6 亿元大幅减少，并且在非公认会计准则（即扣除股权补偿费用）的基础上实现经调整后净利润 990 万元；网易有道的经营性亏损从2021年同期的2.14亿元减少至1.25亿元，收窄41.6％，有道智能硬件净收入2.53亿元，同比增长25.4％；51Talk总亏损130万美元，去年同期为6780万美元，截至2022年3月，开展八个月的海外业务现金流已为正。
不过，从财报表现断言转型成果为时尚早。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特聘实践教授、南京大学MBA兼职导师冯斌表示，虽然个别公司业绩看起来有盈利，但通过压缩开支等手段实现的，本身不是可持续的模式，还是要看其现金流及主营业务的收入情况，未来两三年业绩持续增长、业务形成刚需、客户形成相当基数才能称之为健康。
就连近来靠“双语直播”成功破圈的东方甄选，也不敢轻言扛起了新东方转型的大旗。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近日表示，“当然这也可能是一时的热闹”，他希望“东方甄选能够从此打开局面，为新东方的发展，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昔日教培人各寻出路。
“双减”政策之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或是大幅收缩业务，或是干脆退出，与此相随的，则是大规模离职潮与裁员潮。据统计，全国各地的教育机构达70万家，受波及的教培行业从业者数量达上百万。“双减”一年，这些人的职业发展如何？
中国商报记者联系到几位曾经的教培机构从业者，主动或被动离开教培机构后，有人选择回老家教书，有人考研公考，有人进入新行业从零开始，也有人以“不能见光”的方式留下来操持旧业。
“如果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转行相对容易，比较难的是我们这种年龄大一些的，三四十岁了不是想转行就转得了的。”“双减”政策实施时，在北京某知名教培机构担任生物老师的李雯刚生完二胎，打算等孩子大点就出来继续工作。
一直很喜欢老师这一职业的她想继续从事教职，这一年中也浏览过不少相关招聘岗位，但情况并不乐观，“我发现很多公立学校招聘教师都对年龄有限制，大都要求在30周岁以下，我无法符合这条硬性条件。”李雯告诉记者。
“落差肯定是有的，首先是收入下降，其次小城市的工作节奏与人际关系都跟在北京时大不相同，需要慢慢适应。不过幸运的是，我还能从事教育工作，跟学生们在一起。”去年9月，英语老师张桥从任职的培训机构离职，响应父母召唤回到家乡河北保定，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
张桥表示，经历此次变革让她对人生规划有了新想法，“之前一门心思想留在大城市，但有时候加完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就会变得非常强烈。现在回到家乡，工作稳定，精神放松，还能经常和父母见面，越发觉得自己需要的就是这种对生活的确定感和安全感。”
2020年大学毕业加入教培行业的赵小季形容自己运气不好，还未来得及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就遭遇行业震动，“双减”落地之前，感受到“风雨欲来”的他主动离职，经过两个月求职后进入电商行业，从事运营方面的工作，如今已完全步入正轨。“其实现在想来，上一份工作历时很短对我来说也有好处，面对事业清零没有那么多负担，我身边那些从业几年或十几年的同事就没那么容易转身。”赵小季对记者说。
数学培训老师张潮就属于赵小季所说的后者中的一员，有五年从业经验的他在去年8月份被某头部在线教育机构裁员后，也曾找过一些彻底转行的工作，但巨大的收入落差让他无法接受。“付完房租和生活费后差不多又回到刚毕业的状态，那我在北京就彻底待不下去了。”考虑之下，张潮凭借此前在机构任职时积攒下的家长客源，私下里继续给有需求的学生补课，由于减少了机构抽成，他在工作强度有所降低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与此前基本持平的收入。
不过，通过对今年中考的观察，张潮也不确定目前的状态还能维持多久。“今年的中考试卷太简单了，考生成绩普遍偏高，拉不开档次。其实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上补习班的原因就是认为校内教得简单但考得难，想要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只能超前学、超纲学。如果今后中考难度保持在低位，那校外培训班的优势就消失了，家长们也就不会再为孩子花钱补习。”张潮告诉记者，如果淡化中考选拔功能成为改革趋势，那他很快就“不得不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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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释怀与焦虑
当“双减”风暴给教培行业的企业与人员带来巨大影响之时，为培训服务花费真金白银的家长们也受到波及，一些此前被裹挟着前进的家长终于停下来，开始对自身的教育观念与方式进行反思。
“‘双减’一来，我感觉卸掉了一个大包袱。孩子本身就抵触补课，多次因此跟我吵架，而且从她的成绩来看，这么多年的补习可以说是没起到太大作用。所以在政策的推动下，我自己也想开了，以后不会再给孩子报补习班。”仍有近5万元补课费未从爆雷培训机构追回的高二学生家长林女士对记者表示，“双减”不仅给学生减轻了负担，也让她这样的家长不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都轻松了许多。
林女士坦言，“双减”后自己查阅了很多相关政策和资料，也进行了反思，“以前热衷给孩子报补习班，一方面是想提升学习成绩，另一方面也是转嫁焦虑，就好像有那种心理，钱花了、班报了，你再考不好就不是我家长的责任了，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区。”现在女儿面临高考压力，林女士更注重的是亲子关系调整和孩子的心理疏导。
“我确实因为‘双减’对校外培训的治理产生过一些焦虑，通过专家讲解我意识到，教育孩子不能短视、功利，家长应该主动去学习科学的育儿方法，将孩子培养成身心健康的人，而不是仅会考高分的学习机器。”参加过社区举办的家长学校的小学生家长李女士对记者说道。她表示，作为普通家长，自己无法预判教育改革的方向，*能确定的就是尽量用科学方式引导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虽然‘双减’给我们这样的培训老师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但不得不承认，它是必要的。有些学生和家长原本并不想补课，是受到了教培机构营造出的教育焦虑的影响才跟风上补习班。”李雯说。
不过，选择继续给孩子寻找各种补习渠道的家长也给出了这样做的理由。“在仍以分数为主要选拔机制的情况下，家长很难做到不关注孩子的成绩。课内学的东西都差不多，为了赶超别人或者不落后只能课外学。”“中考普职分流的政策在那摆着，很担心孩子因为成绩不够好上不了普通高中，一看到孩子成绩下降，就想让他通过补课提升。”目前一对一“家教”和私下“攒班”等违规补习现象的存在，正是这种焦虑的写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考普职分流政策确实是不少中小学家长教育焦虑的来源。近年来也不断有教育界人士围绕“普职分流”提出建议，呼吁取消在中考后即进行普职分流，将分流时间延后至高中教育阶段结束，以及呼吁理性推进“普职比”，拒绝“五五分流”一刀切。他们认为，过早分流和评价，容易导致晚熟的孩子遭遇错误评判，而有些地方在执行“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中采取“一刀切”“划线分流”策略，导致中考之难堪比高考，与“双减”政策导向产生抵减效应。
不过，可喜的是，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职业教育法对中考后普职分流问题进行了重新规定与表述，“分流”字眼不再，也不再将主要分流时间点放在中考之后，而是“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