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苹果打工人

从中国撤退？苹果走得了吗？

2010年，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奥巴马找到乔布斯，希望苹果把生产线转回美国带动就业。

乔布斯没有直接表态，给奥巴马讲起了故事：iPhone4上市前夕，突然有一项重要设计要修改，万般焦急，中国郑州的富士康工厂连夜召集工人开工，在第二天清晨之前搭建好了一条规模化生产线。

奥巴马听后没有再强求，他知道，苹果回不去了。

01、蜜月

大约十年前，大陆企业开始和苹果结缘。

其成长速度，从部分切入“果链”的企业中可见一斑。

德赛电池2009年率先进入苹果供应链，2010年，歌尔也接到苹果的橄榄枝，2011年，立讯精密借收购昆山联滔60%股权切入到苹果连接线产业。

2016年，立讯精密又收购苏州美特进一步渗透到声学领域，后迅速成为苹果AirPods的主力供应商。同一年，欧菲光2.34亿美元收购索尼电子华南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式切入到苹果摄像头模组供应链，成为当时国内*一家覆盖安卓、苹果供应链的模组厂商。

智能手机的爆发式增长彻底改变了苹果公司业绩增长曲线，2010财年，苹果营收650亿美元，这一数据到2020财年达到2745亿美元，增长了三倍还多。

切入“果链”的企业赚翻了。

营收方面，2010年—2020年歌尔从26.45亿增长到577.4亿，翻了20多倍；立讯精密从10.11亿元增长到918亿元，翻了90倍；德赛电池从13.16亿元增至194亿元，翻了近15倍。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2016年进入苹果产业链后，欧菲光当年营收大增44.6%。

老板们发财了。

高成长性换来了高估值，对于苹果产业链上的公司，过去十年股价翻十倍根本不是梦，老板们想要低调也不可能了。

2020年，富士康“打工妹”完成华丽转身，王来春身价超过郭台铭；姜滨登顶山东首富，默默无闻的“技术男”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网络媒体上，一边套现一边给投资者讲创业故事。

“果链”黄金十年，一切来的是那么自然。

但隐患也就此埋下。

2019年，来自苹果的销售收入分别占到了立讯精密、德赛电池、蓝思科技总收入的55.43%、46.76%、43.07%。

最新财报显示，去年苹果贡献了歌尔股份48.08%的营业收入，比重较2019年又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

如果未来苹果的订单下滑，这些企业该怎么办？

02、裂痕

跌停，腰斩，2021年，风向急转直下，一切来得又是那么突然。

恐慌和焦虑笼罩在广大“果链”投资者头上，而欧菲光和苹果的“闪离”将这一情绪推向了高潮。

3月16日盘后，欧菲光发布紧急公告，苹果单方面终止了和公司的所有合作，第二天，欧菲光果断跌停。

时间回到2017年，就在欧菲光切入苹果产业链不久后，库克还亲自跑到欧菲光广州的工厂参观，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秀恩爱”。

有投资者忍不住吐槽：“说离就离，库克真狠。”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就有媒体曝出苹果和欧菲光的“感情”出现裂痕，不过欧菲光最终否定了这一消息。

今年2月，欧菲光将“果链”业务紧急卖给闻泰科技，本来即将完成交易，但突然东窗事发，最终在双方原定价的基础上打了6折出售。

不只欧菲光，年初至今，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鹏鼎控股、蓝思科技、东山精密等苹果产业链龙头均跌跌不休。

2020年是苹果产品的大年，产业链上的很多公司都实现了不菲的收入，按说会对股价形成支撑，但奈何利空消息满天飞。

“需求减少正迫使苹果将所有iPhone的订单削减20%”，“苹果计划将7-10%产能从中国大陆转移至印度，并由鸿海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负责生产iPhone 12”。

连号称“地表最强苹果分析师”的郭明錤也出来泼冷水，他在最新报告中下调2021年AirPods出货预测30%-35%至7500万部-8000万部。

面对铺天盖地的消息，有人悄悄的按下了卖出键，有人在股吧里大肆的发泄负面情绪，还有的人在互动平台上对着董秘疯狂发问：“苹果公司是否有减少订单”，“过度依赖苹果是否会有风险”。

总之，一片哀鸣。

03、别慌

恐慌之余，有投资者怒斥苹果“变心”了。

其实，苹果始终未改初心——在全球寻找利益空间。

苹果要转移产能，恐怕谁也挡不住，但是，别慌。

寻求低人力成本是跨国公司不断进行产业全球转移的根本驱动力。

从这一点来看，东南亚国家相对目前的中国确实有优势。苹果在东南亚代工厂的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人民币，差不多只是中国代工厂的一半。

但低人力成本不代表低成本，中间还有效率问题。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强制推行的义务教育使得国内劳动力人口素质明显偏高，加上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民族特性，国内打工人在生产效率上优势明显。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张锡安就曾公开表示，“越南、孟加拉、缅甸等国家的生产效率只分别为中国的80%、60%和50%左右”。

制度成本是另一项隐性成本。

上世纪60年代之后，首先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是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而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大多都是集中体制。

道理很简单，有集中控制能力的国家才能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激烈对抗性矛盾。

而一旦接受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就很难解决这一麻烦，工会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纪录片《美国工厂》就将曹德旺和工会间的拉锯战展现的淋漓尽致。

由于有工会的存在，加上不断有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这些国家近几年的工资也在水涨船高。

在越南工会操作下，2013年，越南政府通过《劳动法》，规定外资企业每年工资涨幅达到30%；同年，柬埔寨掀起全国工人罢工，要求将工人工资从100美元大幅提高到每月160美元，到2020年，这一数据已经增长到190美元。

一份报告显示，去年涨幅榜前五位均为东南亚国家：印度、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国，涨幅均在4%-6%之间。

如果工资上涨幅度赶不上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东南亚地区的人力成本是否还有优势就要打一个问号。

同样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被认为最有希望接收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苹果也在印度加大生产线布局，但出师未捷就先遭当头一棒。

去年12月，纬创在印度的工厂因劳资纠纷而引发打砸骚乱，参与者达2000多人，工厂主要生产设备及仓库受到损害，2万多部苹果手机遭损毁。据《印度时报》报导，这场暴动让纬创损失了约43.7亿卢比（约3.8亿人民币）。

印度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只有少数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活在正规官方制度之下，而大多数人还身处民间非规范制度的“灰色地带”。

低效的政府体系，复杂的种姓制度，农民暴动，工人罢工，高昂的社会制度成本成为跨国公司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最后，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产能大多是*端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而像立讯精密、歌尔等公司虽然做的是代工，但依然具备比较高的技术壁垒。

歌尔股份去年的研发费用为34.26亿，立讯精密截止到去年三季度的研发费用高达44.66亿，每年砸几十亿进行研发就足以说明问题，想要短时间内承接这些企业的订单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果链”还没死，先别急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