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晚9点，一家提供k12应试题库服务的教育类APP企业的办公室内灯火通明。市场、运营部门连同产品部门已经开了一整天的会，在讨论公司提供的软件是否属于严查范围内，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他们讨论到了生死攸关的选择题：砍掉内容功能，意味着APP应用的核心价值伤筋动骨；砍掉内置广告代码，意味着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流量变现能力丧失殆尽，而最可怕的就是被学校完全禁止，这样从上游源头开始，就失去了整块市场甚至需要重新设计商业模式。
每一个选择看似都是无解的难题。在很多业内人眼里，k12应试教育题库市场，toC的投放早已被证明是个不存在的伪命题，这样就只剩下通过toB从学校获取用户，提供学生提分的消费升级这一条路。
11天前，也就是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下发《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份文件意味着学校类APP将面临严格监管审查。
根据规定，凡包含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连接，或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一旦发现，立即停止使用。同时，《通知》从APP内容、审查备案到收费、保护学生数据等均作出明确规定，教育圈内一时风声鹤唳。
《通知》要求，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审查同意。
在业内人士看来，正是《通知》中给予学校和教育部门双审核的权限，给了各地方和学校巨大的自主权。成，则筑起一道壕沟，生意更加好做；败，则彻底出局。
1月8日，在前述那家教育类APP企业召开的深夜会议上，公司运营部门和产品部门均保持沉默，市场部门则罕见地成了当天最晚一个离开公司的部门。因为，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市场部门都不得不对各类客户进行艰难地说服。
1月7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在开展专项整治过程中，20多家学习类APP平台如：“互动作业”“纳米盒”等被责令整改，并处罚款。
一些企业选择加入到具有官方背景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平台。负责应用接入并审核的中央电化教育馆是教育部直属的事业单位，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就是：汇聚多方资源应用，再通过各级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学校师生提供服务。
1月9日，中央电化教育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对经济观察报介绍，12月28日教育部下发《通知》，1月7日，我们的汇聚审查工作就按照《通知》要求，印发了一份《关于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资源汇聚工作的通知》，对之前接入到平台的企业明确提出在1月31日之前，按照要求进行自查整改。
一位APP软件提供商说：“选择将APP应用接入中央电化教育馆，可以规避《通知》中不合规、不合法的嫌疑；另一方面拥有官方背书，也好在接下来的审核备案中更具说服力。”
更多提供进校类APP的企业则在等待教育部门给出下一步具体细则。
一些企业开始主动拥抱变化。1月5日，一场“互联网+教育”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科大讯飞、一起教育科技、极客大数据连同思骏科技在内的多家企业共同签署了学习类APP行业自律倡议，提出坚决支持《通知》要求，承诺以教育价值为导向，提升技术防护能力，建立学习类APP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
科大讯飞教育事业群副总裁丁鹏对经济观察报说：“《通知》的提出对整个行业发展长期来看发挥着利好作用。学习类APP对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以及个性化方面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因为确实有个别企业为了圈流量、挣快钱，内容充斥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危害了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行业需要监管，没有监管的发展会失去方向。”
K12应试教育圈子的“乱”由来已久，这与入校APP不挣钱有关。一直以来教育类APP商业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toB买单模式，直接根据国家教育信息化的相关要求提供服务，由教育局或学校直接买单，学生免费使用；另一种是通过免费进校为学生提供服务的toC模式，后期进行转化收费，但无论哪种，对于APP提供者而言，学生对产品的使用粘性和盈利都是问题的焦点。
一位提供学习类APP的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生对学习类软件粘性不高，收费转换率低，只能依靠APP内置游戏、打擦边球或提供试题作弊类功能来实现黏合。没有盈利渠道，又攻不下学校和教育机构，安装广告、加载游戏骗取点击量赚钱，也可以向游戏公司、广告公司多分一笔费用。”
类似于上述负责人所说的涉黄、加载游戏广告的APP类软件公司并不在少数，这也是政策制定者们下决心出手整治的重要原因。
一起教育科技（原一起作业）市场副总裁吕涛对记者说：“‘互联网+教育’深刻地改变了今天的教育环境。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资本的涌进，行业也出现了一些乱象，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规范，市场很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随着教育部《通知》的发出，各方意见浮出水面，行业背后的问题开始推向台面，提供教育APP软件的公司纷纷寻求破题的办法。
下一步该怎么办？
对于科大讯飞而言，他们的做法是积极地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并对外发布关于的《通知》的承诺；对于一起教育科技而言，将在自查的基础上，邀请部分地区使用其产品的老师，填写对于他们产品的认同和理解，形成文件后通过校长审核，再递交区教委。而对于更多中小型教育软件提供者来说问题依然棘手。
科大讯飞是中国在线教育的头部企业之一，根据科大讯飞提供给经济观察报的采访回复，其旗下智学网已在全国15000余所学校广泛应用，服务师生超过2500万。其旗下智能英语学习平台E听说，3年多以来，全国超6000所中学、5万名中学英语老师和5万个班级常态化使用，2018年累计为用户提供英语评测次数达7亿次。
观望、打探，在一段时间内，由专家、行业人士组织的小型沙龙、座谈会频频开启，企业最关心的依然是APP入校审查机制如何建立？如何落地？具体细则又是怎样？
在国务院参事汤敏看来，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对入校的APP进行筛选与监管，非常必要，非常及时。但是具体到执行中，如何能把好事做好，还面临几个问题。比如说谁来判断APP能进校？目前政策规定是谁采买谁负责。首先要经过校长层面，但具体到各位校长评判标准不一样，对软件中复杂的技术与内容，他们能否加以判断？有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判断？目前还不好说。
汤敏说：“互联网化教学产品的运用，对未来培养青少年人才起到重要作用，可以把优质的教育资源，新的教育内容以很低的成本大面积地推广。但是，如果我们把判断完全交给每个学校的校长，校长又不能对APP长期效果的好坏作出判断，处于安全保险起见，一禁了之，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再者，把复核权力交给县教育局，全国教育局加起来有3000多个，面对这么多的APP进校，也会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工作造成巨大负担，最后很好的政策，恐怕会难以执行到位，结果是事与愿违。”
汤敏建议，这事应该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由行业协会从国家的层面来审查、来认证，给出白名单、黑名单，让学校的校长老师在白名单中优选，这样更可行。
对于《通知》中规定不增加教师工作和学生课业负担的题库类APP，汤敏认为，这些规定也是模凌两可，难以判断。什么是题海战术？目前很难界定和处理。这种模棱两可判别APP应不应该进校的标准，最终造成政策很难落地，甚至会扼杀了教育信息化给中国教育带来的进步。
汤敏说：“我们在贫困山区做了大量调研和试点工作。我们认为，互联网和信息化教育对促进乡村教育的公平，对于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入贫困乡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花了大钱在推进‘三通两平台’工作，硬件都建好了，但没有好的软件配合，没有能够不断迭代、不断改进的APP相配套，也事倍功半。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不能耽误，需要认真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