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的普及化将会进一步推高全社会的失业率水平，拉低劳动群体的平均所得，乃至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从而使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就在996.ICU引发的舆论声讨归于平静之时，刘强东、马云先后的“表态”再一次将关于996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查看钛媒体此前文章→《马云首谈996：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
虽然两人都表示不会强制推行996，然而“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和“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有拼搏精神”却很明显将996和奋斗精神画上了等号，并以身举例来号召年轻人向自己看齐，趁着年轻“996一把”。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表态可以视为对于“996.icu运动”的回应，重新鼓舞被动摇了的军心，同时为大规模裁员、员工福利的下降打造舆论“安全阀”。
鉴于马云“企业家教父”的江湖地位，这次对于996的公开鼓吹必将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效应，从而推动996的进一步普及化，以及对于明文规定的《劳动法》的集体无视。
要知道，996具有自发传染的特性，因为它是对非996企业的降维打击。955.WLB（work life balance）白名单中绝大多数都是外企，而国外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的节节败退，常常被归因于缺少本土公司的“狼性精神”。
京东之所以对于快递员“兄弟”痛下狠手——取消底薪，下调公积金缴存比例，就是这种降维打击的结果。京东本来希望用更优秀的物流服务筑起“护城河”，然而依然不敌社会化物流的冲击，不敌中国实体经济的“隐形失业”带来的冲击。（查看钛媒体此前文章→《京东走向“四分五裂”》）
你可能会诧异何以马云、刘强东这样层次的企业家，何以会不懂得以工作时长而非工作业绩考核员工表现的荒谬，何以不懂得战术的勤奋无法弥补战略的懒惰的道理？何以不懂得创新能力来自于主观能动性与宽松的氛围，而不来自于几乎没有生活空间的996？
其实，鼓吹996不过是一种变相的人力成本压缩，反映了互联网红利期消失、创新过剩、“重复造轮子”现象愈演愈烈的行业现状。很显然，996的普及化将会进一步推高全社会的失业率水平，拉低劳动群体的平均所得，乃至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从而使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996成为政治正确与中国互联网职场上的“年龄歧视”是一体两面，鼓吹年轻至上早已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因为年轻人一直是消费主力，而中老年群体则始终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所以，讨好年轻人、不顾中老年人体验的“过度创新”大行其道。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即便消费主义再怎么鼓吹，陷入借贷消费泥潭的年轻人也很难再支撑起中国互联网的高速成长与创新过剩。 而996的普及化正在进一步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让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低迷。
更何况，伴随着养老金结余的提前耗尽，中年时期的消费不振在80、90后一代身上只会愈演愈烈，这种“透支性工作、透支性消费”正在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
实际上，马云所鼓吹的这种“年轻时拼一把”的奋斗价值观，不过是对于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竭泽而渔”，无论是从身体状况、自我提升、代际培育等角度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
在短期内*化“攫取”员工价值之后，这些公司就一把把35岁以上所谓“混日子”员工踢出了大门，让全社会来承担劳动力维护、休养更替的成本。这不是一两家公司的自然选择，而是整个行业的“合谋”。
正因如此，互联网从业者的“职业生命周期”被大大缩短，35岁之后要么晋升要么沉沦，而沉沦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只会让中国年轻人以外的消费市场进一步塌陷。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互联网的专业化程度、know—how的积累、突破性创新的出现都无从谈起，始终无法摆脱劳动密集的工作方式。也让中国互联网企业无法走出“运营至上”、“模式创新而非技术创新”的低水平竞争。
双休日与有偿加班本来是入世谈判的附加要求，是美国为了让中国变成一个消费市场的安排，对于打开内需刺激中国经济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然而，正如中国工厂的普遍加班造就了产能过剩与低水平竞争，导致了年轻劳动力的快速流失一样。996对“40小时工作制”的突破也在让中国的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在互联网领域重演。
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认为“只要钱给够，996根本不是事儿”，然而普遍996的后果是平均时薪的下降，劳动力争相”倾销“的后果是整体利益的受损，标准的“囚徒困境”。
而从公司层面来讲，阿里、京东等号召996公司的“努力”带来的是中国互联网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每一个追随者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