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中方回应清朗行动针对韩国说#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起因是韩国媒体在报道中表示担忧，称中国政府启动“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会使中韩文化交流受到影响，甚至认为中方相关举措有针对韩国的部分。对此，中国驻韩大使馆公开回应，表示中方有关行动针对的全部都是有悖公序良俗、有违法律法规的言行，不会影响同任何国家的正常交流。
韩媒担忧的来源，或许是中国清朗行动的封号行为。9月1日，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朴智旻的中国粉丝团，在其账号发布了朴智旻粉丝为了给爱豆过生日、集资定制专属飞机涂装的效果图，后被观察者网报道，“中国粉丝为韩团成员集资定制飞机应援”登上热搜。
之后，新浪微博对该粉丝团账号发布了禁言60天的处理，并对包含“诱导攀比内容”“导向严重错误”的微博，进行了清理。此外，新浪微博还对“张元英中文首站”“防弹少年团吧_BTSBAR”等21个韩国偶像粉丝账号做出了禁言30天的处置。
根据观察者网的报道，朴智旻粉丝从今年4月就开设了集资链接，仅用1小时集资金额就超过了230万元。
如此庞大的集资数额引发舆论哗然。此前国内韩圈粉丝大量集资为大众所知，多是用于购买专辑，但集资买专辑总归是消费行为，也会有实体专辑到手，集资应援纯粹是为了给偶像过生日，则有大量网友认为这样的阵仗过于夸张。事实上，对于韩国爱豆粉丝这一群体来说，这样的应援模式从上世纪末开始由来已久。
其中衍生出的，可以是文化，也可以是生意。
应援文化：舶来和改进
追本溯源来看，“应援”在亚洲的起源并非韩国，而是偶像工业的源头日本。
所谓“应援”，指的是粉丝支持偶像的行为，与球赛观众统一队服、举旗呐喊的意义具有相似性。上世纪70年代，日本歌手西城秀树在演出中首度加入了与观众互动的机制——因为粉丝尖叫声过大，他认为粉丝这样无法好好听歌，于是在歌曲中特意加入了重复的旋律，引导台下观众喊出人名“HIDEKI！”，即今天的人名打call。
到了80年代，规模化的粉丝组织形成，发光应援棒也开始出现。当时的日本尚且处于不良文化的热潮之中，粉丝组织也受其影响，被称作偶像的亲卫队。
之后，日本的偶像应援行为逐步向宅文化靠近，但不良文化的退潮和宫崎勤连环幼女诱拐杀人事件的出现，“御宅族”群体在大众层面的口碑急剧下滑，应援行为也渐趋小众化。
缺乏宅文化浸染和娱乐业逐渐繁荣的韩国，应援文化逐渐走向更大众的明星圈层。早在上世纪90年代，水晶男孩和H.O.T的粉丝为了和其他爱豆粉丝区别开来，提出了各自的代表色、会服等等，韩剧《请回答1997》就还原了H.O.T粉丝们身穿白色长袍的粉丝应援场景。
“应援”的本质是展示粉丝对偶像的爱，随着韩国应援文化的不断发展，这种爱意的表露方式和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最为典型的仍然是线下演出现场的应援。韩国经纪公司会在官网开设周边板块，出售官方制作的应援棒、毛巾等，粉丝也会自制手幅，在演出现场根据官方的应援歌词，对台上的偶像进行回应，应援词响亮整齐、应援棒汇聚的灯海面积大等，代表了粉丝群体庞大、偶像号召力强。
线下的应援，有一种目的是展示给非粉丝的“路人”。比如地铁大屏、巴士应援，让偶像的照片登上广阔的人流聚集地，这也是粉丝财力的一种体现。比较夸张的做法中，粉丝还会自行设计包含偶像照片的图案，来涂装巴士外层、地铁车厢内壁。
朴智旻粉丝团此次被点名的应援就属于这种类型。甚至还有粉丝团会联系相关机构，组织无人机表演来庆祝偶像的生日、出道日等特殊日子。
还有一种应援，是直接送给偶像以及参与节目录制的工作人员的。艺人进组、录制节目的时候，粉丝会送花篮到现场，还会在和经纪公司沟通完备的情况下，制作包装精美的食物礼盒送给艺人和工作人员，或者直接送带有艺人图案、立牌的餐车或咖啡车。
韩国艺人之间，也会用这种方式表达支持。去年5月，曾一同拍摄过《鬼怪》的李栋旭和孔刘，就为女主角金高银送了餐车应援。
最为隆重的艺人应援，是每年生日的粉丝团应援。粉丝团、站子会提前准备偶像的生日礼物，在生日时寄到经纪公司。生日礼物清单往往被奢侈品填满，包含衣服饰品、限量版的手办玩具和数十万的Hermes Kelly。生日应援昂贵且种类繁多被视为一种有品位、体面的行为，也能彰显粉丝对偶像的爱意深切。
以上的应援方式，如果偶像予以回应，即到应援大屏下合影拍照，或是穿戴了偶像送出的礼物，在饭圈内被称作“认证”，表示偶像看到了粉丝的爱意并表示感谢。
偶像也会对粉丝的应援做出回应，比如反向赠送粉丝礼物，这在饭圈被称作“逆应援”。韩国人气女爱豆李宣美曾经为showcase的700名粉丝送了Dior的口红和香水礼包，金泫雅也曾经为打歌节目的到场粉丝送上YSL的化妆品和代言品牌的羽绒服。
爱意下的应援乱象
国内的粉丝应援文化，尤其是为偶像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礼物等方式，最早大概源于韩流偶像盛行时期的韩圈粉丝影响。韩庚回国发展后，主演的电影《大武生》上映时，其粉丝为点映现场的媒体准备了包含零食饮料的礼包。
但是，国内与韩国娱乐圈关于粉丝的文化本就不同。韩国偶像工业体系建立在粉丝经济的发展之上，粉丝是韩国偶像的立足点之一，他们的成名处处都离不开粉丝的支持，并且韩国偶像团体收入水平不如国内，接收粉丝礼物属于“支持”的一项，相对容易接受。
而国内的粉丝经济在十几年前才堪堪兴起，大众会认为艺人大量依靠粉丝支持代表本身业务能力不够，同时国内艺人的收入水平远高于韩国，再收粉丝礼物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国内高人气的流量明星大多都拒绝接收粉丝礼物，*可能被接收的礼物是粉丝的手写信。
更何况，粉丝应援的爱意昭昭之下，也存在着诸多乱象。尤其当应援的对象是国境线之外的明星时，其中的灰色空间就更多了。
最为典型的是粉丝后援会不发货周边、“卷款跑路”的违法行为，今年Jennie和朴灿烈的国内粉丝团都被认为有类似的行为，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国内粉圈中，三年前白敬亭的应援站没有及时发货，月底白敬亭工作室发布声明，称粉丝的损失将由工作室方面先行垫付，后续会对维权追讨行为持续跟进。
另外，不少地铁大屏应援定价都在数千元，还可能有打折空间。粉丝后援会给出的明细往往不会出示合同，只会标明每一项应援的单价，粉丝对于应援价格不了解，后援会很容易利用认知差异从中获利。
韩圈粉丝面对重要的生日应援和专辑回归集资，时间线都拉得很长，基本都会提前三个月甚至更早就开设集资链接，这中间留下了大量的可操作空间。就算是尽数投入余额宝账户，有数量如此庞大的本金也能得到可观利润。
在生日礼物购买方面，Hermes等品牌的部分奢侈品需要配货，即如果想要购买Birkin等经典包袋，只有在购买数万元的饰品之后才能有购买包袋的资格。而粉丝团可以利用粉丝集资的金钱，去购买丝巾、帽子等价格相对较低的单品满足配货标准，再自行购买大牌包袋，从而免去自己配货的金钱。
另一方面，韩圈粉丝出于爱意的应援，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经纪公司的“懒惰”，给了对接公司从中获利的机会。
2019年NCT小分队威神V武汉场的见面会中，李永钦和董思成粉丝团联合做出的食物应援包括600瓶矿泉水、648瓶汇源果汁、300桶方便面，甚至还有300条毛巾和电源转换插头、厨房用纸等基本不会出现在应援清单里的日用品，之后有粉丝发现，两家粉丝团的应援报告下写明“所有物品根据主办方提供清单进行采购”。如果粉丝报告所说属实，那么这无疑是将主办方和经纪公司需要承担的成本，进一步转嫁到粉丝的身上。
应援文化的本质和最初，或许是出于粉丝的支持和爱意的表达。但随着攀比心理出现，粉丝需要承担的成本和风险，也越来越高，最终很容易走向只有少数人从中牟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