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私募日子都比较难过，我们公司一个‘奔私’的基金经理，上个月辞职回公募了。”华南一家中型私募的投资总监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在前几轮牛市中，大批基金经理离开公募行业，或单干，或合伙，跳入了私募基金的扩张潮。但随着今年A股行情的深度调整，“公而优则私”已经不再是基金经理的执业路径，他们陆续“跳槽”回到公募基金公司。此外，也有部分大型私募基金拿到公募基金牌照，实现“曲线回归”，钟鸣远、陈光明、范勇宏等投资大佬相继回归公募就是真实写照。
不过，“回归”公募之路也并非一路坦途。
受制于大行情不好，私募今年来业绩惨淡，亏损比例达三四成成为常态，有很多私募基金纷纷“私转公”。“业绩很难做上来，资金募集比较困难，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受到直接影响，已经或想要投奔公募的人明显比往年多了。”上述华南中型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表示。
截至12月20日，2018年以来已有402位新基金经理正式进入到工作岗位，涉及121家基金公司。其中，基金公司自身培养的基金经理占比超8成。银河基金、创金合信基金、农银汇理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兴银基金、民生加银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吸纳了近30位“私转公”的基金经理。
具体来看；今年9月，原上海原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基金经理梁钧入职红塔红土基金，9年前，他还担任过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基金经理和上投摩根双核平衡基金经理；前神农投资合伙人、研究总监、投资委员会副主席方建在年中回到银华基金担任基金经理，2015年6月以前，他曾担任南方基金担任基金经理助理。此外，方正富邦基金经理方伟宁、长信基金经理李家春、国金基金经理王汉宝、国融基金经理田宏伟、光大保德信基金经理周华等皆为“私转公”的基金经理。
康庄资产研究总监裘伯元认为，今年私募行业发展困难，一些能干的私募基金经理就转型到了公募。“事实上，公募基金经理的门槛比私募基金经理高，私募基金经理去公募，属于向上提升。”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表示，一般而言，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公募转私募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私募操作灵活，收入更主要依靠业绩提成，整体限制没有公募那么多。但是今年市场行情不佳，公募产品资金募集存在一定的难度，而公募却有着非常好的行业资源，可以迅速扩大公司管理规模，而且公募的投研体系也更加成熟完善，所以公募存在一定的优势。除此之外，相较于公募基金行业严格、透明的管理制度，私募基金行业的灰暗色彩更为浓厚。同时，私募基金大多缺乏雄厚的股东背景、产品发行硬约束较多、存在较高的清盘线、在熊市的冲击下很容易陷入生存危机等劣势也是今年公募行业回流的重要原因。
不过，除了直接“跳槽”到公募，今年来，部分大型私募基金设立公募基金公司，以及基金经理离职后参与设立新公募基金公司，实现了“曲线回归”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最近的一起案例就是前明星基金经理钟鸣远携获批的博远基金重回公募。12月初，博远基金获批成立，拿到了今年的第12张公募牌照。证监会网站显示，钟鸣远出资4503万元，占股45.03%，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曾打造出“东方红”的资产管理品牌东证资管前董事长陈光明今年也创办了睿远基金角逐公募。在发行公募产品之前，睿远先行发行了专户产品。基金业协会官网的最新统计显示，睿远基金共发起设立18只专户产品，其中洞见价值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16只、睿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只。统计显示，18只专户产品共计募集规模达到104.15亿元，从单只产品规模来看，睿见1号规模*，为15.12亿元，排在后面的三只依次是洞见价值一期12号、洞见价值一期3号和洞见价值一期1号，规模分别是8.05亿、7.87亿和7.29亿元，其余单只产品的规模均小于7亿元，18只产品的平均规模则约为5.79亿元。
除此之外，鹏扬、凯石、朱雀、弘毅远方、博道等皆属于“私转公”的基金公司。其中，鹏扬基金近年来发展势头颇为凶猛，特别是其债券投资业务深受渠道和行业认可。鹏扬基金由杨爱斌发起设立，从华夏基金离职后，杨爱斌就设立了私募基金公司——北京鹏扬投资。凭借在公募基金积累的投资经验和客户信任，鹏扬投资在不足5年时间内规模迅速扩容至400亿元。“方便扩张规模、更广阔的激励制度空间、提升品牌效应和吸引更多的机构资金，是他们从私募转向成立公募公司的主要原因。”华东一家规模20亿左右的基金经理表示。
11月末，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公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的行政许可审批程序由现行的申请人先行筹备、证监会实施现场检查后再批准的做法，改为证监会先批准、申请人进行筹备并通过证监会现场检查后再开展业务。先批准后筹备的做法将使公募基金公司的筹备成本大大降低，未来新基金公司的成立有望继续提速。
目前，“公奔私”的基金经理的回归之路，困难重重。“一方面，由于很多公募基金经理之前的业绩光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投研团队的力量强大，他们转向私募后业绩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转向公募，‘行情’不是很好；另一方面，现在基金公司更加注重内部人才的提拔和投资、研究双轮驱动的平台建设，对于引进那些想“回流”的“公奔私”基金经理的热衷度下降。此外，哪怕是已经回归公募的基金经理，在目前的市场下，他们也很难做出好的业绩给投资者和公司看。”上述华南中型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说道。
那些通过设立公募基金公司，实现“曲线回归”的私募机构或基金经理生存状况又如何？据记者了解，除了鹏扬基金和睿远基金势头很猛，其他“私转公”的机构也面临着多重困难。
以凯石、博道、弘毅远方为例，他们在转为公募后，业绩和产品发行不温不火，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博道的非货币基金管理规模为14.61亿元，凯石为7.1亿元、弘毅远方为4.93亿元。
对此，凯石基金董事长陈继武表示：发展初期公司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些都是可预期的，并非阻路顽石。“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足够大，不会没有‘肉’吃，但如何在一干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新秀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成立一年发行产品较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段时间让我们好好地夯实了公司基础。未来，我们会先做好业绩再谈规模，优秀的业绩自然会吸引规模，反之，规模即便短暂停留也不会长久。对于公司发展，我们有耐心、有信心、有恒心，愿意花时间来打磨公司的基础架构，包括团队、系统、制度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四大方面。”
博道基金于2017年6月获批，因发起人为曾经的公募大佬莫泰山而备受市场瞩目。目前，该公司专户产品发行较多，其中2月23日一天就备案了8只专户产品，总规模超过12亿元，远超其公募产品的规模。
上述华东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博道的处境也代表了不少“私转公”型公募的经营特色，即注重发行专户产品。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私募公司积攒的口碑和高净值客户资源，新产品的策略还可以复制成功的老产品策略，这样也能充分利用既有投研资源，弥补投研实力不足。同时，专户业务更贴近此前私募公司的经营风格，对员工人数的要求也不强烈。“‘私转公’型的公募不可能一直依赖明星光环，他们要真正实现突围是不容易的，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进行特色化以及专业化的尝试，比如主打某一类产品，或者主打专户路线、对接机构客户，包括引入银行理财资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等。”
今年以来，同样有不少公募基金经理奔向私募行业。截至12月20日，今年以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构中，逾70家私募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曾经在公募基金任职。在今年“公奔私”大潮中，比较知名的有原兴全基金总经理杨东、原中邮基金明星基金经理任泽松、原银华基金副总经理封树标、原中欧明星基金经理刘明月等。
最近的一位“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是原长安基金固定收益部联席投资总监。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信息显示，上海玺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12月13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其法定代表人为乔哲。乔哲在“奔私”前，曾任长安基金固定收益部联席投资总监、基金经理。他曾经在东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工作，随后到长安基金工作将近6年，在今年4月离职。
原中欧基金产品总监胡博同样在12月13日完成私募管理人登记。目前，他担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晏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在同一天登记的还有上海鑫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陈晓秋，他曾经在富国、嘉实、交银施罗德等多家基金公司任职，2009年就离开了公募，如今成立证券私募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构中，共有133家私募的法定代表人曾经在公募基金任职，数量远超今年。可见去年的结构性牛市中，“公奔私”的基金经理相对较多，而今年A股经历了一轮震荡行情，“公奔私”的数量有所减少。
康庄资产研究总监裘伯元认为：“今年有一些基金经理在公募做得不好，退而求其次去私募或者自己开一个私募基金公司；也有极少部分基金经理在公募干得很好，认为去私募可以更上一层楼。”在他看来，基金经理在公私募之间进退，主要原因是基于基金经理个人事业发展的环境和意愿，或者说是基金经理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结果。在下行趋势的行业中，从业人员跳槽更多是无奈之选。“基金经理在公募和私募之间流动，和其它行业的人才流动没本质区别，是人往高处走和末尾淘汰机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流动的结果是让基金经理的人力资源得到*配置，对中国基金业发展有好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表面上是流动，本质上是新陈代谢，让*秀的人来管理最多的资产，为基民创造*的收益。”裘伯元告诉记者。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同样表示，两个行业的人员流动属于市场的正常行为，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而言，有利于公募私募之间的优势互补，也有利于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