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掉入外卖陷阱

“顾客即上帝”，是消费社会中最让人习以为常的一句标语，你我从来都待在“上帝”的语境里深信不疑。

然而，周濂始终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如果顾客是上帝，那上帝本应该是爱人的。”  在他看来，当下的顾客更像是“主人”。这句美化的口号把消费者抬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们通常对于服务人员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关爱，只要求被服务。

“顾客大概是旧约的上帝，而不是新约的上帝，是那个随时会发怒、随时会惩罚的上帝。”

作为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这类思考是周濂日常的自我修养。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同时，他有时也会因一些金句而进入公众视野，就像当年那本《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许多人听过这个书名，却不见得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

当外卖骑手与算法的矛盾掀起舆论浪潮之时，我跟周濂约了访谈，请他聊一聊对该社会现象的观察。周濂依旧犀利，他认为——当下人们对于时间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但是拼命节省时间以后，多数人并没有能力好好利用这些时间，也不过再以另一种方式浪费掉它。

所以*问题仍然是，人应该如何生活？也许问题从来没有答案，生活只有无边困境。

算法不相信偶然

互联网经济时代，周濂将算法比喻成“放大器”：“大数据、算法给服务人员带来的压迫，放大了‘顾客即上帝’这种扭曲的关系。”

以外卖为例，算法得出的配送时间是趋近于理想状态下的人类极限，它基本忽略了各种偶然因素，比如下雨、堵车、骑手生病或车子故障，尽管系统有时会因为暴雨增加几分钟时间聊表“善意”，但多数的偶然因素都不会被算法考虑在内。

这就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特别强调的偶然性问题，周濂解释，各种偶然性，无论是命运的偶然性、社会的偶然性或自然的偶然性，都会对个体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罗尔斯所谓的正义，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削弱、减少甚至消除这些偶然性对于人的影响。

因此“不计偶然性”特别违反正义原则，他说：“目前这个算法是非人化的，根据理想环境测算出了所谓的人类极限时间，它完全把人当机器来对待了。”从资方角度来看，平台考虑到对顾客的服务，同行业的竞争，于是设计出一套算法，对骑手有各种各样压倒性的要求，而且不考虑你的任何特殊性，这是个统一的刻板化的，或者说经过算法给定的东西，每个人都被这些*命令挤压着。

同时，外卖系统需要多方合作。餐馆如果接单太多，菜就出得慢，那留给骑手的时间将更加压缩。但顾客也在系统中，他对时间又有苛刻的要求。因此，外卖系统假定每个环节都是理想状态，才能达到用户期待的送达时间，这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容不下一点误差。在整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中，只要一方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连锁反应。

“关键是导致连锁反应之后，谁来承担责任，目前看来主要把责任转嫁到了骑手身上，这是第二重的不公平。” 周濂指出了劳资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 他叹气道：“很遗憾，外卖骑手在所有环节中是最容易被替换的。”

这是多方契约，当然守信的契约精神是重要的，但各方又是否基于一种公开透明平等的身份订立了契约。比如，无论饿了么还是美团，他们承诺顾客的多少分钟抵达，参与契约的不只是顾客、商家和平台，还包括骑手。周濂质疑：“订立一个契约，却让完全没有议价能力且被迫接受契约的骑手来遵守契约并且承担后果，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当被问及这样的现状当下是否有出路时，他表示：曾经福特公司为了反对成立工会而跟美国政府斗争很多年，最后福特还是示弱了。自从有了工会之后，劳资双方之间就平等得多，但前提是工会要承担起它的责任。不过，骑手也有自己的利益驱动，在零工经济的模式下，很多服务人员宁可多派单多挣钱，倾向于低权利高收益的做法。

显然周濂对出路并不乐观：“现在只能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或者资方一定意义上的同情心，然后给骑手提供一点点保障。” 

当舆论施压之际，饿了么宣布推出“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功能，却弄巧成拙，公众认为这是平台将责任转嫁到了用户身上。美团有了前车之鉴以后，发表声明将优化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

尽管这会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周濂认为只是暂时的，因为资方的逻辑太强大了。而饿了么和美团的回应，也显然是危机公关的惯常操作。他坦言自己不喜欢“危机公关”的说法：“这意味着公关的目的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应付危机，危机过去之后可以依然故我，事实也是如此。”

人人被困于系统

外卖的疯狂，折射出了中国速度。

当各大平台陆续推出一小时达、30分钟达等服务时，我们一边疑惑究竟送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快，一边又打开手中的程序追踪订单进度。

周濂很不解人们一边节省时间转眼又加倍挥霍的举动：“你对时间要求这么严格，那一定意味着你对时间的运用是非常科学和矜贵的，你要把节省出来的时间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

“但大家好像也不是这样，养成了畸形的对快递公司的时间要求，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却很稀松平常，甚至可以说是浪费生命。你在家里点了个外卖，其实你点完之后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打游戏、刷网剧，” 他毫不客气地揭穿了多数年轻人的真实现状。

周濂有时开车上高速，会碰见许多从身边疾驰而过的车子，过了半小时又出现在他面前，这些人不断穿行想以最快速度到达终点，最终也不过节省下三五分钟。他觉得，人们在时间管理上可能出现了些概念上的混乱，或者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感。

不过，他当然明白为什么国人对时间的容忍度如此之低，并以此类比了“剧场效应”：“前面的人站起来，你必须要站起来，那身边的人在往前跑，你也必须要往前跑，虽然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你也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对的。” 

深究下去，中国速度的背后，是因为每个人都被困在不同的系统中。

周濂分享了一则故事，老师在家长会上质问一个爸爸，为什么不关心孩子，学校给家长发的消息为什么不及时回。那位父亲突然嚎啕大哭，他说自己每天工作到12点，被另外一个系统逼迫着，然后学校这个系统又逼迫他，他没有任何生路了，生存在这种夹缝中，所有的时间都被别人支配殆尽。

这不免令人想到肯·洛奇（Ken Loach）的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讲述了英国一名快递员每天可能工作14小时之久，却负担不起任何生活中的意外，一旦包裹被抢，公司甚至还要他赔偿损失。而在这个家庭中，由于工作的疲累，父母回家就只能呼呼大睡，根本没有和孩子沟通的时间，这使得处于叛逆期的儿子屡屡逃课，而父亲就连去警局保他也要衡量这一天的经济损失。

当收件人不在家的时候，快递员会在门口留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字样的卡片。肯·洛奇一如既往地用镜头为底层呐喊，这个片名实际上何尝不是疲于奔命的父母在向孩子表达愧疚——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错过了你的成长。

社会中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系统当中，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主宰者，周濂解释，比如孩子的系统中，校方或老师是主宰者，当他对家长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时，他从他的系统出发，不会因人而异地去考虑你在别的系统中的困境。

“套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康德说假言命令和*命令，*命令就是你必须做什么，假言命令是如果怎么样，你要做什么。假言命令会有个条件，考虑到你的特殊性，你应该做什么，这才把个体的差异性带进来了，” 周濂试图从理论中找到合理解释。 

“现在所有的算法都是*命令，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受到惩罚，而且惩罚没有太多商量余地。所有人都被这种来自各方的*命令所压迫。所以大家都很焦虑，很崩溃。”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公众场合突如其来的崩溃越来越常见。“当每个人在大大小小的系统中，被各种各样的因素逼迫着、钳制着、约束着，然后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这种‘不得不’好像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面临的困境。” 

时间终将被浪费

当算法将人困在一个个系统中时，科技的发展最终又会将人类带向何方呢？

工业革命初期，就已经有人担心机器会取代工人，继而让工人失业。1779年，英国莱斯特一位名叫卢德（Ned Ludd）的工人曾冲到工厂怒砸纺织机。众多失业工人在卢德的感召下陆续于英国多地掀起毁坏机器的卢德运动。之后，有类人怀疑工业科技的进步是否真的给人带来幸福生活，他们就被称作卢德主义者。

而今天AI技术的发展让更多人产生了类似的怀疑。

周濂把这个问题分为短程和长程来看，目前AI还不至于取代人的工作，科技反而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比如快递员就是基于互联网经济的新工种。他笑说：“人大校园内已经有一些机器人负责送快递，但目前看不出它能取代快递小哥的前景，机器人太慢了，也不能上楼。我觉得这个担忧（AI取代人工）还是杞人忧天。”

但如果真的杞人忧天一把，假如未来机器人可以代替很多人的工作。周濂设想了一种最光明的状况：这会让我们拥有许多闲暇时光，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又给我们提供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无条件基本收入）。

紧接着，他提出了真正重要的问题：“然后你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刷网剧打游戏？我对这个前景是非常不乐观的，大多数人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从事创造性工作，他们会去赋诗、创作音乐、绘画、想哲学问题吗？不是的，打麻将、看娱乐节目，我觉得这是更有可能的选择。” 显然娱乐性事件更不需要付出，更容易获得快乐。而从事高智力的创造性工作却很艰辛，投入产出比非常小。

UBI指无条件基本收入，在没有任何条件下，政府定期发放给所有公民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满足人们的日常基本花费。支持者认为UBI将鼓励人们从事真正爱好的工作，没有人应该为了生存而去从事自己厌恶的无意义工作，而UBI将开启人们对于生活更大的热情。

芬兰曾进行过发放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实验，根据BBC报道，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两年间，该实验随机挑选了2000位失业的芬兰公民，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下，每个月固定向他们支付560欧元，通过基本收入的保障进而鼓励他们去工作。但是实验结果表明，尽管有些人出去找工作了，不过没有收到补助的对照组出去寻找工作的意图更加强烈。

周濂对于UBI的实现显然有顾虑：“所有人都是趋易避难、趋乐避苦的，这是人性使然，所以UBI并不会给普通人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它当然给我们带来自由，但只是字面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而他也坚信劳动是人类的需要及美德，那给人责任感和成就感：“所有人都必须劳动，当然我们应该尽可能减轻那种低人权劳动带给人的压抑束缚。”

不过，周濂又深知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事创造性劳动：“即便是创造性活动，也需要极其艰辛的过程，无意义无价值的探索。如果未来AI科技解放了人类，不需要通过辛苦劳动就能获得基本收入，我会觉得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背叛，我不认为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也许是周濂自己也觉得略显悲观了，他补充道：“好像科技让我们的人生变得越来越悲剧了，其实也不尽然，科技原本可以让我们人生变得更美好，比如外卖之类的原本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easy，事实上它也给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

“我当然希望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只靠科技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商业、伦理、习俗、传统各方面因素，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周濂质疑的是，“骑手这么辛苦地把外卖送到你手中，是为了让你更拼命地投入到另一个系统给你的压榨当中去吗？或者说，让你更无节制地去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吗？还是说，给你节省下了真正宝贵的时间去做重要的事情。”

当所有人都生活在这种大大小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算法中时，人们节省出来的时间，要不就是蒸发了，要不就是用到了并不重要的地方。

最终依旧回到了哲学最关心的问题，人应该怎么生活。周濂用漂亮的修辞抛出了*反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地节约时间，我们节约的时间是为了让我们更拼命地去投入到另外的永不停止的机器的旋转当中，还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尾声

我们都深知新闻的残酷性在于其速朽，引起热议的报道免不了在三五天后就被公众淡忘，新闻行业总是忙不迭地在寻找下一个热点。

然而当社会矛盾突现，错过讨论与深思的机会是可惜的。当每个人深深叹了口气之后，照旧打开程序点外卖，订单还是在红灯里飞驰，一切似乎水过无痕。

也许问到最后，依旧是梁漱溟的那句，这个世界会好吗？

周濂对此并不乐观，他无奈地笑道：“社会如果真的螺旋上升就好了，我们看到它是个螺旋，但它可能是个漩涡，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的状况可能是原地踏步。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