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走出上海金外滩国际广场大楼后，程前（化名）感到久违的畅快。
这里是中国*的民营投资集团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民投”）的总部所在地，头顶首家“国字头”民企光环，过去五年间，它从400多亿元的实收资本规模快速膨胀成为总资产超过3000亿元的巨无霸。
“在中民投工作是有自豪感和荣耀的。”程前对《棱镜》表示，但如今，唯有失落和失望。
2019年初，一笔30亿元的私募债技术性违约，揭开了中民投的资金窘境，更让其随即陷入到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之中。整个2019年，中民投都在忙于自救：甩卖旗下资产，中高层大幅降薪，债券展期或延期兑付。这期间，中民投还清退整合了金外滩两层办公楼。
在不久前的新年致辞中，中民投方面称将在2020年开启“全面重组”，重组方案即将落地实施。
但程前仍旧选择了主动离职。“身边不断有人离职，还有人不断被裁，每个人都处在焦虑的情绪中。”程前表示，现在，中民投一些业务停滞，出差申请也不批了，已经没有太多事情可做。
当然，也有人选择留下。“落地执行方案已经上报了。”在职员工王海（化名）对《棱镜》透露，这也是他继续观望的原因。
从出生即被光环笼罩的中民投何以至此？它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度过危机，再次启航？在其风险暴露一周年之后，《棱镜》对话了中民投多位离职、在职员工，试图从他们的讲述中寻找答案，而更多新的故事与细节也浮出水面。
“好伙伴”郭广昌为何拒绝入股？
中民投由59家知名民企于2014年发起成立，包括泛海、巨人、苏宁、红豆等，2018年增资扩股又引进了几家股东。有时任中民投董事局主席董文标的号召力，加之泛海卢志强、巨人史玉柱等业界大佬的加持，民企老板们少则3亿，多则10亿，争相“购买”入场券。
彼时，一方面，中民投设想的投资回报的确很诱人，董文标曾放下豪言，称三年可以回本；另一方面，不少民企所处的行业如地产、钢铁发展遇到瓶颈，也希望能抱团寻求更高圈层的扶持。尽管2017年史玉柱称为了竞选民生银行董事席位而退出了中民投，泛海也在同年更早时候清空了中民投股权，但程前强调，一些股东的确在遇到困难时通过中民投融到了资，续上了命。
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中民投总部所在的上海金外滩国际广场，距离郭广昌的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仅500米左右。而董文标与郭广昌的“亲密”关系还不止于此，他俩最早“情谊“可以追溯至民生银行时期，郭广昌旗下复星系不断增持民生银行，郭也一度进入民生银行董事会；此后，董郭二人携手其他民生银行的“朋友”们，联合发起或投资了多个项目，包括民生电商、简单停等。但外界一直的疑问是，在中民投这样一个董文标的大手笔项目中，郭广昌为何始终没有出手？
“董老板（董文标）一直想让郭广昌入股，郭广昌也会列席中民投的一些集团会议，但郭广昌眼见着中民投成立*年就大手笔分红也没有行动，甚至在会上直言不讳说自己不看好这个方向。“程前对《棱镜》透露，“郭老板的钱都是自己的钱，每一分都花得很谨慎。而中民投的钱主要靠的是金融机构的负债，以前钱来的太容易了，花出去的时候就没有太仔细。”
程前进一步透露，由于中民投每一家股东的持股比例都很低，投资管理委员会很难起到监管责任，这或许也是郭广昌迟迟不肯入股的原因。
董文标在2014年曾提到，中民投一成立就有许多银行来问要不要资金，加起来授信额度近3000亿。
多位中民投员工与《棱镜》交流时都提到，中民投的投资激励机制不合理，投资行为非常激进和粗放，重数量而不重质量。行业里通常在项目退出后才给投资经理主要的奖励，而中民投是在项目投资当年就奖励。这种情况下，中民投许多项目的投资回报都很难覆盖资金成本。
例如，2016年4月，中民投参与3亿元B轮融资的邢帅教育，声称要在2017年完成A股主板上市，如今悄无声息；2018年9月重组河北宜农网络科技成立的中民乡邻，注册资本10亿，中民投持股70%，创始人王聚冰同年9月末放出豪言乡邻小站要在3年覆盖1000个县，但2个多月后便辞去相关职务。
2017年末，中民投资本管理和股权投资业务投资余额282.94亿元，营收-20.07亿元。
在这样的投资手法下，走到现在这一步，部分股东的不满情绪日盛。“有的明面上不方便说，就通过一些舆论手段倒逼中民投审视自己的问题，要把违规的分红奖金吐出来；有股东在一些需要签字投票的文件上不配合；还有股东欠中民投的钱，就说自己在中民投的投资还没回本，拖着不还。”程前对《棱镜》透露。
为解决流动性困难，2019年3月份，中民投成立由股东代表、董事局、监事会、经营层组成的应急管理委员会。随后7月，中民投成立由公司总裁、副总裁、业务骨干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加强集中决策和执行机制。
2019年8月末，中民投对外宣布，应急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将取代原有的董监高管理架构进行决策和管理。
出售董家渡在2018年已提上日程
中民投的流动性危机在2019年2月暴露在世人面前，但在公司内部，资金链紧张在更早的数月前就已不是秘密。
程前告诉《棱镜》，因为中民投的融资渠道非常多，不断会有债券、贷款到期，资金都是要提前预备的。“我们内部当时是知道公司有几笔债券或贷款的钱不一定能凑的出来，都在翘首以盼等领导解决。真到了技术性违约，说明当时能想的办法、动用的手段都动用了，但就是没钱。”
2018年10月，中民投*届董事会换届，董文标卸任董事局主席但仍出任董事，曾在央行、原银监会、民生银行等任职多年的李怀珍接任主席一职。在外界看来，董文标只是退到幕后，但他对中民投的发展方向、经营团队影响深远。据多位中民投员工透露，在中民投陷入危机前后，董文标便已多方奔走，拜访中信集团及有关部门等争取支持，而时任中民投董事局主席的李怀珍也曾去民生银行求援，但最终都毫无结果。
曾有民生银行内部人士对此解释说，在当时流动性紧缩的背景下，中民投的负债规模过高，单家银行很难支撑；而民生银行内部对关联交易也有限制。
于是，出售董家渡地块在去年2月危机公开之前就已经被提上议程。作为中民投*质的资产之一，接近中民投人士告诉《棱镜》，董家渡地块前后找了30多个买家，平安、金茂、九龙仓等都有接触，最终有实力又有意愿的有加拿大养老基金、恒基等三家。最终接盘的绿地的价格并不是最高的，但胜在资金到账最快，债券兑付都等着用钱，等不了太久。
但出售董家渡地块获得的121亿元到账后，中民投仍未能摆脱困局。《棱镜》了解到，中民投2019年到期的有息债务规模达900多亿元。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达600多亿元，另有债券等融资工具300多亿元，短期债务压力较大。
“中民投实收资本只有400亿左右，三年多资产就膨胀到3000亿，主要靠的就是金融机构的负债。”一位前中民投员工对《棱镜》表示。
在流动性问题暴露后，中民投无法在公开市场继续融资，多家银行提起诉讼、冻结资产要求，后在债委会成立后沟通不抽贷、展期，但难有新增授信。程前表示，作为投资公司，中民投的主要业务就是不断看项目、投项目，再在合适的时机退出变现。但没了资金支持后，很多业务没办法开展。债券不断到期，就只能想办法继续变卖资产。
2019年7月，建业集团以16.5亿元全资收购中民筑友（现已更名为“筑友智造”），中民投退出装配式建筑板块。
2019年9月26日，雅居乐雅生活（03319.HK）公告称，收购中民投旗下中民未来物业板块60%股权。从确立引战到完成受让仅3个月，这一案例被中民投视为最快推行改革、引战的样板。该交易对价为20.6亿元。
2019年2月和10月，中民投旗下上海嘉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两次将股权转让给福建捷成贸易有限公司，中民投退出阳光城（000671.SZ）。*次转让价格未披露，第二次转让总对价9.81亿元，同时华融证券24.48亿元的债权相应转让。此外，当年6月，阳光城还以12.85亿元收购中民投控股的上置集团旗下资产。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资产处置都提上日程，但规模较小，对于中民投数百亿的债务仍是杯水车薪。
一位中民投高管曾对《棱镜》感叹，如今回想起来，自己最佩服的就是万达王健林在处置资产时“断臂求生”的果断和执行力。当时万达的酒店资产被砍价到五折，外界都认为王健林亏了，但回头看，这为万达赢得了宝贵的生机，而且往后再处理，这些资产可能连五折都卖不到。
而中民投在一些资产的处置上的确错过了时机。像中民新能的资产，当时和辽宁成大因为每股一两毛钱的分歧没能谈拢，“没想到现在砸手上了”。
“当然，万达主要是地产资产，中民投的业态则比较分散，批量大规模处置有难度。”他补充道。
尽管每一次都很惊险，但中民投在2019年到期的债券最终都完成兑付，债市交易员们甚至调侃“如此顽强的偿债意愿，值得市场上每一个发债主体学习”。王海对《棱镜》表示，集团要求尽力保证在公开市场的兑付，对于中民投来说，还是有一定腾挪空间兑付这些债券。
从全球挖角到降薪裁员
出售资产之外，降低财务费用也是“自救”最直接的办法。
中民投称，从2019年10月起，中民投高管及中层都将降薪以支持公司推进战略重组。被投公司高管及中层也在降薪范围内，涉及人员整体降幅达53%，最高降幅83%，一般员工则维持现状。并称以往不合理的激励将被退回。
降薪到底能为中民投节省多少财务费用？外界不得而知。但在成立之初，中民投以高薪全球挖角而出名。有招聘信息曾显示，其普通投资经理底薪达70万元，这还不包括分红及其他高端福利。2017年度，其职工薪酬达38.31亿元。
“外界的很多传说是真的。”有前中民投员工称。
中民投员工李想（化名）对《棱镜》介绍，目前，集团要求保住基层员工薪酬不变，员工工资没有拖欠过，不过薪资里的绩效部分肯定会受到影响。“有子公司高管在薪酬调整后就直接不来了。”
他告诉《棱镜》，现在中高层离职要做审计，内部也在进行反腐，要求将过往不合理的激励要退回。但是追索情况怎么样并没有公布过，可能是“家丑不可外扬”。
2019年9月，中民投集团总部开始精简层级和部门，将11个部门改组为5个基本的职能中心。但作为投资公司，中民投的具体业务都放在子公司，子公司的层面变化更大。
李想透露，以中民新能为例，其从400多人的团队缩减至200多人，缩减幅度达50%左右。
作为一家成立时间不长的公司，中民投的经营管理层变动则显得过于频繁。“子公司董事长一两年一换，真是闻所未闻。”程前表示。
程前称，中民投董事局席位变化频繁，在这样的体系中，讲究人脉，一个董事的变动，就会影响到子公司总裁、副总裁、高管团队等一系列的调整，那么业务方向也随之调整。
在他看来，中民投的经营管理团队以银行背景居多，对于实业、产业的了解不够。此前有评价称中民投是“银行家下海”，这也是中民投走入投资困局的部分主要原因。
多位受访者在与《棱镜》交流时提到，像董家渡地块的开发、规划、建造、招商等都可以交给专业团队去做，但中民投却组建团队自己做，导致规划跟不上，工期一直在拖，外界对这块地的开发专业度评价很差。
一位绿地集团内部人士则透露，在接盘董家渡项目后，公司也发现该项目规划存在很多问题，“一看就不是专业人士做的，挣不了钱”。因此，绿地也花了很多功夫对这个项目规划做调整。
“短债长投、管理混乱，考核不合理，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问题。”李想表示。
外部信用环境大收缩也是客观事实。原中民投总裁吕本献在回应困境原因时也表示，在经济发展、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中民投基于对未来的充分信心，通过一定的负债快速发展。面对经济和金融周期的变化，中民投在2017年底就开始“双降双提”（降规模，提质量；降杠杆，提效率）实施转型，但外部环境急剧变化，转型速度及自身应变能力没跟上变化形势。
在中民投内部，将这一情况比作难以避免的“泰坦尼克号撞冰”。《棱镜》获悉，中民投2018年融资成本从5.2%上升到7%，融资规模则下降了250亿元左右。
王海对《棱镜》表示，同一时期民营企业整体都遇到了困难，中民投的股东、合作伙伴都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这些都会传导到中民投，加剧中民投的资金紧张状况。此外，中民投的投资业务也踩雷阳光凯迪新能源、浙江金盾消防、永泰能源等多起债务违约事件。
正大、中信谁是救世主？
有接近中民投消息人士对《棱镜》介绍，在去年9月末的一场核心团队动员大会上，应急委主席茅永红提到，应急委成立以来经历两个阶段，一是通过三个月的努力，让各界明确中民投救不救的问题。二是又通过近三个月努力，到去年9 月 22 日明确了中民投重组方案。
2020年1月1日，中民投应急委主席茅永红在新年致辞中称，已与长城资产、债委会主席行、*副主席行成立专项工作联合办公室推进全面重组方案落地，将从资产、股权、债务三大方面实施全面重组，由高负债、重资产的“运营+投资”模式逐步向吸收社会资本、发挥品牌优势、轻资产运作的“投资+平台”模式转变。“2020年，将成为中民投转型重整、脱胎换骨的决胜之年。”“重组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
《棱镜》获悉，中民投的重组方向是，将产业板块通过债转股、引进战投等方式，恢复其正常经营和造血功能。在金融投资板块，希望联合中民投老股东、政府引导基金、社会资本等多元资本共同注资。
在中民投危机爆发后，有报道说中信、正大等财团正对中民投进行尽调，有可能成为战略投资者。
程前对《棱镜》证实，董文标的确有亲自去中信集团拜访过，中信和正大也委托中金、高盛来尽调过，不过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正大集团的杨小平只是短暂出现了一下，但感觉并没有真正介入管理。大环境收紧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而且当下中民投对于这些财团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019年2月，中民投和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长城资产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但多位中民投人士都对《棱镜》明确指出，长城资产主要是做财务顾问，它擅长的是将中民投的资产梳理分类，再去市场上撮合寻找买家，而很少自己出资。
在通过变卖资产、债务展期等手段压缩603亿负债后，2019年7月末，中民投合并范围有息负债规模仍达1147亿元，中民投仍然需要通过全面重组来应对未来的天量债务。作为曾经民企投资标杆，引入国资财团救助是否将影响中民投的民营资本属性？如果其他大型民营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又该如何解决？这都是中民投重组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继2018年10月辞任董事局主席后，董文标在去年1月，已辞去董事职务，正式退休。彼时，中民投危机濒临爆发。
如今，这位曾经的中民投一号人物的名字，在官网上仅保留在一条“退休”官宣消息中。“我们也很久没有听到董老板的消息了。”有接近中民投人士表示，“中民投经营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要有人承担，给大家一个交代。”
回望在中民投的工作经历，程前对《棱镜》表示，中民投成立后组建了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每年邀请欧盟前主席、法国前总理等国际权威专家，对宏观形势以及产业、资本全球化战略提供咨询建议，对民营企业来说*魄力和格局。但回到经营层面，赚钱还是要接地气，利润才是企业立身之本。
“这艘船不会沉，但想再次扬帆远航也很难。”程前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