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佣金问题，指责美团外卖，似乎成了眼下的政治正确。
所谓佣金，最早也被称为“牙佣”，指牙商、经纪人等中间人说合介绍生意所取得的酬金。而随着互联网发展，佣金又成为了平台从入驻商家获取收入的重要方式。
但美团外卖应该被指责吗？倒不如从40年前的往事说起。
1978年，是对中国经济史意义极其重大的一年。从1976-1978年，中国经济已经恢复有序生产两年，当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生产上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更活跃的思想。
至此，中国经济迎来了腾飞的40年。同时，掀起的还有40年轰轰烈烈的创业浪潮。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有人追赶，但也总有人被碾在车轮之下。
“倒爷”成了先富的人
1955年，三大改造完成的前夕，国内的生产以30户左右的小规模人民公社为主；1958年建党节之际，《成都会议》的指示下达之后，国内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大社化运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6000-7000户的大社。
一直到80年代初，这种原则上是平均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经济生产中盛行了30多年。直到1978年，大包干形式的出现，才开始对这种落后的生产形式开始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会有“流血”——只不过，和平年代的“流血”是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人民公社时期，吃饭靠饭票图源网络
生产形式的变革，打破的是“平均主义”。在原有的形式下，势必有摸鱼的人存在，生产形势的变革后，就是对这部分人的否定。从迈出关键一步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的打算让每一个人都满意。
对那些依然沉浸在“平均主义”的人来说，不变，则意味着吃不饱饭。
与此同时，*代创业者开始走上中国创业史的舞台。
1980年，在山东胶南县城的体育馆里举行的一场汽配展销会上，来逛展的人并不多。毕竟，那时候的汽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稀罕物件。但体育馆外的一个地摊上，却熙攘地挤满了人。
人群中，是时年35岁的鲁冠球，正卖力地推销者自己的零配件。他的价格，比场馆里那些国字号便宜了近两成。鲁冠球的风头也让一些“国字号”的厂家觉得自己丢了脸面，宣讲之中，一盆冷水浇透了他的全身。
他知道，这是同行招来的嫉妒。但几天之后，鲁冠球还是拿到了200万的订单——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在1984年中央下达4号文件之前，鲁冠球的万向节厂还没有被贴上正规军的标签，“资社之论”还在各个阶层争论不休。直到4号文件下达，才给鲁冠球这样的企业统一归为“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一视同仁。
这一举动，让原本“士农工商”的排位思想有了质的改变。80年代，中国经济迎来了“双轨制”时期，意思是在对一部分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的同时，又允许企业自产自销。
企业的兴起，活跃市场的诞生，也出现了最早的“倒爷”。所谓“倒爷”，便是连接企业端和消费者端的连接器，从中赚取差价。但这个时期的“倒爷”模式下，上下游两端、产品信息、价格体系几乎是不透明的。
从本质上看，这样的商业模式几乎成了之后引领中国40年创业浪潮的核心模式之一。
“倒爷”的出现，打破了上下游之间时间、空间的限制，促成了商品的流通。只不过，当时“倒爷”，更多的角色在扮演打破“时空”的信息差，加速商品流转。当时还谈不上用户体验、增值服务。
时代往前走，创业的重心也越往“用户体验、增值服务”上走。“倒爷”的形式也从个体户，发展到经销商，直至平台。
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出现，瞬时打破了各个环节之间的信息差，对上游来说，形成一个无比清晰的市场全景之时，也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卖方市场”的地位。
比如前20年的电商平台，和当下以美团为代表的生活服务平台，并没有直接倒卖商品，但却提供了服务，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对处在快速迭代浪潮中从业者们适应和生存能力的考验。
互联网大时代
进入90年代后，南方视察之后，下海潮先于互联网创业浪潮而来。
离现在这个圈子更近的应该是当时的俞敏洪。1991年，从北大辞职两年后，他创立了新东方。
作为最早的培训机构，它所叫板的便是学校的教育效率。当时，以编制内为主的公立学校教育占据了*的权威性。对当时的教育市场来说，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哪怕当时的教师想要把自身富余的资源“售卖”——也就是开私课，是*不被允许的。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主角成东青就是由此被学校开除。
但新东方的出现，开始逐渐打破公立教育系统的权威性。从商业逻辑上来说，花更多的金钱，置换更多的资源，合情合理；更重要的是，私营教育机构的出现，激活了整个教育市场的活力。
本质上讲，教育机构的消费群体，花钱买到教育资源的同时，也买到了更好的服务。也就是说，只要消费者愿意花额外的支出，不同于学校“一位教师、40分钟、几十位学生”的模式，教育机构可以提供更专注、更高效的服务。
那么，在这样的模式下，和只接受公共教育资源教育的群体相比，势必会出现因为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而更具优势的竞争者。
如果，部分前者联合起来，大喊“我们需要更公平的教育资源，教育机构不该出现”，一定是“合情但不合理”的。事实上，据资深教育从业者回忆，当时确实有不小的反对声。
合情之处在于，对无法取得更多教育资源的群体来讲，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在一个平均的水平，可以让单一个体在竞争中被淘汰的概率不至于太高；不合理之处在于，又回到了“平均主义”，违背了商业演进的规律。
——不抠细处，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美团外卖的遭遇？
当然，90年代影响*的创业模式是电商平台。
赶在千禧年的前夜，马云创办了阿里巴巴着手B2B业务、刘强东创立京东开始在中关村倒卖卖光磁产品，中国*的两个电商平台开始萌芽。
“倒爷”的模式，被搬到了互联网上。
和这阵子的情况十分相似，2003年非典之下，人们对出门逛街这回事也是相当忌讳。但这恰恰促进了电商平台的成长。而后的十年，随着电商模式的不断成熟。在促进商品流通的同时，平台更加讲究用户体验、以及为增强用户体验而推出的增值服务。
但是，在电商模式的商业变革中，实体店开始叫苦不迭。当时的场景，像及了烧钱时代过完之后的生活服务平台和商家。
实际上，从倒爷，到实体店，再到电商，本质上都是生产端和需求端之间的“中间商”角色。只不过，每一次后者的出现都颠覆了前者的模式。
实体店出现之后，一部分倒爷开起了品牌店面，甚至连锁店，对消费者来说，找得到店的东西有信用背书，出了问题我能找你；至于走不进店的倒爷，则消散在时代演进的洪流里。
虽然，无论是平台，还是实体店，本质上都是“倒爷”，但平台的出现，特别是物流体系的完善，让供需两端直接在一块屏幕内就能“相见”，省去了无数的中间环节。网店的模式之下，省去了店面、人工成本之后，同样的商品能比实体店便宜不少。这也触动了传统实体店的利益。
的确，在电商的冲击下，有大批的实体门店关门。但需要看到的是，留存下来的实体店已经和电商平台找到了很好的共生关系。
类似的矛盾，在当下已经转移到了以美团外卖为代表的平台和商家之上。
新旧之争
最近10年，美团、拼多多、小米是中国创业浪潮中的弄潮儿。
王兴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从“多多友”，到“校内网”，再到“人人网”，王兴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但也是这段经历，让王兴看到什么样的形式是社会长久需要的商业模式。
直到2010年，王兴创办美团网，才让他找到了至今仍坚持可行的商业模式。
只不过，王兴或许也没想到，在美团十周年之际，美团会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这一次的反对声，实际上，从烧钱时代结束之后，就一直存在。只不过，随着美团财报的发布、疫情之下更加艰难的生存环境，似乎成了一个应该集中爆发的时间点。
和当年的非典一样，这一次的疫情，也再次肯定了外卖在餐饮行业中存在的必要性。
外卖平台之于商户，就像十年之前的电商平台之于实体店。
如果把时间轴拉的更长远一些，实际上，早在补贴时代，餐饮企业商家就应该已经开始怎么在补贴结束之前找到迎合时代的生存模式。并且，相比于电商平台和实体店，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家是更紧密的关系。
只不过，当一个一直被冠之“民以食为天”的亘古行业里，要迎来新形式的变革，对从业者来说，是否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调整、适应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
在传统餐饮模式之下，店面装修、租金成本、区位条件、人工成本一直是成本支出的大头；但线上餐饮模式的兴起，线上运营的效率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模式下各个维度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在线上各个模块比如线上运营成本、外卖成本等方面的支出。
也就是说，在优先的成本支出下，如何掌握好线上、线下经营支出，成了当下餐饮用户的生死题。对餐饮企业来说，没法理清楚线上、线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淘汰。
“佣金”这个问题，早几年就已经有不小的声音。说到底，广东餐饮和美团这回事，无非是“新旧”派相争的问题。
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据第三方机构统计，美团外卖依然占据60%以上的市场份额。数据不会说谎、用户不会说谎。并且，美团外卖平台超80%的商户佣金仍在20%以下，并且美团外卖超8成佣金都支付给了骑手。
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不论是美团外卖、还是商户，“活下去”才是*原则。即便是有商户认为美团外卖“抽佣过高”，但签不签合同的选择权总在自己手里。任何一方都没有强迫对方的权力，也没有在时代车轮下逆势而为的可能。
从微观上看，任何一个个体的出生、成长、湮灭，都是一部充满喜怒哀乐的感性戏剧，被时代演进洗刷的人，确实令人唏嘘；但在宏观上，历史演进从来都是理性且公正的，新事物的诞生，必然伴随着旧人旧事的灭亡。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创业浪潮的前40年已经反复地证明，历史从来都是主流的选择，少数的守旧派只会在哀嚎中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