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外流常被认为是东北三省发展缓慢的原因。
也有数据佐证。比如2021年末，哈尔滨常住人口降至988.5万，东北再无千万人口城市！再如，2010年至2020年，整个东三省人口减少了1101万，占总人口的10%。
与之对应，十年间黑吉辽三省GDP只分别增长了65%、73%、71%。
但在这期间，人口同样大规模流出，流出人数分别达1610万、1152万、1035万的河南、安徽、四川，GDP增幅却分别高达179%、279%、245%。
可见，人口外流并不是真正的关键。
01、他们改变了家乡
福建福清，靠海多山又寡田，历史上曾经是个穷地方。喝上一口水，里面都掺着虫。
1936年，一个叫林文镜的福清仔离开家乡，随父远赴印尼，跑起了下南洋的生意。
30多年后，林文镜功成名就，他在南洋的20多家企业，一度包括世界上*的水泥厂和面粉厂，个人资产超过50亿美元。
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并不令林文镜满足，他还有一个愿望：此生要让家乡不再贫穷。
捐款，是林文镜想到的*个办法。到1987年，他为家乡捐款超过1亿元，当年福建一省的GDP，还不足300亿元。
但“输血”不是长久之计，真正管用的出路，是让家乡能持续“造血”。
1987年，林文镜与福清市政府签订了《帮助福清脱贫致富五年计划》，这创造了一个“*”，新*份以个人名义与政府签订帮助家乡致富的责任书。
在这个选择的背后，林文镜的放弃少有人知——上海市长与市委书记亲自接洽招商，拿出的政策，是无偿划拨一平方公里土地。但林文镜对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说：
“我来上海是锦上添花，我去福清是雪中送炭。”
福清因此多了一位企业家、一位编外招商干部，甚至一位规划工作者。
林文镜的*仗，是改善投资环境。他创建了福清融侨经济开发区和福州元洪投资区，*年投资10亿办厂，之后又投资19亿美元打造洪宽工业村。
林文镜的第二仗是引进企业。他亲自出任招商大使。为吸引台湾冠捷科技落户，林文镜给了对方一个承诺：“我出一半钱。亏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
三十年后，冠捷已在福清发展成全球*的显示器制造商。小小的洪宽工业村聚焦了73家工业企业，因台商多，它被称作福建的“台湾村”。当地营商环境的改善，也吸引了福耀、京东方等一批企业纷纷落户福清。
2021年，融侨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产值近700亿元，洪宽工业村年产值突破250亿元。
林文镜的第三仗，是为福清的工业，配上一个运输枢纽。1992年，林文镜和福清市领导走遍了500里海岸线，终于在福清江阴的一个渔村找到了天然良港。他随后自掏巨资勘探、评估，推动港口规划建设。
2002年，江阴港出现在世界所有航运公司的航运地图上。
二十年后，江阴港已开通航线62条，成了当地重要的出海门户。以此为基点，附近聚集了万华化学为龙头的聚氨酯产业链，以中景石化为龙头的聚丙烯产业链，以坤彩科技为龙头的钛铁颜料产业链，一个世界一流的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专区，正在福清成型。
表面上看，这是个“一人造福一城”的故事，但它的背后的真正模式，却是人走出去，资金带回来，经验带回来，眼光带回来，观念带回来。
距离福清400公里外的浙江青田，同样因这个模式，得以逆天改命。
55万人口的贫瘠小县，33万华侨。
与潮汕、福清侨民早早下南洋不同，青田人的出国，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去处则以欧洲为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青田归国投资的华侨超过15万人。青田累计引进海/省外青商回归项目94个，资金148.7亿元，创办侨资侨属企业180家。
这些创业项目，有投资17亿元创建的威尼斯康养小镇，有投资1亿元的青都乐园，也有投资2000万的欧式民宿，甚至还有投资50万元，只为建一个天然泳池。
企业家投资能力有大小之别，汇集在一起，却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投资群体，将青田打造成了全国外汇*县，人均存款*县，金融*县。
拥有1500万华侨的潮汕，则是一个放大的青田样本。
从1984年，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返乡投资，到1989年潮汕华侨陈经纬一次性投资上亿美元，创办从事纺织印染业务的经纬集团。汕头特区40年来，一共批准华侨华人投资项目5865个，合同侨资金额149亿美元。
百年间，数千万华人华侨走向世界。他们的归途不止福清、青田、汕头，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家乡。
02、他们在家乡被“JQK”
同样是返乡，东北企业家却是另一番境遇。
袁春艳是一名上海民营企业家，也是东京城林业局子弟。在家乡人劝说下，她注册了牡丹江华盛地产公司，2012年与东京城林业局签订了《棚户区改造协议书》。
很快，袁春艳投入5000万进行拆迁、基建。这时东京城林业局突然告知，棚户区改造项目黄了，要以商业开发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袁春艳不仅无法撤出前期资金，还需为办新土地出让交纳近千万元。
根据纪委调查，东京林业局存在七项违规。最重要的是项目并未列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未批先建也不合规……
这给项目判了死刑。当地人一句“这里就这样，先干活后补手续，成不成在老天”，让袁春艳没地方说理。
无奈之下，袁春艳将东京城林业局投诉到黑龙江省委优化环境办公室，要求赔偿企业1.6亿元。
不是不想走司法程序，考虑到“诉讼费高”，“林业局特殊性律师不愿代理”，袁春艳只能慢慢等，慢慢谈，慢慢磨。
东京城林业局领导给了一个建议，“七项诉求一个一个谈，谈妥一项再谈下一项。”
到2016年末，袁春艳要回了*笔款项33万元。但她耗不起了。数年奔波，让她耗尽了心力。
袁春艳案后，还有很多个“袁春艳”。
2015年，在外经商有成的于德军、于德海兄弟，受南岔县招商引资领导邀请回乡创业。
2017年初，时任南岔区领导让他们接盘南岔宾馆。这是一个烂尾工程。不过领导承诺，南岔宾馆作为政府招待指定宾馆，一年接待费就有百万元。
于德军兄弟心动了。项目的进展很快。2017年5月，于德海与区政府签订了《南岔宾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为“政府接待部门”。2017年9月，耗资2000多万装修的南岔宾馆营业了。但2018年5月，南岔区政府换届，新任领导把接待业务转走了。
这直接断了企业生路。公司经营因此陷入困境，连装修资金都无法收回。
尽管《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新官必须理旧账”、规定“与市场主体签订的有效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相关责任人调整为由……不履行、不兑现。”
但于氏兄弟的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
后来于德军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投资遭遇。这个词，叫作“钩圈尅（JQK）”。
JQK的含义是，“先勾我们进来，然后圈块地给我们，最后再尅死我们。”
但JQK的窘境，并不是故意设计的圈套，它的原因只有一个：换了领导，新官不理旧账。
这是当地营商环境的*弊病之一，一个个东北籍企业家，因此再也不敢、不愿回乡投资。
2000年4月，哈尔滨人李天天以满市的丁香花为源，给自己的创业公司取了个梦幻名字——丁香园。
李天天拿着申请到当地卫生部门，对方没有受理，只扔下了一句话：
“你的想法很前卫，但有知识的人不上网。”
等丁香园过审，已经是一年后的事了。
时间来到了2006年。这6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最快的一段，搜索、门户、电商纷纷走向成功。丁香园耽误的每一天，都是黄金般的窗口期。
2006年，李天天在杭州租了一间20平米的卧室，丁香园在这里扎了根。三个月后，一位杭州市科技局领导主动帮丁香园租借了一间70平米的房间，丁香园有了正式办公场地。
2008年，丁香园资金链险些断掉，李天天找到美国风投DCM，但正常流程外资到位需要几个月。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点上，李天天将资料递给了杭州外汇管理局。
整个行政审批过程只用了8天，10天后，丁香园从DCM中国手中拿到了首轮200万美元融资。一家公司因此起死回生。
东北的伤痛，甚至让人留下了后遗症。
2016年，银川成为国家智慧和医改双料试点城市，丁香园打算将互联网医院建在那里。
但听说主抓这项试点的银川官员是一位黑龙江人，李天天的心里立刻打起了鼓。
直到一次会议上，这位官员问李天天，“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没做好，你们尽管提。我们想办法解决。”他这才心头大定。
很多人猜测，如果当年丁香园创业顺利，东北是不是会摆脱今天的“互联网荒地”身份，拥有一家、甚至更多知名互联网企业？
历史是无法假设，也无法重来的。
这些企业家怀揣着希望回来，又在失望下离开。他们的经历，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绝了回头路。
03、鼓励走出去，为了更好的回来
2018年，在一场对话中，潘石屹抛出了一个“东北没有企业家”的言论。
在现场，潘石屹照了一本企业家相册，对应在地图上——东北没有一位知名企业家。
这在当时引发了热议，不少人以“不是只有地产商才算企业家”回敬潘石屹。但平静下来，痛定思痛才会发现，潘石屹的统计虽不科学，却揭开了东北的伤疤。
2021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江苏的上榜企业是90多家，东三省合起来的数字是：8家。
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东北在本地人口“走出去”背后的另一个困境——本地的产品、品牌，本地的企业、企业家比较难走出去。或者说，“走不出去”才是东北更大的困境。
东北有很好的资源禀赋，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包括曾经的人才、甚至文化优势。但这些优势，没能很好地孕育出东北的产品力和品牌力。
比如，五常的大米，闻名全国，但它没有孕育出全国知名的大米品牌；
比如，长白山的水，让它走向全国的是农夫山泉。
再比如，拥有珍稀黑土地资源的北大荒，其上市公司只是个出租土地的地主。
再比如曾经的长影……
而东北是可以更好走出去的，也有成功走出去的例子，只是这样的成功太少了。
最近这些年异军突起的飞鹤就是个例子。
这家起步于齐齐哈尔的奶粉企业，不但立足于齐齐哈尔的资源优势，率先打造了从牧草种植开始的完整产业链，而且不断拥抱市场，变革自己，包括拥抱资本市场，最终成为中国奶粉霸主，也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
2021年，飞鹤实现营收227.8亿元。它的9个万头牧场，9个智能化工厂，60万亩专属农场，绝大部分位于齐齐哈尔，近年来已累计缴税超过150亿元，成为当地*纳税大户。
与此同时，飞鹤还带动了黑龙江100多万亩耕地增值，累计创造了超过15万个就业岗位，帮助了15万农民增收致富。包括对当地医疗、教育，也都多有贡献。
还有一点可进一步说明“走出去”不是问题的是，飞鹤2014年就已将总部搬到了北京。但它对当地的这些并没有因此削弱，而是不断加强。相反，如果飞鹤不在冲向霸主之际搬到北京或者类似更能融入市场洪流的地方，而只是蜗居于齐齐哈尔，那它的这些也都不会有。
但与飞鹤相比，曾经比飞鹤更知名的另一家黑龙江奶粉企业完达山，就差强人意了。
人走出去了不回来，或者也带不回什么来，产品、品牌，企业和企业家却很难走出去。如果非要讲本地人走出去，人口流失的问题，这些恐怕才是更大的问题。
东北有过灿烂的过往，这里是中国工业化最早的地区，拥有最全的重工产业门类，国内先进的设备，最雄厚的技术积累，东北凭此聚集了大量的工程师与专业技工。
今天流行的“工程师红利”，其实在东北早就出现过了。
新世纪后，东北营商环境变差了，市场观念落后了，技术迭代放慢了，人口单向流出，GDP增长缓慢，振兴东北已经实施了近20年，各种政策几乎都用上了，不能说效果全无，却显然收效甚慢甚微。
当人们不停讨论，国家对待东北是否公平，不停缅怀东北昔日辉煌，不停抱怨东北今日困顿，不停担忧人口流失的结果时，不如静下心来思考一个问题：
工商业是聚拢人口效应*的产业，究竟是什么，让东北的工商业聚不起，企业家留不住，回不来？
福清、青田、潮汕，乃至温州、义乌……这些地区的工商业历史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口流失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走出去的人不再回来，也没有外面的人愿意走进来。
如果投资不过山海关，那就自己走出山海关。
让自己更好地走出去，让更多走出去的更好地回来；把外面的人更多地请进来，让他们带自己更好地走出去。让人来，让人往，让东北人来人往。
或许才是东北振兴该有的模样。
参考资料：
[1]《林文镜：矢志为家乡“造血”的爱国侨领》度看福建
[2]《潮籍华侨华人在汕投资助力家乡发展建设》网信汕头
[3]《40年来，东北没有企业家！》米宅米宅
[4]《东北经济低迷背后：外来企业家感慨沦为“唐僧肉”》北京时间
[5]《伊春南岔：回乡投资者缘何投诉当地主要领导》法制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