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值退市，顾名思义——低于面值退市。新《证券法》中规定，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的公司将终止上市。
自中弘股份成为A股首支面值退市股开始，截至目前A股已经有7只股票已经或即将面值退市（进入退市整理期）。而中弘股份不在A股，即将年满一年。
回顾这一年，虽然不同的公司有着不一样的路径，但那些无声的悲歌，却总是如此相似...
一.疯狂的并购
2018年末，北京的风冷的料峭。天还没亮，草房地铁站便挤满了乌压压的人群，背着背包涌向金融街和国贸。
这附近是北京*的商住房楼盘——北京像素：9000多套房源里，挤着近三万北漂。和北五环的天通苑、回龙观不同，这儿的老北京回迁客极少。单价低、面积小、不限购成为了这里曾经的特色，也成了北漂一族买不了房的替代。
北京像素外墙刷着红黄蓝的三原色，一间间LOFT鳞次栉比，这里又被人们称为“北漂蜂巢”。
2017年3月26日这一天，成为了住在这里所有人的噩梦。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短短667个字，却无死角扯掉了商品房住宅化的外衣：商业、办公类项目限购，新建、在售项目禁止向个人出售，即使能够出售给个人的，也要满足要求名下无房、五年社保或缴税且全款购买等条件。
风声鹤唳之下，小区内的住房中介纷纷关门大吉。就连餐厅、咖啡馆和便利店，也都接二连三卷铺盖走人。
这里的房价已跌破4万，比起最高点7万来说已经腰斩。除了价格之外，因缺乏维修和清理，这里俨然成为了北京的“九龙城寨”。对于买房者来说，最重要的事，如今连“接盘侠“都很难找到。
政策出台后的20个月，北京商住房成交量暴跌了94%，一时风光无限的商住房，开始进入无休止的寒冬。
商住房诞生于90年代末，城市改革的余温诞生了许多烂尾楼，有开发商盘下了这些楼盘装修成酒店式公寓出租，造就了*批商住房。这种房源在2016年之前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6年，房地产调控升级，限购限贷接踵而至，人们又把视线转到了商住房。
“地铁9号线沿线新商品房，独立带厕所，要不要了解一下。”
我国《土地法》中并没有“商住”这个种类。
时间回到1999年，出生于江西宜丰的王继红从老家来到北京和弟弟王永红会和，准备干一番事业。
兄弟俩卖掉了之前盘下的加油站，在北京朝阳常营乡屯了600亩玉米地，进军地产业。2008年正赶上奥运，CBD也要东扩，于是这块地翻了十倍。兄弟俩十分青睐商住房，于是启动了北京像素项目。
此时恰逢地铁6号线规划获批，而北京像素的房价也是猛涨。2014年北京像素的房价已经由开盘的1.7万涨到了4万，而到房地产调控的2016年，北京像素已然涨到了6万，中弘股份也一战成名，并获得销售金额和面积的双冠王。
2010年6月16日，中弘股份借壳安徽宿州的ST科苑成功登陆深交所，深受资本青睐，2010、2014年两次增发后开始全国布局，并确立了“地产+文旅”双战略。
但比起耕耘主业，王永红似乎更青睐于资本市场的倒腾。而如今，这些公司并未带来显著收益，公司的现金流却越来越枯竭。
2013年开始，公司的经营现金流日常为负。2017年，楼市调控来临，公司开始出现利润亏损。而“3·26商办调控新政“的出台，为中弘股份雪上加霜：北京平谷的两个新商住楼盘销售陷入停滞、御马坊项目陷入退房官司，进一步加剧了中弘股份的窘迫。
2018年5月，海口市海洋和渔业局下发通知，对管辖区内所有填海造陆项目实施暂停施工、营业措施，中弘的海南如意岛项目泡汤。
中弘股份的下坡路，开始了。
2017年6月11日，中弘子公司山东中弘置业为投资济南中弘广场向中建投信托借款14.8亿。但当年年底，中弘的债务集中爆发。2018年2月，后者向中弘发起诉讼，要求提前归还本息，
而此时，中弘的债务纠纷已经数不胜数，债务总额超过了100亿元，仅被明确执行的就超过60亿元。除了中建投，东方资管的三家子公司也苦不堪言，他们贷给中弘超过80亿的贷款，分别投给了后者的南山半岛项北京中弘大厦项目和中弘天津某项目。东方资管发现了中弘危机后也发起了诉讼，他们知道这笔钱打了水漂。
除了东方资管，还有一家国有资管公司——华融集团，也给了中弘几十个亿。
中弘股份开始尝试自救。
此时的王永红，已经逃至香港。他和深圳港桥基金谈成了一笔协议，由后者设立一只200亿的基金用于重组。2018年3月19日，已收到境外投资者的认购款项130多亿元。
而深圳港桥来头不小，其母公司中国港桥的背后是华融集团。王永红此前凭借着和老乡——华融集团董事长赖小民的关系，拿到了不少拆借款。
《财新》曾报道，华融投资中弘的海南半山半岛项目累计债权有80亿元，且缺乏担保。为掩盖风险，华融安排旗下深圳港桥白衣骑士救主，出面重组中弘。
可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2018年4月17日夜，赖小民案发，重组失败。5.25日。中弘发布公告重组失败，中弘的债权人希望破灭。
2018年6月28日，中弘马不停蹄谋划第二次重组，欲将中弘股份的26.55%股权转让给新疆佳龙。然而截至2018年5月30日，新疆佳龙净资产仅有2.85亿元，净利润负一千多个亿，依然解决不了中弘的债务危机，此次重组又无疾而终。
2018年8月27日，中弘发起了第三次重组，重组方引入了加多宝、前海银谊资本，但此次重组和上次如出一辙。2017年末，加多宝净资产净利润双负，且加多宝事后拒不承认曾参与过这次重组。中弘股份的第三次重组宣布告吹。
一方面这是为了给债权人一个说法，表示自己还在努力解决债务危机。而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重组概念，挽救岌岌可危的股价。
终于，中弘股份找到了最后的接盘侠。2018年十月，中弘宣布与宿州国厚、中泰创展签署托管协议进行通关经营，并为前者给予流动性支持。而宿州国厚背后的大股东是国厚资产，后者经安徽省政府批准设立，是国内首批地方AMC公司。
找到了金主爸爸，却没保住上市的壳。在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后，2018年12月27日收盘，中弘股份（此时名为中弘退）在A股的上市之路走到了尽头，以0.22元的退市价成为A股市场面值退市*股。
二、饿死的仔猪
雏鹰农牧养殖场里的猪，终于还是没有熬过2019年春节。
由于没钱买饲料，雏鹰农牧生猪养殖死亡率高于预期，18年业绩亏了39亿元。
根据当时的猪肉价格，假定11元/公斤、每头猪50公斤来计算，大概要饿死710万头猪；如果每头猪100公斤的话，要饿死350万头猪。
由于雏鹰农牧并没有公布生猪死亡率，因此到底死了多少头猪，谁也不晓得。
除了经营不善，现金流紧张，商誉减值和资产减值也是影响雏鹰农牧业绩的两大原因。
产业链已经形成了闭环。
即使这样，还处理不掉这几百万头生猪，令业界诧异。
回到1988年，侯建芳开了个小养殖场。最初资金流养不起猪，所以只能靠养鸡勉强生活。随着规模做大。2004年她决定养猪。
就在那年，侯建芳创立了“雏鹰模式”，雏鹰模式曾风光一时。期初侯建芳比较青睐重资产模式，为了扩大规模，雏鹰农牧大兴土木，建造猪舍。2014年末，雏鹰农牧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达到41.8亿，而此时总资产也不过72.4亿，固定资产占了一半。也就是说总资产中，大部分都是为猪建的“豪宅”。
而此时，雏鹰农牧的生猪资产，只有5亿元。
5亿的生猪住着42亿的房子，堪比一线城市的工薪青年租着几千万的房子。一家以养猪为主营的公司，却建了如此多的豪华猪舍，令人怀疑雏鹰农牧是一家建筑公司。
“公司+合作方+农户”：合作方负责固定资产投资、维修、猪场外部管理和污水处理；公司负责供应、销售和技术指导；农户负责单个猪舍的精细化管理。“建厂不养猪，养猪不建厂”成为了养猪界风靡一时的口号。
具体来讲，雏鹰农牧向养殖户提供仔猪，养大后再交给雏鹰农牧售卖，其中饲料全部由雏鹰农牧购买。
而其中的资金模式，就是“杠杆养猪”：合作方只用向雏鹰农牧缴纳20%的款项，剩余80%自筹或者向金融机构贷款。然后雏鹰农牧为合作方向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担保，并向后者缴存授信额度30-50%的保证金。
雏鹰农牧几乎不需要自有资金，就能撬动养猪的杠杆，并拉拢合作方一起养猪，负债被移出表外，合作方成了债务的“背锅侠”，资产轻轻，不亦乐乎。
雏鹰农牧的资产负债率却反升不降，短短几年为合作方垫付的资产达到12亿元。
雏鹰农牧向合作方转让“猪舍”的钱，可以看做是关联交易的“收益”，而且固定资产的转移还减少了巨额折旧...转移负债，虚增利润，雏鹰农牧把表内表外的财务修饰案例玩得风生水起。
养殖成本的70%，都是猪饲料。
除了养猪，造成资金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大规模收购。
2012年来，雏鹰农牧先后并购16起，涉及金融、咨询等行业，共计花费65.8亿。高负债的模式在去杠杆的大环境下终于崩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债务只能用自家生产的火腿“肉偿”。
其中，最吸引人的并购事件当属侯建芳儿子侯阁亭收购的噢麦嘎（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后者即著名的OMG俱乐部，曾是电竞界炙手可热的冠军队。
除了儿子侯阁亭，雏鹰农牧多位高管和大股东也是侯建芳的各路亲戚，比如副董事长侯五群、董事侯斌、股东侯杰和侯建业。据一些离职员工交代，侯家人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侯建芳家族式管理充满弊端。
雏鹰农牧成为“面值退市第二股”。三百亿市值跌落谷底，雏鹰终“折翼”。
而眼下正值猪年猪周期，猪肉价格蹭蹭猛涨，而供求不均衡远未结束。
而这一切，已经和雏鹰农牧没什么关系了。
三、套现无极限
2018年底，有媒体报道金立董事长刘立荣在塞班岛赌输了几百个亿。后来刘立荣现身说法，他承认赌博，不过只承认赌输了“十几个亿吧”。
而印纪传媒的实控人肖文革，正是刘立荣的亲密赌友。在刘立荣的赌局上，常常有肖文革的身影。
2013年之前，印纪传媒主要是接广告赚钱。光是一汽汽车的广告生意， 就占了销售额的70%。
2014年以60亿估值借壳高金食品上市，并号称自己是“A股*全球高概念娱乐品牌IP操盘手”。
而高估值，就要有对应的业绩承诺。据媒体报道，印纪传媒承诺2014年到2016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30亿元、5.58亿元、7.19亿元；承诺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90亿元、5.01亿元、6.50亿元。而实际上，印纪传媒每年皆“精准”低空掠过。
2017年3月，印纪传媒更是以465亿的市值新高，赶超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华谊、光线等老牌影视传媒公司，被誉为A股传媒*股。而此时印纪传媒的实控人肖文革，也因为高达70%的持股比例，达到349亿元身家，成为四川首富。
而大厦在此时，已经开始坍塌。
三年对赌期一过，印纪传媒的业绩立马变脸，2018年亏损了17个亿，2019年中报亏损了一个亿，着实令人诧异。
2017年，印纪传媒和金立集团达成了战略协议，在广告代理、品牌植入和推广上进行合作。金立毕竟干不过华为和小米，在经历长期亏损之后，2018年金立被爆出资金链危机，而金立董事长刘立荣的赌博，令金立一度风声鹤唳。2018年5月，金立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这件事令印纪传媒在资本市场上非常被动，也让其实控人肖文革的一举一动都无限放大。人们发现，肖文革从2018年初就开始以质押、转让等方式疯狂套现手中的股票。2018年1月，肖文革以12.75元的价格转让给安信信托的1.07亿股份，直接把股价砸闪崩，公司紧急停牌，而肖文革却独自拿走了13.6亿元。停牌期间，肖文革又将5%的股份转让，再次套现10.44亿元。待到金立破产，肖文革套现了多达24亿。再加上股权质押，其套现总额突破了40亿元。
印纪传媒多米诺骨牌，终于开始倒下。
而这一年，印纪传媒的归母净利润达到了-20.06亿，其中主要是因为计提了重大资产减值损失，而其中就有金立的12.74亿应收款项。
印纪传媒和金立的往昔故事，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公司债务集中爆发，现金流枯竭之下，印纪传媒不仅买下了肖文革名下的房产作为办公场所，且后来被爆料出此房产其实一直被印纪传媒租赁，年租金高达1015万元。
雪上加霜的是，影视行业在2018年开始进入严冬，而印纪传媒的内容产出也遇到了困境。虽然其投资制作的《长安十二时辰》成为了影视爆款，但仍独木难支。成或败，都无法改变颓势。
至于肖文革为何如此不择手段套现，为何套这么多现，也许只有金立董事长刘立荣知道。
2019年11月18日，ST印记以跌停结束了A股生涯，A股的面值退市股，又多了一家。
尾声
三家公司，三种命运。故事可以波澜壮阔、辗转起伏，而那曲无声的悲歌却如此相似：
行业起起落落，在退潮期，原本站在浪头的弄潮儿也有可能变成沙滩上的泡沫。
只有稳健经营，合规经营，无声的悲歌才会变成一曲有声的赞歌。
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