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一大批华人金融精英从海外回国。据估计，他们的人数“至少上万”。
回国前，他们多为美国金融心脏华尔街的精英，履历光鲜。
回国后，他们要么加入传统金融机构，要么进入巨头公司，要么自行创业。
他们成为了金融科技背后的驱动力量与中坚分子，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
2019年，行业动荡，监管收紧，他们也开始了大撤退。
“三分之一的人已经离开，还有更多的人在准备离开。”其中一些人，还准备解散中国的公司。
他们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热土，如今为何让他们不再眷恋？
01离开热土
梁凯已在国外待了半年，中间一次都没有回来，“怕回来就出不去了”。
他最开始巡游了一下他们公司在东南亚的业务线，越南、印尼、柬埔寨，“都做得不太好”。
于是，他去了印度，“居然在这里捡了一个意外”。
现在，梁凯在印度搭建了一个团队，做得风生水起。
而中国公司，最近只是“半死不活”地维持着，400员工，裁得只剩200。
在关停了贷款业务线后，他们尝试过区块链、助贷、供应链金融，“均不见起色”。
梁凯和其他高管决定，在2020年慢慢解散中国团队，全力进军海外市场。
同为海归精英，林凡晟也离开了内地，在香港地区和两个国家游走了大半年。
轨迹基本是三点一线：香港、新加坡和美国。三个地方来回走。
“春节前，我都不会回国了。”实际上，林凡晟知道，春节后回不回来，也要看风向。
他的核心高管团队，基本都是从国外归来的。
“6个人离开了3个。”剩下的3个，也选择在国外办公。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开各种电话会议，遥控指挥着中国的公司。
金融海归正在慢慢撤出。
“已经走了三分之一。”和梁凯一起组团回国的朋友们，如今很多都已离开。
还在国内一家平台担任CRO的陆峰发现，想组个局聚聚的时候，“可邀请的人居然没剩多少了”。
他们都还记得，四年前他们是如何被簇拥着回国的。
2015年，中国的金融科技开始萌芽。
这一年，问世两年的余额宝突然爆发，甚至在全球的金融圈引起了轰动。
在华尔街埋头苦干的华人金融精英们，猛然回头。
“中国人擅长数学和逻辑，很多世界*金融机构的风控人才都来自中国。”梁凯称，世界金融的核心——风控，很大一部分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在突然发现中国市场的勃勃生机后，他们陆续踏上了回国之路。
一部分人，加入了各大巨头的金融板块，成为了其核心创始骨干；
一部分人，投身创业大潮；
还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入了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
“当时金融科技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这些归国精英掌握的。”林凡晟称。
“大概有上万的海外精英在那几年回国。”常年驻扎在华尔街的猎头Lisa说，光是通过自己挖回来的精英，就有40人。
他们大多来自世界*的金融机构，如Capital One、美国发现金融、花旗银行、美国运通，等等。
他们很多都出身于这些机构的风控、市场等核心部门。
上万归国精英，组成了中国金融科技的主力军，他们带来了一流的风控技术和理念，开创了一个鼎盛时代。
02魔幻之路
陆峰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有些魔幻。
当时，他被猎头以500万的年薪挖了回来，担任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CRO。
每个月的业务量都在以翻倍的速度增长，他一度有点迷失，“很膨胀，感觉无所不能，我们还制定了两年内冲刺上市的计划”。
他没有想到，中国这片热土，居然蕴藏着如此强大的能量。
当时，陆峰的同事劝他放弃外国国籍，因为他除了缴纳中国的税收之外，还得在国外报税，“工资的50%都用来交税了”。
但他思考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外国国籍。
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为他留下救命稻草。
这群海归精英经常聚会，在觥筹交错之间交换资源，信心满满。
然而，信心的动摇，是从夸克金融的CEO郭震洲被抓开始的。
2018年8月，警方通报称，郭震洲主动投案，“并交代了通过网上平台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
在聚会上，郭震洲成了金融海归们热议的话题。
“老郭担任过摩根大通的首席风控官，算是华人金融圈的泰斗型人物。”陆峰和郭震洲算是故交。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相信他回国创业时的初心是好的。”陆峰不明白，郭震洲为何一步步滑向深渊，他也不明白，行业为何会一点点失控，走进黑暗……
2019年，一切都开始失控。
P2P备案无望，地下超利贷猖獗，行业一点点黑化。
“有一个巨大的贪念，拉着行业不断下滑。”陆峰发现，就算依然有很多人在坚持初心，但没用，劣币已吞噬了市场。
而上升的通道基本被堵死，陆峰的上市计划搁置，就算是行业已经上市的公司，“也都是流血上市，自摸而已”。
他冷冷观望，麻木，无力。
他没有料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03大撤退
2019年下半年，抓捕潮来了。
“一个城市的10家P2P，抓了7家。”林凡晟发现，金融海归群每天都被各种抓捕消息和恐慌情绪填满。
P2P的罪名，大多是非法吸储；现金贷的罪名，大多是套路贷。
陆峰这才发现，金融科技就是在边缘行走，做得好，是普惠金融；做得不好，就是非法和套路。
而他的工作内容，也完全改变。
过去，他只需要跟数字和模型打交道，现在，他需要“每天去相关部门汇报情况，证明我们没有瞎搞，要非常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所有的数据”。
“相关部门派过来一个工作组，就驻扎在我们公司，我们随时要接受盘问。”
他甚至还要和警方打交道。
“我和他们去调支付公司的数据，去银行查流水，整个过程都陪同着，随时解答。”他全力配合，不敢怠慢。
这半年来，陆峰几乎都在和各个部门周旋，他从来没有想到，不善言辞的他，居然能游刃有余。
他可以做得不错，但他不快乐。
“我还是更享受过去创业的过程，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创造价值。”陆峰觉得，现在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
而大部分海归，对此已难以适应。
陆峰从国外挖回来的副手实在应付不了随时的盘问，直接请了长期病假。
“这些人其实都挺单纯的，他们只懂得用数据说话，不懂什么叫长袖善舞，什么叫左右逢源。”梁凯知道，大部分的海归西化严重，不能因地制宜。
一些金融海归想出去，却发现已经出不去了。
“很多P2P的高层都被边控了。”陆峰发现，自己的外国国籍，反而成了一张平安符。
更大的撤退潮还在酝酿中。
陆峰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现在公司还没有完全渡劫，他不可能临阵脱逃，他要坚持到风雨之后，风平浪静之时。
之后呢？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陆峰和欧洲的一家银行谈好了合作，准备2020年去欧洲发展。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已经有了好的退路。
选择留下来的，出路很少。
一些金融海归，开始往持牌系和传统金融机构挤。
“一个萝卜一个坑，能匹配上的职位不多。况且这帮自由惯了的人，在体系内会更加憋屈。”林凡晟称。
选择离开的，发现很难回去。
“经历了中国这两年的激荡创业，再回到美国心如止水地打工，已经很难适应了。”梁凯宁愿再去印度打天下，也不愿再回美国。
再说，华尔街的好机会也屈指可数，离开很久的海归再想回去，又谈何容易。
“现在很多人要么漂在海外找机会，要么休假，等待机会。”林凡晟发现，他们现在成了无根的浮萍。
他最近总是失眠。他也在反思自己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
“我们还是不够接地气，错误判断了市场。”他反思，在中国，金融就是强监控，就是要持牌经营。
民企或者外企，想要做金融，都不太容易。
“过去几年对金融科技的宽容是反常的，现在的严监管才是常态。”林凡晟现在已经不会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适应本土的规则”。
“在国外，行业都被划好了跑道，大家循规蹈矩地开车；但是在一片野蛮之地开车，大家都想弯道超车，一路狂奔。”林凡晟称，在一个还没有形成规则的地方开车，冲得越快，就越有脱轨翻车的危险。
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经过四年轮回，遍尝血与泪的教训，他才算看懂。
离开了，还会回来吗？
“也许还会回来。”陆峰依然对中国这片热土念念不忘。
等到市场规则明晰、跑道成型之后，他会回来，寻找新的位置。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