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商。
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潮汕是个特别的存在。虽处东南一隅，却举国皆知：这里不仅走出了李嘉诚、黄光裕、马化腾等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富豪更是比比皆是，如华人置业的刘銮雄、宝能集团的姚振华、星河控股的黄楚龙等。
潮汕人不仅在国内牛气，还将业务延伸到了世界各地。在泰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都被潮汕人所垄断，陈弼臣、谢国民、苏旭明3位潮商，先后登上泰国首富的宝座；在新加坡，“涂料大亨”吴清亮多次蝉联新加坡富豪榜；除了东南亚，包括欧洲、加拿大等地，华人首富亦出现过潮汕人的身影。
要知道，潮汕地区自古就是“省尾国角”，只有潮州、汕头（经济特区）、揭阳及汕尾4个城市，边缘得不能再边缘，却源源不断诞生了无数商界巨头。
若按正常发展规律来说，潮汕应该财力独霸一方，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单就2020年广东省GDP来说，潮汕地区可谓惨不忍睹，四市GDP总值占全省比例越来越低，远远落后。
曾经一度，拼搏、团结、精明，被视作潮商成功的底色。高光之下，这些特质的B面难免被忽略，即投机、排外、取巧，直到问题被日渐放大。
可以说，潮汕的衰落，冥冥中早已埋下伏笔。
01
独特的商业裙带，是把无形的双刃剑
《潮汕赋》中写：“八俊七贤今再现，潮人商贾遍大千。”作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断代的大商帮，千年潮商的生命力不可小觑。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潮汕地区（旧称潮州府）三面环山，一面环海，使得潮汕与外界隔离开来，具有很强的孤立性。
虽说耕地少而涝灾多，潮汕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特殊的自然环境下，潮汕人顺理成章地走向海外贸易，以求谋生。
但哪里有商船，哪里就有海盗。从明朝初年到晚明，海盗日益猖獗，潮汕人饱受其苦，在海防不牢的时代，想要自保，唯有团结。
最终，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宗族，成了反击战的天然力量，且防务收效甚大，在人如草芥的乱世中，潮汕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处于正向状态。于是，利用宗族抵御外部风险，成了潮汕人牢记的生存策略。
除了规避灾祸，宗族最核心的作用在于“做生意”。潮商起步的年代，市场尚不健全，宗族内牢固的家族关系，无疑是商业伙伴的*选择。
此外，宗族还能为潮汕人提供必要的商业资本。潮汕的大部分企业，在旺季来临需要增资扩产时，*时间并不是前往银行办理贷款，而是直接找本村宗族组织的标会渡过难关。
背靠整个宗族势力，做起事来自然如虎添翼。以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为例，其在创办国美初期，以及后来成功争夺国美控制权，正是借助家族集资的力量。
再说到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万宝之争”，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收购万科股票时，各地潮汕会长毫不避讳公开表示支持，前后历经五次大反转，足见潮汕商人抱团之厉害。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依赖宗族关系文化的另一个结果是，潮汕地区社会、政府和市场充斥着家族化和血缘化，潮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裙带关系成风，腐败大量滋生。
曾是广东揭阳“金名片”的康美药业，就酿出了A股史上*造假舞弊案。2018年底，证监会日常监管时发现，康美药业财务报告真实性存疑，当即开展立案调查。
乱了阵脚的康美药业只得披露公告，称公司账实不符，各项差错金额合计903.01亿元，货币资金凭空蒸发近300亿元。
惊天大雷被曝出后，负面新闻接踵而来，康美股价暴跌，股民哀鸿遍野。而就在康美药业崩盘的同时，还有多家本地股票一起暴跌且走势相似，比如皇庭国际、盛迅达、达安基因等，实控人均是潮汕籍，相互之间业务还有重叠，业内调查认为，这几只股票正是由潮汕帮联合坐庄操纵。
此后的调查也证明，康美药业从上市之初起就猫腻重重。2000年至2015年，创始人马兴田先后行贿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广东省委原书记万庆良、广东省食药监局原处长蔡明等，令其为康美大开方便之门，内幕交易让人唏嘘。
康美药业的丑闻，不过是潮汕经济的缩影之一。此前，潮汕还发生过震惊全国的特大“骗税案”。
2000年8月，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进驻汕头潮阳、揭阳普宁，一个巨大的黑洞呈现在公众面前：潮阳、普宁的1000多户出口企业，竟有98%以上存在违法犯罪。据不完全统计，两地共虚开增值税发票8.8万本，虚开税额223亿元，涉嫌骗税42亿元。
精明过头的潮汕人，在播撒着“灰色经济”的种子，疯狂攫取财富的同时，也透支着自身的信用。
02
机关算尽万事空，潮汕企业发展堪忧
玩火必自焚，市场的反击是迅速而残酷的。
据新华社报道，汕头“骗税案”案发后，全国共18个地区向所属企业下发通知，提出不和汕头、揭阳做生意，不少属意汕头的企业连夜外迁，汕头的招商引资工作近乎搁置。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场风波影响了半个中国的经济秩序，“潮商”这个曾经的金字招牌成了“过街老鼠”，连守法的企业也跟着一块倒霉，倒闭潮随即蔓延开来。
作为四个经济特区中最为发达的汕头，从此一落千丈。2000年，汕头被厦门赶上并甩开了一段距离，当年汕头的GDP为476.97亿元，厦门为501.87亿元；2006年，汕头又被珠海赶超，该年汕头GDP为737.38亿元，珠海则为753亿元。
到2020年，深圳、厦门、珠海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7670.24亿元、6384.02亿元、3481.94亿元，汕头仅为2730.58亿元，差距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诚然，潮汕人天生对商业敏感，且整体成功欲非常强烈。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技术出身，只得跻身于陶瓷、电器、服装、加工贸易等门槛并不高的行业，因而普遍缺乏工匠精神，鲜有竞争壁垒。
野心驱使下，潮汕人更希望用高风险换取高收益，A股上市便成了上上之策。典型如群兴玩具，公司年景*时，年利润不过5000多万，玩具停产反而一个壳都能值几十亿，钱来的如此容易，谁还愿意坚守处于红海的主业。
在一系列拼命式的补税、冲业绩等花样手段下，成功上市后的潮汕多家本土公司，便迫不及待玩起了资本游戏。
金刚玻璃连收购对象都没有准备好，就欲趁大牛市收割韭菜；文化长城收购完成迟迟不给钱，微型供应商却占用公司巨额财产；太安堂大兴土木打造旅游小镇，账上累积了20多亿固定资产，却在年报业务中对旅游产业只字不提。
越是急功近利，越是欲速不达。因为收购计划最终未获审批，加上管理层无心经营，如意算盘落空的金刚玻璃持续高开低走，不仅股价跌破发行价，业绩更是连年亏损，多名董事因信披违规被刑拘调查。
大跃进的太安堂自食苦果，债台高筑。2017年时，太安堂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仅为7695.52亿元，却拿出了3.40亿元投资特色小镇；2018年度，潮州市太安堂小镇投资有限公司亏损2154.28万元，太安堂对其的长期股权投资对应确认了431.30万元的投资损失。
今年4月，太安堂发布2021年*季度业绩报告，预计当期归母净利润亏损5900万元～6800万元，亏损原因是“经营资金投入不足，销售收入下滑，而固定性费用及财务费用居高”。
慌不择路的太安堂，只得频繁质押、减持股权来求得生机。就在最近，太安堂发布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出售医药电商“康爱多”47.35%的股权，即便如此，太安堂也再难回到*。
据菜头才财经统计，如今潮汕本土46家A股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只怕连“胶几人”（方言：自己人）都看不过去——造假、卖身、巨亏，剔除10家上市时日尚短的，有24家自上市至今、或超10年股价未涨，真实演绎“上市即下坡”的反转剧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功利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风气下，潮汕的大起大落，几乎是必然结局。
03
劳动力流失严重，后劲不足前途难料
雪上加霜的是，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潮汕四市已沦为三线乃至四线城市。
城市活力缺乏又带来恶性循环，劳动力迅速流失。以揭阳为例，2020年末，揭阳户籍总人口711.19万人，人口普查常住人口557.78万人，比2019年末的常住人口（610.50万人）少8.6%，也就是超50万人。
与之对应的，是如火如荼的“全国抢人战”，随着生育率的连年降低，人口结构日渐失，争取现存劳动力，成为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
人口是基本面，人才是动能，人才多，发展更高效，倘若吸引不到足够的人才，就要拼人口基数，否则就是坐以待毙，这种生存压力，是悬在潮汕地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即便潮汕能者再多，也架不住牛人总爱往异地谋财。因为和深圳离得近，很多潮汕人涌过去捞世界，在深圳有300多万潮人，占了整个深圳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有数据显示，深圳早期14000多个三资企业中，有近40%为潮汕人所投资，而在深圳早期的房地产界，潮汕籍企业家也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深圳地产圈的“江湖地位”。
然而，自相矛盾的现象是，潮商大佬们却鲜少在本土有实质性的投资反哺行动，大多是慈善捐款，如修建学校、医院、祠堂等。也许，从实际角度考量，在他们眼里，“故乡”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回报地。
倒是有个不为大众熟知的插曲，李嘉诚曾试图大举投资过潮汕地区。早在90年代，李嘉诚在汕头建了3个发电厂，但这个电力项目却闹得差点对簿公堂，李嘉诚还想过建设汕头的安居工程，最后却是撤资收场。
复盘潮汕经济，汕头有仿制服装、化工塑料等传统优势产业，但这些产业发展至今，仍没有任何明显优势；潮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由于交通和宣传等各方面原因，依然差强人意；转型为中国玉都的揭阳，作为奢侈品的玉器并不稳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
近年来，关于汕潮揭三市合并的声音又开始频频传出，但究其根本，合并就能真正解决潮汕地区的经济困境，让其重现辉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会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