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谓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奇景：数亿中国人正宅在家里，远程办公。
法定假日结束、复工*天的2月3日，网络大塞车。钉钉称，有超过1000万家企业、2亿上班族在线开工。这一天，大家纷纷吐槽语音视频会议“卡”、“糊” 、“听不清”。
IT问题倒是不那么难解决：钉钉为此扩容了10万台云服务器以抵抗流量冲击，腾讯会议也表示“史上首次”紧急扩容了10万台云主机……但更难解决的是2亿“人”的问题。
“谁家怎么有韩国人在讲话？”在跟CEO对齐年度KPI业绩目标的电话会议上，居然传来了播放韩剧的声音。主持人只好如此尴尬地提醒。
左手是猫，右手是床——这正是宅家办公这14天里很多人的日常。怎么保障远程办公的工作效率和士气，成为了上千万企业的难题。
字节跳动在开工*天，就要求大家开视频会议，而不仅仅是语音通话。而抖音团队在开视频会议前，要求员工“必须要洗头”，还有一个口号：“人散，团魂不能散。”
“不许穿睡衣”也是刘璐公司开视频会的要求。因为怕大家松懈，她的公司把周会改成每日一会，但她还是觉得“远程办公真的效率蛮低的”。刘璐在一家内容互联网公司上班，已经算最适合远程办公的一类。但她“之前谈事情，别人微信不理我，我会直接打电话；要是还不行，我就直接冲到对方工位上去。”但现在，“看不到对方表情，也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只能干等。”
王宇创立了一个新消费品牌，对他来说，远程沟通影响*的是新品开发的效率。以往王宇只需要凌晨5点出发赶最早一班飞机，现场监督工厂的生产，样品出来就现场提意见修改，出差一两天就可以解决。但现在远程沟通，打样，寄送，反馈修改意见，重新打样，再寄送——半个月已经过去了，而且是在工厂排期顺利的前提下。
可眼下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天风证券的一份报告显示：从全国春运数据来看，当前春节返乡人员的返程率只有20%-30%，再加上从返程到复工还需要两周左右的潜伏病毒观察期，复工延迟的影响会持续到3月上旬。
更何况，还有很多人身在湖北，宅家办公的时间只会更长。王宇公司十多名员工中，10名都是湖北籍，短视频拍摄团队也都在武汉，显然无法外出拍摄和取景，原本在抖音、快手、B站的一系列短视频动作只好暂停。
这意味着很多人的远程办公还将持续至少一个月。
36 氪调查的20家主流科技公司的返程时间表
“这次就是洗牌管理能力差的公司。”一家头部手机厂商的负责人士对36氪如此预测。他的老东家就专门开发了一个APP管理海外当地的促销员，促销员必须每天在店里拍照，证明自己到岗。
可即便如此也会出现问题。中方团队就发现一个促销员每周拍来的照片一模一样，后来查了他的Facebook，才发现他已经旷工很久。事后海外团队建议总部开发出可以追踪物理位置的新功能，直接定位。只是，“这需要技术能力，需要运营团队配合，还得愿意投钱。”
在职业化程度低的海外市场，是疫情中管理遭遇挑战的一类极端情况。
林海洋就感到十分抓狂。他是一家公司负责印度市场的员工，由于新冠肺炎爆发，他手里的印度签证暂时失效，被困在国内的林海洋，只能依靠微信和印度同事保持联系。
在印度做管理，面对面交流才有效率，线上沟通则效率全无。他想要印度员工帮他确认方案，语音电话拨过去，没有反应，扔消息过去，还是一片寂静。直到一周后，林海洋才得到同事的回复。
“印度人不及时回复不觉得是个事儿，”林海洋对36氪说。很多工作交代过去，对方往往只完成一部分，他还得找驻地的中国人再协调；最终给到的方案中许多数据印度同事还是瞎填的，几次发过来的都不一样。如果看得不紧、管得不严，连得到真实的信息都很难。
更让林海洋无可奈何的是，在印度，国内风靡的远程办公工具都集体失了灵。由于印度很多地区网络不发达，不少小城市甚至很难找到一根笔记本的type-C数据线，不少人用的还是上一代又厚又重的笔记本，很难推行视频会议。
与职业程度化低的印度市场相比，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是另一个极端。
“这么大的一件事，我居然没有和徐峥导演线下见面，想想也确实很奇妙。”2月9日，抖音CEO 张楠在一场直播中聊起了字节跳动拿下《囧妈》线上首播的经历。
从联系影业公司到《囧妈》在抖音、西瓜视频等平台免费播出，抖音团队只用了36 小时，且都是通过线上“云办公”完成。张楠说，为了让北京、上海的同事同步工作，他们视频会议维持24小时不间断。
飞书团队则在春节期间便紧急上线了多个项目。由于疫情导致远程办公需求大增，飞书临时上线了健康报备、线上会议室等多个功能。可即便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身处全国各地、甚至身在海外的产品和开发们顺利完成了这场协作，远程办公几乎没有带来不便。飞书团队的小秋告诉36氪，“大部分新功能都是在2、3天的时间里完成上线的。”
在这段只能依靠远程协作的时间里，飞书许多项目的推进速度反而比日常更快了。一方面，项目的确紧急，都是对疫情期间企业需求做出的快速响应，紧迫感把效率推到最高。另一方面，字节跳动确实是一家非常重视、并早已习惯远程沟通的公司。
“我们把自己每天的安排以小时为单位同步在日历中，大家互相可以知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别人的时间来安排一些会议。”小秋对36氪说。但这其实也是他们日常的工作方式，几乎不存在学习成本。
语音语义识别公司云知声，则在大年初二组建团队、10天内远程协作做出了一款“疫情防控机器人”——能在10分钟内拨打600通电话，协助基层社区完成肺炎疫情重点人群的筛查、防控与宣教工作，已经在上海徐汇区虹梅街道上线。云知声CEO 黄伟说，这个团队是分散在各个省份的员工临时组建的，人员逐渐从十人增加到二十人左右，囊括技术人员、支持、算法、市场员工等。
“开会之前，我们会先确定哪些议题是必须有结论的，上来直接说事，说完就散会。”云知声CEO黄伟对36氪说，而且远程办公，大家会自发地减少很多不必要开的会，更意味着要对工作内容做细致分解。“总的来说，远程办公是对管理提出了高要求。”
远程办公无疑是对管理能力的一次试炼，即使对习惯了远程办公的公司也是如此。软件咨询公司ThoughtWorks 中国区办公室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成都、西安等地，本来就有远程办公的传统，习惯了用Zoom和企业微信，在家办公期间也保持了早上15分钟站会、晚间code review会议的机制。但其首席咨询师万学凡觉得，*的挑战在于，如何保持“氛围”。
特殊时期，他们维持团队氛围的方式是，在 Zoom 软件上召开分享会：讲项目案例、讲大家各自学到的东西。有主持人主持，其他员工可以自由语音接入。
但挑战并不仅在管理上，对许多行业来说，挑战更在事关生死的业务中。
“应该够给100位导购发基本工资了。”孙来春掰着指头算。2月14日情人节晚上，国产护肤品牌“林清轩”的创始人孙来春*次做起了直播。这场直播为其天猫店卖出了40多万的货——而隔天就是林清轩的发薪日。
孙来春经历过2003 年的非典，当时他代理了一个马来西亚化妆品牌，非典爆发后，品牌撤回吉隆坡，孙来春苦心经营三年的公司随即解散。
相似的考验在17 年后又摆在孙来春面前，看着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急剧上升，孙来春对36 氪形容“恐惧从天上黑压压地降下来”。林清轩的运营支出每月大概有3000万，若业绩停滞，账上的钱只够撑两个月。
补上现金流的窟窿，也是服装品牌歌莉娅疫情期间的当务之急。
“对于我们来说*的压力是现金流，服装行业要提前生产，有些春装和冬装还在仓库里压着，如何快速变现是非常大的挑战。”歌莉娅执行总经理邓智对36氪说，做时装的如果3月份春装卖不出来，基本上冬春两个季度的货都压在手里了。而歌莉娅400多家店铺暂停营业，怎么卖货成为巨大挑战。
对他们来说，远程办公的涵义远非开开电话会议这么简单。是否能转型线上，在电商渠道、社交渠道卖货，就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
孙来春开始在公司号召“全员卖货”，行政财务、搞研发的博士生……眼下都成了林清轩的导购，“双微一抖”则是他们卖货的阵地。孙来春有一套形容：左手是钉钉+智能导购，右手是微盟+小程序商城，身下坐着小红书，脑袋顶着抖音，左腿可能是快手，右腿可能是云集。
“现在相当于‘战争时期’，战士都上了战场，后勤人员拿根烧火棍也要上。”孙来春对36 氪说。
歌莉娅明确制定了疫情期间的线上销售目标，尽可能扩大线上销售额。这主要靠80%的工作在企业微信上完成，其余20%线上办公工具则涉及到云财务审批、服装设计3D打版等。
导购与粉丝的沟通，是企业微信的重要功能，这对在线上就把货卖出去至关重要。歌莉娅对导购的支持，一是在后台CRM系统将粉丝分类，导购可以在聊天和推荐时有一个精准推荐参考。二是销售管理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歌莉娅将业务决策数据在企业微信端进行了移动化处理，销售管理人员可以在移动端看实时报表，对区域管理、人员、货品等进行辅助决策。
幸运的是，歌莉娅使用企业微信已有三四年，平时周末的调拨和决策都在线上完成，有些在线办公的基础。在过去10天，歌莉娅每一天GMV超过120万，峰值将近300万。“当然和线下400多家店铺相比还差得远，但对于线上来讲这几天是爆发性的增长。”
“这场疫情让更多企业了解到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性，我们也发现，企业前期的数字化程度越高，面对疫情就越从容。”钉钉副总裁吴振昊（么么茶）对36 氪说。
在吴振昊看来，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分为两部分：对内，企业要先实现组织在线，就是把企业组织架构先搬到线上，“要不然等到开视频会议的时候，你连隔壁部门的同事都找不到”；对外，则要连接顾客，搞定生意。
说起来简单，但对很多业态和公司来说，转型线上、让线下门店员工远程工作，需要从最最基础起步的。
国产美妆品牌*日记的不仅因疫情暂停了门店拓展，原有的800名线下门店员工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但要让这些并无线上工作经验的员工即刻上岗并非易事。光是帮他们把手里的家伙事配齐就要花一大番功夫。到了春节快结束的时候，*日记的行政人员终于凑齐了500多台电脑，并把它们快递给了全国各地的员工。
“寄出去的500多台电脑里，有一部分电脑是公司的库存，其他大多数是行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现租的，什么牌子和价位都有。”*日记母公司副总裁黄一耕说。
收件人大多是门店售货员。他们离开柜台回家过年的时候，并没有料到疫情会让他们无法在春节结束时回到店里。很多人没有带电脑回家，甚至家里连Wi-Fi 也没有。
但凡是能搬到线上、且能通过远程落地的业务模型，都被企业用以回血。但也需要认识到，“远程办公不是*的”。
“你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打个电话就能复工赚钱？”李倩没忍住发了条朋友圈，她曾在媒体、投资行业工作近十年，担任过青山资本董事总经理和腾讯新闻的主编，后来在传统制造领域创业。
李倩以B2B 大宗交易举例说，一些产品虽有“指导价格”，但到了谈判阶段，当中怎么杀价、怎么明确后期服务、要不要多些赠品，都需要面对面去谈判，而这类交易撮合多发生在每年2、3 月密集举行的各种展会上。
“一波是内容平台兴高采烈地讨论卖课、卖工具赚了多少钱，另一波是工厂老板们埋头苦苦给工人找口罩，跟政府讨论复工。”每个行业不可一概而论。
“在家办公”只是疫情之下的非常之举吗？
携程此次以客服部门为主的1.6万员工很快适应了在家办公，这与梁建章2010年做的一次持续9个月的“在家办公”实验息息相关。通过对比其呼叫中心的两个对照组，结果显示：
在家办公的员工业绩有显著的上升，在九个月里业绩增加了13%，即源于病事假减少，也源于居家的工作环境干扰更少（实际推行后，主动要求在家办公员工的业绩增加了22%）；
在家办公员工的离职率仅为在办公室工作员工的50%；
携程每年在每位在家办公的员工上节省了约14000元人民币的成本，主要来自租金的节省。
也许应该用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它，而非“不得不”的无可奈何之举。2017年，美国超过八成企业引入了远程办公制度，已有3000万人在家中远程办公，占美国工作人口的16%-19%。
有时候，必须承认疫情对业务的实际影响，但是这也是一次整修契机。
“疫情期间家政业务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到家集团CEO陈小华对36氪承认，但他也并非无事可做。到家集团在几天时间完成了阿姨在线面试、签约系统，解决阿姨线下面试问题；给家政人员生成健康档案，结合行程追踪，通过云管家后台监测。在陈晓华看来，这反而是一个机会。
“今天扩大DAU，扩大阿姨注册数量，扩大雇主的注册数量现在是*的时机，”陈小华对36氪说，今天疫情把大家逼到了都必须到互联网连接阿姨、连接客户，而不再通过线下的门店，但其他同类公司没有这样的互联网产品技术的能力。
对歌莉娅来说，全公司做销售保现金流的共同目标，正前所未有地推动着企业微信及CRM会员体系的使用效率，以及在线销售的变现效率。
“疫情过后，这些能力都会被固化下来。”邓智总结，一是CRM会员体系和企业微信、粉丝个人微信的对接，对粉丝做更精准的推送。二是检视所有部门的工作，将没办法做到远程的，通过前端开发对接到企业微信中来。比如产品周期管理软件，可以在企业微信上看到研发进度及关键节点。而且，一些年轻人也在此次疫情中展露头角。
而且，人类与瘟疫共处的所有历史都证明，疫情无论如何终将过去。
对小企业来说，可能做不到不裁员，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活到疫情过去那一天。
作为一家内容MCN公司的创始人，周翔的公司也面临广告停滞、电商停摆的损失。虽然视频拍摄无法进行，他们能做的，就是集中进行脚本创作，待到可复工时集中拍摄。同时，改变脚本创意的策略，使其更简单、更易执行，部分简单的创意可以让达人一个人在家完成拍摄。
行业里不少公司已经倒下了。对周翔来说，这段时间的远程办公也是一个公司自我换血的契机——远程办公时，工作的结果导向变得更加明显，而那些习惯于偷懒的员工就会比平时更容易暴露出来。在老板看来，平时下不了狠心做裁员的决定，在这时候就变得不得不去做了。“无论市场环境如何，企业总要想办法熬过去。”
孙来春则把这次疫情比喻为一面“照妖镜”。
在发动全员营销后，林清轩每位员工的业绩展露无遗，孙来春发现不少员工在浑水摸鱼。“别人能卖3-5 万，你天天在家撸猫、炒菜、拍抖音，还觉得企业必须要给我钱，这种人就应该被淘汰。”
但*日记的2020年开店目标并没有改变：200家店一家不少，即使返回办公室的时间再延后两个月也要完成。这源于对疫情后，*日记想抓住消费需求恢复时的欲望。
这也是*日记只是转移了800名线下人员工作内容，但没有裁员的原因。“这800人的工作都已经全部转移到了线上，其中60%是分配去做运营，40%去做客服。没有一个人赋闲待业。”其母公司逸仙电商副总裁黄一耕对36氪说，而且还会坚持全年新聘 5000 人的计划。
17年前非典期间，携程曾经简直在疫情期间保留员工规模，这帮助它迅速抓到了疫情后的反弹机会。虽然此次疫情需要多久过去还难以准确预测，但一些公司也怀抱同样的希望。
而现在，“不管什么形式的办公，都要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让员工有困难的时候能来找公司。”黄一耕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军心。
尽管受快递因素影响，C端客户退单率达到50%，但新消费品牌创业者王宇也并不打算调整2020年原定的8000万人民币营收目标。
他的理由是，1-3月原本就是消费品的销售淡季，王宇有信心在后三个季度补回来。二是此前积累的B端客户，以及分散布局工厂的策略发挥了作用——武汉、河南两地的工厂因疫情影响无法复工，但河北的工厂可以承接B端客户的订单。
比起现金流，更让王宇在意的，是远程办公状态下员工的凝聚力，还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组织”。凝聚力在，公司就能恢复元气。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海洋、小秋、周翔、王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