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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夫」余承东二战「绅士」刘军

两位大佬、两大公司,两种文化,展示出不同的活力,划出不同运行轨迹,也孕育出不同果实。

一场硬仗,在所难免。

两年过去,余承东可能会偶尔想起2020年8月,那场并不算太热的MateBook系列新品发布会。

那是他负责华为PC业务的第四个年头,在这期间华为PC业务大踏步前行,登至顶峰。

那场大会上,他满心欢喜地“炫耀”华为笔记本在中国区的成绩——净推荐值*、市场份额达到16.9%。

集团内部已信心爆棚,有一个季度预计会超过联想成为全国市场份额*。余承东甚至都有些担心,与团队人员商量要不要“藏锋”,以免过早地成为*而不必要地成为众矢之的。

2020年的MateBook系列发布会也是一场老友对战的开端。华为商用笔记本MateBook B的发布,直接戳到了当时风头正盛的刘军

刘军在联想PC业务成长过程中发挥极其出色,深受柳传志喜爱。联想人都知道刘是柳的爱将,外界更不乏柳视刘为“干儿子”的说法。

余承东与刘军两人的相同点也极多,同是1969年出生,同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是国内两位商界大佬最得力干将。

最初的两人,一南一北,几乎没有多少正面撞击。联想主要卖电脑,华为主要卖电信设备,井水不犯河水。

直到2011年以后,联想开始覆盖移动端智能手机业务,华为由B2B业务兼着做B2C智能手机,两强开始在同一块市场搏杀,余承东和刘军也运筹帷幄,短兵相接。

两位大佬、两大公司,两种文化,展示出不同的活力,划出不同运行轨迹,也孕育出不同果实。

2015年是个分水岭,华为消费者业务营收破千亿,国内市场超越三星,并且树立了中高端手机品牌形象;反观联想,移动业务年营收与销量均不足华为7成,并且品牌形象羸弱而混乱。

但强者的故事总是充满戏剧性的。联想移动业务在2016年经过一轮高层大换血后,彻底从销量榜上消失了;华为手机业务虽然一度坐到了全球*的位置,但在那场笔记本高光发布会后一个月,芯片断供导致手机销量一落千丈。

现实反转,堪比剧本。

不过现在来看,与刘军相比,余承东多少显得有些凄惨。虽然联想的手机业务折戟,但PC业务在刘军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稳定增长;而余承东在华为手机业务遇阻后,一直未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车BU步步维艰难以堵上营收漏洞。

于是最近两年,余承东加快了在PC领域的布局。先后发布商用笔记本以及商用台式机,同时对C端笔记本产品进行多次迭代,最近更是以“超级终端,超级创造力”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智慧办公春季发布会,发布多款笔记本、平板、一体机、打印机等产品。

无疑,余承东已经做好撸起袖子与刘军再大战一场的准备。

进击和失落

时间回溯。2011年1月,刘军牵头成立联想的MIDH(移动互联和数字家庭业务集团,2014年3月调整为MBG——移动业务集团)时,用了一年时间去打磨流程。

当时,刘军从之前做PC的团队中选出来一些人充实移动团队。事业部负责人陈文晖,供应链负责人关伟,产品研发负责人常程,销售负责人冯幸、曾国璋等都加盟进来。

这些人或有着过硬的业绩表现,或是为联想长年征战打拼出来的老人,重新聚到一起,有一个未曾宣之于外的共同目标,弄好了移动业务未来可以独立,最终剥离上市。

也是这一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预期,为这支豪华团队提供初始阶段动力。目标若达成,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能再次证明自身,名利双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未实现,甚至未明确,也埋下了联想移动业务的隐患。

2012年上半年,联想在运营商市场、开放市场同时发力。其亮点是连续在开放市场推出三个系列产品,分别是女性手机(A520、S720)、大屏手机和长续航手机,卡位1500-2000元,市场份额达到11%,位列第二,这也成就了刘军治下运营商以外开放市场的*成绩。

相比之下,刘军在分析竞争对手时发现,“华为手机业务一般,主要是与运营商有一些捆绑机器,中低端的,市场份额和品牌都不行。”

同一时期,余承东刚接手华为消费者业务任CEO,并且确立了精品路线,忍着阵痛砍掉中低端运营商业务。

以前华为都是参与电信运营商招标,替其做代工,生产的手机没有自主品牌,基本是B2B业务。

“手机只有抠掉电池才能看到华为制造的小字样。”余承东说,“运营商让我们做低端的白牌手机,他们看重发展用户,送低端手机给用户。但是这种做法没有未来,运营商压价很厉害,产品质量很难保证,华为员工都不愿意用我们自己的手机,因为太低端了。”

华为要打自己的手机品牌牵涉甚广,这意味着要从熟悉的B2B业务兼做B2C业务。对于成立20多年、一直靠B2B业务安身立命的华为来说,其难度和阵痛无异于一次洗髓换骨。

当时的余承东只得挨家挨户地跑到运营商处解释,谨慎小心地调整,避免因动作过大引起休克。在欧洲,华为手机业务在2012年一度被沃达丰、法国电信等世界级运营商剔除。

2012年,华为首次在开放市场推出智能手机,定价为2999元,后面又推出D1,售价3999元,两款机型都是先在国外发布,而后才在中国上市,冲击中高端。

这两款手机的产品经理李小龙回忆当时的忙乱,“智能机的元器件供应商跟功能机完全不一样。做功能机用10多个新器件,做P1的时候,一下子上升到50个,到处都是漏洞,像个救火队员。”

后来,P1、D1两款机都卖不动,售价跳水后,销售仍然惨淡。“惨到只卖了几十万台。”余承东说。紧接着推出的P2、D2手机,同样不理想。余承东后来因此爱说一个词,“屡败屡战”。

刘军对这个竞争对手似乎也有些不屑,甚至在2012年底带团队里的十来人一起去长白山放松游玩。在这趟带着策略研讨务虚会性质的旅行途中,刘军打趣道,“余承东像是带领华为蒙眼撞进智能手机市场。”

不过这种轻松的状态在刘军身上再未重现,业务崩坏速度远超最坏预计。

2013年1月5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杨元庆发送内部邮件宣布,联想将在4月1日拆分成Lenovo业务集团和Think业务集团。其中Lenovo业务集团包含联想电脑和原MIDH业务,由刘军负责。

经过这次组织架构调整,明面上刘军获得了晋升,被赋予更多责任,又兼管了部分PC业务。

但是随着职权增加,原先并列向他负责的曾国璋和冯幸的位置也发生变动。因为当时靠运营商的补贴,联想手机销量得到快速上升,刘军也就信任了这一套打法,于是变成负责运营商业务的冯幸为主,负责开放市场业务的曾国璋为辅。

曾国璋降为冯幸副手的恶果很快出现。2013年初,TD制式市场兴盛,2012年很强势的联通WCDMA制式走弱,开放市场上卖得好的都是TD制式手机,市场份额急剧上升。

针对开放市场,曾国璋规划了一款TD手机,但是按照组织架构,应该分给跟随冯幸的彭贝力,他很不乐意。

最终,经过内部斗争,把这款奔着3G而去的手机做成了即将被淘汰的2G产品,浪费了TD开放市场大约3个季度的销售窗口期。

彭贝力与曾国璋之争,“直接把开放市场干废了,开放市场之前本可以占到30%,2013年底跌落至10%。”联想一位管理者说。

“刘军没有死守开放市场业务。”一位资深联想内部人士认为刘军在战略上迷茫,是个大错误。

其实运营商补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让销量能够快速上去,另一方面会使得市场价格变得混乱,伤害到渠道。

多年来处于上游,一直卖设备给运营商的华为,深知其兴衰起伏规律,余承东也没有被运营商市场所麻醉,坚持做1000元以上的手机,坚持做开放市场的生意。

后来余承东招揽了华为无线SingleRAN业务核心主管之一的何刚、三星中国区品牌部老大杨柘、渠道专家赵科林、主管供应链的蓝通明、主管设计的Joon加盟,最终成了手机市场的前三甲。联想则与其完全相反,事业部总经理陈文晖与刘军因为冯辛一事彻底闹掰,最终陈文晖和刘军双双离职,移动业务也一蹶不振。

“在移动业务做大后,搏出位的想法占了上风,缺少专注和耐心。联想没能像华为那样去长远布局,有一个长期计划、非常坚定的投入,最终败给了华为。”上诉联想人士表示。

一个进击一个失落,成了余承东和刘军首次对战后的结果。余承东满心欢喜,继续带领华为消费者业务前行,刘军则暂离联想做起了卖酒生意。

铁马冰河入梦来

2016年2月,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上,余承东略显激动地宣布了华为手机出货量过亿的消息,同时还发布了传闻已久的二合一笔记本电脑MateBook,类似Surface“平板电脑+ 键盘”的结合,正式跨界进入PC领域。

在2015年第四季度,全球PC出货量同比减少10.6%,降至2008年以来*点。当时,很多人对华为的这一决定感到困惑。

几年后,华为PC与平板产品线总裁王银锋如此解释,“华为消费者业务在手机、可穿戴以及智能家居等领域取得了突破,进入PC行业能够使华为端产品形成体验上的互补。”

不能否认,在竞争日渐激烈的手机市场,华为的确需要一款“跨领域”产品来奠定华为生态。但是对余承东以及整个华为而言,布局PC业务的“野心”显然不止如此。

“华为迟早要做到PC领域的*。”余承东多次在不同场合立下这样的KPI,或多或少指向了不仅要在手机领域干掉所有对手,还要在PC领域超过联想”的目标。

当时的刘军已经离开联想接近一年,并且加入肆拾玖坊做起了董事长,干起了卖酒生意。而没有刘军的联想也逐渐低迷,到了2017年一季度,个人电脑销量退居第二,被惠普反超。并且曾经在手机领域战胜过联想的华为,又连续发布多款PC产品,杨元庆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7年5月中旬,刘军在时隔半年后,悄然进行了微博更新,内容是一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同时还附了一张图片。

熟悉联想的人都会对上图略有印象,这是2000年时,在美国圆石滩会议的一张合影,里面有很多熟悉的面孔,看得出当时的杨元庆和刘军等联想高层们还十分青葱。

刘军借这句诗回忆了当年的场景,重新回到联想,并表达了期望继续为联想奋战的决心。而杨元庆则用王昌龄的诗句——“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来表达不获胜不收兵的豪言壮志。

就这样,余承东再次碰上了刘军。但与之前两人在手机业务上赛马不同,这次余承东成了攻击者,刘军成了防守者。

然而,余承东想吃下PC这碗饭并不容易。

2016年华为*笔记本电脑由于未能给用户提供良好办公体验,以及难敌微软、联想等强大竞争对手,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都未获成功。

直到2017年采用与之前手机业务一致的打法,用高薪挖来台湾地区PC行业管理和技术人才后,华为PC业务才崭露头角。尤其是在2018年之后,余承东对华为PC业务显得尤为自信。

“我们的对手太弱了。现在华为PC刚开始试水,未来发力后竞争力会更强。”2019年4月,余承东在P30系列发布会后再次开炮,“华为PC的口碑已经超越传统PC厂商,位居*。”

言语间充满对刘军以及整个PC行业的挑衅。

但刘军对此似乎并未放在心上。因为当时的联想在刘军回归后,无论是销量还是市场份额都有质的提升,稳稳回到全球*的宝座,并且与其他厂商拉开了差距。

不过让刘军没想到的是,从2019年5月开始,华为开始经历美国多轮严厉制裁,手机业务一落千丈,余承东为补上手机业务带来的营收漏洞,密集发布了一系列PC新品,高端、中端和入门级产品陆续铺齐,进一步完善了产品矩阵,当年华为PC发货量同比增长超过200%。

看到余承东如此激进,一向表露轻松的刘军似乎有些慌张。公开表示,“不建议华为进军电脑业务,奉劝友商量力而行!”并且他还一口断定,“没有10年、8年的功夫,做不好电脑。”

这并没有阻止余承东激进的步伐。2020年疫情“黑天鹅”让被唱衰多年的PC行业迎来新机遇。当年8月,余承东称,华为在中国笔记本市场占有率达到16.9%,仅次于联想,排名第二,已然进入市场*梯队。

有传言称,杨元庆看到华为笔记本迅速崛起后气急败坏,把刚主持完业绩发布媒体分享会的刘军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

按照彼时行业人士分析,华为系的份额迅速从11%增长到16%,一个季度就增长了5%,按照这个节奏,此消彼长下华为PC业务将在2021年后全面超越联想,占市场主导地位。

不过,现实反转,堪比剧本,还未等刘军出手,华为PC业务就遭到足以致命的打击。

2020年9月15日开始,三星、台积电、东芝、索尼等企业确认断供华为,虽然英特尔、AMD等厂商未在其列,可以限量继续向华为提供CPU芯片,但拿不出货仍旧成了华为的难题。

同时由于材料、物流等成本持续增加,余承东无奈将PC产品全面涨价,在缺货、涨价的影响下,华为PC业务面临巨大挑战。余承东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被其他厂商一点点蚕食殆尽,刘军更是趁机吃饱,拉开了与华为的差距。

“TMD跟做梦一样,好不容易起来了,又被制裁了。”有传言称余承东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这样说道。

对于联想来说,似乎已经不用再担心华为能够追上他的问题,但刘军低估了余承东在PC业务上下的决心。

消费PC市场受到打击后,余承东将目光投向了利润更丰厚的政企和商用PC市场,因为相比之下,这个市场对于硬件要求并不算高,他们更注重的是数据安全以及软件个性化,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市场华为可以做到纯国产,不受外界因素影响。

然而一直以来,这个“铁饭碗”都拿在联想手里,华为的全面进场,不得不让刚松下弦来的刘军再次紧绷起来。余承东和刘军的新战事也一触即发。

余刘新战事

在政府、企业IT采购领域,联想称霸市场已经近20年。

从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后,联想作为民族企业的代表,迅速跟上大潮。仅仅两年后,联想PC产品便击败了身为“国际大牌”的惠普和戴尔,在国内政府行业IT设备采购份额中占据榜首,市占率接近50%。

这种增速背后,离不开“民族企业”四个字的加持。而联想作为中国人骄傲的高光时刻,发生在2005年的5月1日的下午3点。

彼时,联想正式宣布完成收购IBM全球PC业务,同时任命杨元庆接替柳传志,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担任非执行董事。联想当年以130亿元美元的年销售额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

也是在那时,“买联想”成了政府采购过程中,心照不宣的“政治正确”。

因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采购都偏好本国产品,并且在政府采购的逻辑中,损耗周期与价格相比更为重要。

以中央2016年印发的《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为例,政府采购的台式电脑使用年限至少为6年,且价格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国产、扛用、保修是政府办公设备的*选。照此标准,联想在当时无疑是最适合政府办公设备遴选标准的企业。

民族之光、抗造耐用、售后完善,这些恰到好处的标签,造就了联想PC在政府采购领域的霸主地位并带来持续增长。

联想官网的一份数据指出,从2016年的2万台到2017年的8万台再到2018年的15万台,联想PC产品在国内政府采购电商市场的年销量一直在大幅增长,市场份额更是由2017年的60%增长到了2018年的70%。

这也直接为联想带来了实际的销售额。如果按照5000元的标准计算,15万台电脑能带来7.5亿元的营收。并且以此推算,2018年国内PC政府采购电商市场就能达到10亿元。

不能否认,当年联想在“政圈”的霸主地位,很难有可以撼动的挑战者,但现在华为来了。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商用PC也在朝着智能化,协同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有自研鸿蒙系统并且擅长为企业做智能化服务的华为来说,是一个风口,也是“革旧王”的*时机。当然,余承东也明白,自己又要再次跟刘军“血战”一场了。

曾经有人这样描述余承东,一群绅士在屋里中规中矩地玩桥牌,突然有人冲进来把桌子一掀:“来,我们重新玩!”

这就是余承东。

事实也是这样,余承东在今年一口气发布了多款PC产品,并且还发布了*墨水平板MatePad Paper以及智能打印机。最关键的是打出了“智慧办公”这张牌。

在企业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余承东这种做法,无疑证实了自己就是进屋掀桌子的那个人。

“对华为而言,这是余承东口中‘1+8+N’的一步,也是传统PC转型智慧PC的一步。其优势是华为有应对政府机构、企业大单采购的丰富经验。”有观察人士如此表示,国产化替代正成为趋势,华为作为国产品牌,会一定程度替代戴尔、惠普等产品。

但余承东真正的对手还是稳坐牌桌的绅士刘军。

以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在解决方案、供应链整合、渠道、产品布局上,联想都占据比较大的优势。刘军此前透露,在联想2021/22财年前三财季,联想中国区大客户业务PC销量全部市场份额为55.5%。其中,企业市场PC市场份额达到60.9%。

从各大城市的政府采购平台上也能看出差距。拿上海举例,联想无论是台式机销量还是笔记本销量,均远超华为,并且在产品型号上也较为繁多。

不过华为的优势在于生态化,相比生态匮乏的联想,华为路由器、智慧屏、打印机以及平板都是帮助华为PC冲击市场的辅助选手。

从短期来看,刘军还不用担心,因为当下政企市场已经形成一套坚不可摧的固有思想,并且按照政策要求,大量换新也存在周期性,即便有政策开路,余承东也很难在短时间里迅速铺开产品矩阵。

长远来看,刘军则需要警惕,因为这场硬仗一定程度上不只是他和余承东再次对决,更是新老爱国企业的PC大战。

作为国产IT产业崛起里程碑的联想,有“同款电脑国内定价高于国外”、“5G投票给高通”、“国有资产流失”等众多黑历史,即便被政府青睐,也终不免被群嘲“老牌爱国企业被腐蚀为美帝良心”。

相反华为承载的“爱国”情怀更激进,不论是“孟晚舟事件”,还是美国政府制裁,或是其在5G领域展现的“大国实力”,让很多消费者都有为“爱国”买单的动力。

现在的联想已经逐步失去了昔日光环,华为却逐渐走在全球科技公司前沿,大有当年联想的气势。外界都对华为给予了厚望,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服务,颇有未达*不罢休的感觉。

两家“爱国企业”的竞争就此展开,刘军和余承东的PC大战也一触即发。一方是缺乏生态支撑、爱国情怀消耗殆尽的联想,一方是民族骄傲的全新象征、拥有完备软硬生态的华为,屠龙少年成巨龙的故事似乎正在上演。

余承东,这位自幼打架不要命,听着岳飞故事长大的安徽小县城青年,擅长带领团队冲锋陷阵;刘军,多次帮助联想守住底线的大个子,更像是一名篮球队长,并不一定适应冲到前线厮杀,但他一定会想办法赢得比赛。

所以,对于余承东来说,这次再战刘军,势必是一场硬仗,因为华为触到了联想底线。

参考资料:《华为联想手机风云》,财经天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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