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我为自己「定制」了一个完美女儿

“我只是想当母亲，享受一个女性生理天性赋予的权利，或许有这种想法的大龄剩女还有很多，但我们往往都被卡在婚姻这道门槛上。”

前几年，《婚姻法》新规定指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与此同时，已入局“单身剩女”10余年的33岁女孩韩颖颖却把目光聚焦“非婚生子女”这几个字。

就像颗随风扬洒的种子，在韩颖颖心里迎风而落，发了根。

随后，闺蜜的经历彻底让这粒种子萌芽破土。闺蜜单身生子后，孩子因非婚生一直无法随母落户，做了5年“黑户”，上学、出行到处受限。

《婚姻法》新规颁布后，*时间解决了孩子落户难题。

亲眼见证这条法规的效力后，韩颖颖意识到，或许自己可以同样跳过相亲和婚姻，做一个脱离既定轨道的人，选择一条捷径去实现她为人母的多年夙愿。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个“定制孩子”的女人的故事，用韩颖颖的话说，她们既不恨嫁，也不恐生，她们想要的很平凡，只是一个有孩子的未来。

但眼看*生育期一年年错过，为了这个梦想，她甘愿“离经叛道”，远赴海外，定制生子。

以下是关于她的真实故事：

接到海外诊所医生电邮那晚后，我彻夜在海外精子库里给即将到来的孩子选一个“爸爸”。

那是我*次接触精子库，感觉很怪，好像我挑的不是一个孩子他爸，而是一件衣服。

在筛选条件那栏，眉毛、发色、身高、血型、血统都成为可选项，想要什么样的孩子爸，动动手指自己组合，然后点击搜索，一排排私人订制的孩子爸就出现在列表里供我选择。

那一刻的感觉就是，这不是开玩笑么。不过，转念一想，我决定去海外接受人工授精一样，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在开玩笑。

为了这个孩子，我准备了10多年，相过100多次亲。从22岁英国留学归来开始，11年时间里我相过100多个对象，见过的相亲对象包括了各种高矮胖瘦、精英和社畜、社交牛皮和社恐……几乎凑齐了一幅众生百态的浮世绘。

在情感里，我很慢热，别人口中那种心跳的感觉我很难体验到，相亲这种短兵相接的形式对我来说更是毫无作用。

33岁那年，我在老家相亲圈里声名远播，大家都觉得是我太高冷，看不上别人，也很少有人愿意再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其实我没什么远大的梦想，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可惜我的运气差了些，没遇到合适的人。

眼看自己即将奔四，再不生恐怕我的梦想会落空。于是35岁那年，当我得知海外可以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生育，再加上法律上对“非婚生子女”的立法保护，我就像赶上了通往梦想的末班车一样，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也想试试。

当时，一位华裔友人告诉我，她所在的国家有很多未婚女性每月有定期人工授精的习惯，在当地人看来，生育与婚姻是剥离开的，即便未婚或离异单身，无论男女，都被允许独自生育孩子，并且受到法律保护。

朋友问我，“你有兴趣？”我也很坦诚，“是，我想自己要一个孩子。”

在他的引荐下我联系上当地提供辅助生殖服务的诊所，这才发现那里的辅助生殖衍生服务早已形成产业化一条龙。

朋友所在的区域就有几百个精子库为单身女性服务，规范化的代孕机制为单身男性服务，一次人工授精的费用大概在人民币一万块左右，且关键信息保密做得细致，提供辅助生殖的双方几乎毫无交集，规避未来争抢孩子的潜在风险。

旅途结束回国后，我们通过电邮的方式继续沟通，引导我一步步完成人工受孕。

在电邮往来中，医生几乎每次都会重复同样一句话，“这是我们*次尝试，很可能不成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每次我都会回复同样的内容，“没问题，我准备好了。”

人工授精手术安排在一周内，时间紧迫，我熬了几个大夜在线上精子库选好孩子他爸，便立刻买了机票。

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我预定的精子已经在送达诊所的路上，按照诊所医生的忠告，“运费很贵，*一次买两只，浓度要中等，成功几率更大。”

就在我起飞前，医生再次通过电邮提醒我：不必担心，我们采用宫颈受精，只需3-5分钟，就像做一个小检查。*次做就当熟悉一下流程，不要有心理负担。

幸运的是，我成为那家诊所里为数不多*次受精就成功的人。在35岁那年夏天，我向自己的梦想迈进了一大步。

更让我意外的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在国内生育一个“非婚生子女”，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坎坷。

和其他待产妈妈不同，大部分的怀孕时间是我一个人度过的。

一个人怀孕会遇到很多意外状况，比如，去社区建档。一个新生儿的正常建档流程是确诊怀孕后，夫妻双方带身份证和结婚证去街道办手续，而我只有一张自己的身份证。

街道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有些为难，“如果没有父亲的身份信息，孩子出生证明这些文件里父亲这一栏会是空白的”，他递给我一份承诺书，告诉我想好了就签字。

签下自己名字那一刻，我感到如释重负。这是这个孩子在世界上的*份存在证明，原本我以为要费上一番口舌，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

在那之后，我慢慢喜欢上带着肚子里这个孩子去做每一件事。

我们一起吃早餐、开车上班，下班后去健身房运动，一起去游泳，一起看书看电影，一起做每一次产检。看着她在我的子宫里一点点长大时，我能感觉到自己人生的色调也在一点点明亮起来。

为了更了解这个孩子，我常会把精子库里的资料拿出来翻看。看着这位捐献精子的人他的身高、儿时照片的模样，想象孩子出生后的样子，希望也会有同样一头棕褐色的卷发和深陷的眼窝。

在他的档案里有非常详细的个人介绍，上学时的成绩、什么时候出过水痘、有没有近视眼，这些细节的资料足足有好几十页。

我还意外发现之前没看到的手写留言，是捐献者写给受捐人的话。在他的留言里写到，他是一个喜欢四处旅行和烹饪的人，尤其喜欢吃中国菜，会做中国菜，他甚至用拼音写上麻婆豆腐这四个字，足以见得对这道菜的喜爱。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当初选择他时我只重点参考了血型和家族病史，并没想到在这么多人中竟然选中一个与中国有缘的人。

即将临盆前，我为自己安排好剖腹产手术和月子中心。在生产前2周，父母从老家赶来陪我。

母亲是全家*个全力支持我的人。当初在国外听朋友介绍当地的人工授精时，我征询母亲的意见，得不到她的许可，我没办法做成这件事。但她出乎意料地干脆，“只要对你好，我没有任何意见。”

我的一双父母大概是50后中最开明的一群人。即便在我100多次相亲失败的那些年里，他们从没催过婚，也从不问我相亲失败的原因，他们只是帮我提供相亲的机会，去不去、能不能成，都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在我怀孕前一年，父母甚至告诉我，他们觉得我一个人过得很好，“如果你单身时的幸福指数是8，结婚以后我们希望你的幸福指数是9或10，但如果你的幸福指数降到5或6，我们宁愿你过一个人的生活。”

但去国外人工授精，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父母来说还是有不小的思想挑战。妈妈说我怀孕那段时间，她和我爸只跟最亲近的家人提过这件事，他们担心亲友间的有色眼镜，会歪曲了女儿追求幸福的行为。

生产那天，爸妈手拉着手守在我的产房外，爸爸说那种焦急担心的感受就像30多年前我出生那天一样。

孩子顺利出生，是一个女孩，我给她取名Ella，长得很像照片上那个小男孩，有着棕色的卷发和深陷的眼窝。

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没像其他妈妈那样喜极而泣，我只想笑，但伤口撕扯着痛又不敢大笑。终于，我可以笑着卸下所有的包袱，我的梦想实现了。

Ella出生后，正值退休的父母从老家搬来与我们同住，方便照顾我和孩子。那真是一段鸡飞狗跳的日子。

我和父母已有10多年没住在一起，我们一边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一边操持Ella出生后的忙碌。一个肉粉粉的婴儿和一双父母，给我这个空荡了10多年的家塞满了浓厚的烟火气。

单身生活过了太久，要不是有这种对比，我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情感上缺失这么深。

现在这个家里比以前塞得更满、更乱，我常常要跟父母争论一个又一个的家务，要安排Ella一顿又一顿的饭。

但每天离开家时说一句“我去上班啦”，回家时敲敲门就有人来开门的日子，却也实在太温暖了。

单身的自由和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对错，只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的选择而已。

Ella一岁半时，我送她去托儿班，忽闪的大眼睛和高鼻梁，一张不“亚洲”的面孔让她成为班里的焦点。

从托儿班回家，Ella总会跟我讲班里的趣事。有一次她唱着老师教的歌谣，其中一句“一只手牵着妈妈，一只手牵着爸爸。”

我听到后问她，“爸爸是什么？”Ella想了片刻，然后指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的外公说，“爸爸是外公。”在她的认知里，爸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性别区分，家里的男性就等于“爸爸”。

有关父亲这件事，早在我准备接受人工授精时就仔细思考过，并且看过相关书籍。一般幼儿对父母的概念建立大概在5-6岁，那时他们具备思考能力，会将自己的东西与他人做对比，在这种对比里，自己父母的概念便建立了。

但我想让Ella更早适应自己的特殊，每当遇到这种机会，我都会毫不避讳地坦诚告诉她，你没有爸爸，就像有些人没有妈妈是一样的，就像你的长相跟别人不同一样。

“不一样没什么不好。”是我经常对Ella说的话，引导她建立多元化的认知，同时再告诉她，即便没有爸爸，但妈妈和外公外婆会给予她全部的关爱，建立她的安全感。

或许有人觉得对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讲实话太过苛刻，但我一早便决定，不编故事忽悠Ella，正因为她的特殊性，我更要给她勇敢面对现实的底气，在未来她面对他人的偏见时，可以自信地告诉自己，“你确实不一样，但这没什么不好。”

Ella的老师和班里同学的家长几乎都知道我的情况，接送孩子或参与亲子活动时，他们总会有意帮衬我们，甚至说些客套话“如果当初我也知道有这种方法，自己生一个多洒脱，现在伺候一大一小这么累。”

我常常礼貌地笑一笑，感激他们的包容和尊重。

Ella出生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个人生活几乎全部消失。曾经每日健身的我，现在已有两年多没去过健身房，也没游过泳。没去过一次电影院，没追过一部剧，没有一次在晚上约朋友出去聚会，下了班只想抓紧时间回家顾孩子。

有娃这两年，工作团队对我十分照顾，熬夜加班和出长差的工作都会绕开我，这也意味着重大项目同样绕开了我。

有没有后悔过？没有，在我决定要Ella时这些早已预料到，如果在工作和孩子中只能选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Ella，为了抚养她，我甘愿付出自己的全部。

团队里另一个宝妈是90后女孩，每天跟着大伙加班到深夜，孩子丢给长辈带。看着她时我在想，如果我20多岁有了孩子，或许会跟她的做法一样。

但到了快40岁，对于生活、工作的看法都在改变，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也敢有底气说我可以为了孩子抛弃工作。

就像我20几岁时相亲，目标对象是那种事业型的成熟男人，他身上有让我仰慕的闪光点，就像偶像剧里演的那样，万众瞩目的那个人他眼里只有我。

但经历过很多之后，到了33岁我突然意识到，那样的成熟型男人根本不适合我，而我也不是娇弱型的女生，不适合他们的审美。一个对生活有好奇、有情趣的人才更适合30+的我，但在20岁时遇到这样的男孩，我可能会觉得他“没出息”。

这似乎就是老辈人说过的话，“人都是会变的。”我们只能在不断变化中去找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

而这个社会的包容度越大，给每个人的选择空间越广，才能支撑更多像我一样的人，愿意去突破常规、释放自我，找到那个不被世俗和偏见左右的自己，获得真正的快乐与幸福。

Ella出生后，来找韩颖颖咨询海外辅助生殖的人越来越多，有单身女孩，也有单身男孩。

据韩颖颖介绍，现在的海外辅助生殖技术相对成熟，像距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国家就有不少成熟机构。

但技术上的无障碍只是*步，真正关键的是个人的思想准备。

“很多人来找我咨询时，我都会问他们，你真的想好了么？”

韩颖颖的朋友常说，她生孩子就像没生一样，看起来那么洒脱。但只有韩颖颖自己知道，在*次人工授精前她把有关孩子的未来在脑子里一条条过了个遍。

“这个孩子我自己能不能养？怎么养？养这个孩子会失去哪些？我能不能接受？”韩颖颖说，她花了很久才把这些都想明白之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孩子的诞生几乎会颠覆性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件拍脑门决定的事。

“单身带孩子的辛苦不是翻倍，而是翻倍的次方，无论自己过得好与不好，都不要因为一时的孤独或虚荣去轻易创造一个生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韩颖颖、Ella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