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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圈“催账”众生相:国企强势,私企激进,个体无力

2018经济下行,影视寒冬,投资变得谨慎,热钱迅速消退,各家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款进度变得明显吃力。娱乐资本论走访发现,影视行业内,从国企到私企再到个人,“催账”已经成为年末主流,而因“催账”主体不同,中国特色再一次贯穿其中。

2018经济下行,影视寒冬,投资变得谨慎,热钱迅速消退,各家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款进度变得明显吃力。娱乐资本论走访发现,影视行业内,从国企到私企再到个人,“催账”已经成为年末主流,而因“催账”主体不同,中国特色再一次贯穿其中。

其中稳如泰山的某国有影视公司,开始破除对电视台公信力的幻想,将二线以下卫视拖欠方均纳入诉讼名单,并强硬地坚持“本金一分不能少”。本以为会陷入一场一场恶战,没想到效果居然出人意料的好。其催账团队的核心人物对行业未来十分看空,认为现在不要账,过段时间怕是人都没了。“5大一线卫视也将出局2家,公司以后都不怎么再做这门生意。”

行业内更多的小型私企,因为熟人业务居多,“人情”成为他们催账过程中最难迈过去的槛儿。经过软磨硬泡,一些私企拿回三、五折拖欠款已是感恩戴德;痛定思痛,今年开始很多乙方私企不再愿意垫付款,同时将“利润”提前做进了预收款。另有一些私企不信赖法院的判决,要不回账款便转身寄希望与第三方“催收”团队,催收手段徘徊在法律边缘。

而被拖欠账款的个人,则是影视行业中最无力的群体。其中有人深陷行业“拖欠”潜规则,无力抵抗群体的压力,认为合同从来只是摆设,上纲上线起诉的人只会被认为“不懂事”;有人天然信赖大平台,未签一字,最后他们只能暗自叫苦或破口大骂。

“若不是迫不得已,谁不想道貌岸然?”一位在圈中沉浮多年的音乐人士感慨,“首先你要活下去。”

“2018、2019两年,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催账”

“除了一线卫视那5家,其他电视台都有可能列入我们的诉讼名单。”

行业内对电视台的公信力一直持有迷之信心,认为政府最终会为其兜底,甚至有的制片方连合同都不签,觉得“只要播了,就不怕不给钱。”2017年底,这种“电视台不倒”的意识在东部发达省份的一家国有影视上市公司内部被彻底“瓦解”。

“旧账未平新账又起,越积越多,你会发现那些电视台永远没钱,已经达到我们忍受的边界了。而且影视寒冬嘛,你得看看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可以挨过去,只挂在账上肯定不行。我们的账龄很多在3年以上,换民营企业早就疯了。”

上述国有上市公司工作了8年的法务人员秦朝(化名)告诉小娱,“催账”已经上升到了他们公司的“战略”层面,今年年初公司内部就由法务部门牵头,财务和业务团队配合,组成了催账小组。“2018年初到现在已经处理了10几个案子,2019年的案子预测会更多,2018、2019两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催账。”

秦朝一直强调他们的催账手法很和平,走法律途径,效果居然出人意料的好,90%都调解成功。“这主要归功于当时签订的合约,即还款事项清楚、违约责任清楚,都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我们没有输的可能。而且电视台领导看重脸面,不想闹大,开庭之前就都调解了。”

“当然我们不会突然就把人家告了,前期得沟通好。”秦朝向小娱分享了他们“催账”的具体步骤——首先就是找到当时业务的对接人,秦朝这边带着人去登门拜访,找对方当时的负责人,提前支会他们准备起诉的打算,谈一谈账款该怎么还;谈完回来之后,就把谈话的内容整理成书面形式,发公司函或律师函;对方要是没动静,下一步就是法院传票。

“谈判过程都很和气,甚至双方业务人员私交好的话,对方一开始就会鼓励我们去起诉,因为电视台资金有限,外面一群讨债的,有的是口头说,有的是电话催,有的是起诉,那肯定会紧着起诉的先还钱。”秦朝告诉小娱,起诉成为了他们对电视台催账的“套路”,这也可以理解为双方员工的“合谋”,因为是电视台是国企,欠款的是单位,而工作人员只是履职。

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至少会派副主任级别的人过来跟秦朝公司谈调解,双方会把还款协议写清楚,包括还款期限、还款金额、还款形式。“周期短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在利息和滞纳金方面让出空间,但本金一分不能少。谈完之后,把协议给法院发过去,法院出调解书,我们双方签字。”

从事法务工作多年的秦朝,着重强调了是庭外“调解”而不是私下“和解”,二者的区别是,前者确定的数字具有法律效应,不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所以诉状是一定要递的,按照法律程序走。现在连某西北边境省台,完全靠财政拨款的,那么困难都在按期给我们回款。”

秦朝总结自己这一年的“催账”工作为颇有成效,手头上的案子,最短1、2个月,最长半年,都会有确定的消息传来,公司应收账款那一项终于不再是个“问号”。同时他也庆幸公司年初的战略决策,在跟各家电视台谈判的过程中,秦朝明显观察到了各台因债务被起诉案件的突增。“以前跟电视台打官司想都不会想,现在明显到了巨变的一个临界点。”

“二线及以下的电视台都存在明显的生存危机,2019年之后我对一线卫视都不看好,至少2家要出局,形成跟视频网站一样的三足鼎立局面。”秦朝无奈地对小娱说起一家电视台提出过要融资还债的想法,而融资的成本则需要债权方也就是秦朝公司来承担,秦朝只感觉到了一种末日般的荒诞,“拿什么去融?凭什么要债权方承担融资成本?”

滚滚寒流,势不可阻挡;身处其中,现金为王。秦朝认为现在的影视公司最重要的就是捂住口袋,活下去,“催账”应当迅速且积极。“这一轮寒冬过来,未来2-3年不知会有怎样的巨变,不知又会淘汰掉多少企业,现在不催,过段时间恐怕人都没了。”

秦朝想起了曾经的互联网影视版权分发巨头“盛世骄阳”,公司与之还有几笔账未清。谁能想到5、6年前的还是网络发行*的“盛世骄阳”,1-2年就被“优爱腾”全线超越,现在已完全没了踪影,而秦朝公司与之未清的账,也就彻底成为了坏账。

“把应收账款转为法人欠条,然后上手段”

都感觉到了“寒意”,但与秦朝所在国企相比,明显一些私企的处境更难,有些拿回三、五折应收账款的就已感恩戴德,有些追着追着,债务人索性消失,最后只好放弃。

小娱走访了几家民营影视娱乐公司,业务涵盖综艺直播、音乐演出和娱乐营销等领域,这些公司都在今年遭遇到了比以往更严重的拖欠款行为,而其中因业务多涉及熟人关系,所以是否要撕破脸成为他们在“催账”过程中最为纠结的一点。

“欠款我认,但就是没钱,我还拖欠了别人很多钱!”从年初开始催账,直到最近听到十几年来的好友兼合作伙伴说出这句话,纪岷声(化名)非常恼火,语气十分激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能怎么办?就是没钱你能把他怎么办?”

纪岷声的公司涉足综艺直播领域,是跟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公司,主要业务在海外,本以为可以躲过国内的经济寒流,但业务弯弯绕绕的很多都跟国内有关。“国内母公司的现金流断了,设在国外的子公司根本没有支付能力,这种现象从年初开始就很明显。”

纪岷声告诉小娱同行的情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一些做大型综艺的,模式分为全包和承制两种。全包模式下的公司,很多因投资方或平台或广告商的资金没到位,今年难以为继;承制模式下的公司多涉及三角债,全案方的资金没到,承制方自然也拿不到钱,催账变得复杂。

“我知道的一些同行,因为预期很差,能拿回应收款的三、五折就很感恩戴德了。只要对方愿意给钱,一般我们都会答应打折,就感觉跟从天上捡回来的一样。”纪岷声对小娱感慨,很多被拖欠的同行已经发不出工资。

到了2018年,纪岷声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体验就是“验收界定”非常难。文化类服务或者产品,往往会界定一些技术指标或者KPI指标,但有时会因双方理解不同,验收时会产生较大分歧。“今年看到很多最后验收无法达成一致的案例,对方就不愿意付钱。”纪岷声认为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不想付钱”的问题而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

最近纪岷声已经无法忍受没有一点回款的日子,准备回国看看发起诉讼。“起诉之前我们还会在跟对方沟通,真的是这么多年老朋友,一直互相帮衬,不想闹成这样。”此外,得益于上半年回款特别慢的教训,纪岷声现在做业务会把“利润”提前算进预收款中,尾款成为后期的“惊喜”,做好了要不回来的准备。

做高预收款比例的还有从事营销咨询的周小川(化名)。周小川的公司类似于公关公司,是市场上的乙方,今年三季度开始周小川明显感觉到各类甲方公司现金流吃紧,各乙方同行开始不愿意再垫款。“以前都是甲方主动喊我们去拿钱,今年开始就变成我们催了。”

四季度开始,周小川公司新进来的业务,都会提前预收70%-80%的项目款,尾款不能保证收回,但要保证公司不会亏损。“我们一单下来也就10个点的净利润,像以前一样预收50%,尾款收不回的话,那么起码要三单才能回本。”

周小川本人一直注重跟甲方的关系维护,说话颇具“江湖义气”,在行业里十分吃得开。今年公司被拖的款项,项目经理要不回的,最后他“刷脸”几乎都要了回来,但经此一役,周小川开始注重前期业务选择的风险。“像影视圈的土老板特别多,很多都是一锤子买卖,现在我们不接影视圈的生意,互联网公司和快消公司就还好。”

至于起诉,周小川从未想过,“虽然会有一点用,但以后还要在行业里混,不过最主要的是我把钱都要回来了,现在现金流比什么都重要。”

纪岷声和周小川的催账方法还处在顾及“人情”的文明阶段,在音乐演出市场沉浮了4年的重楼(化名),熬过了2016和2017两年的市场不景气,2018年惨淡的业务量则让他走上了“黑化”之路。“若不是迫不得已,谁不想道貌岸然?2018年就是我的转型之年,催账!”

重楼对法院的判决持有先天性怀疑,也对自己签的合同不自信,“私企太多人情往来了,签约的时候不可能像国企那样把违约责任写的那么清楚,不然别人都不跟你玩了。”重楼认为自己手里的签那些合约,拿到法庭上也只会被判成“经济纠纷”,而不是“欠款”。

重楼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跟债务方协商,打折或延期,把“应收账款”转变为“法人欠条”。“这样就从经济纠纷的关系转化为了个人间的借贷,然后就可以上手段了。”重楼所谓的手段,即委托第三方“催账”公司对欠款个人进行“灰色”催收,包括情色陷进、东北光头队、大妈队伍制造噪音、蹲点代驾、艾滋病人围堵等方式。

“情色陷进就是请债务人去夜总会,雇俩女孩去挑逗,旁边安排盯梢的拍照、录视频,然后拿着材料威胁他家人;东北光头队就是雇一群东北大汉把人带走,绑起来,找个高桥,让他大头朝下做个蹦极,24小时内放人;大妈就是雇一群退休女工,一起去公司或家里闹,她们嗓门大,你还不能打,效果非常好;蹲点就是在债务人晚上吃饭的地方当专车司机或代驾,抢他的单,上车后直接带走或者制造酒驾;艾滋病人就是拿着针管去他家堵门。”

重楼向小娱透露,以上手段都是组合拳,一般2个下来,债务人就会老实还钱。催收团队收取的佣金比例会视催债难易度而定,如果是应收账款催回来的,难度较高,催收团队会收取40%的提成;如果是法人欠条,难度较低,就是20%-30%的提成。

“这个行业江湖哥们不少,不怎么正规,我合伙人还因P2P诈骗进去了,其他还有很多债务人,今年就直接消失了,我都放弃了。”重楼对音乐演出市场极度看空,他认为这行业火的太快,消退的更快,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人,同行今年没有融到资或合作广告商的大多选择了退出,“这个市场都快没了。”

重楼不久前接到TFboys演出的合作意向,而这更加重了他的悲观情绪。“三小只的演出都开始问我们这些二线城市的演出服务商了,这在以前哪轮得到我们?”

“告他就是你干活的不懂事,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

寒流之下,相对于国企强势起诉、私企老板各显神通,个体的声音成为了最无力的呐喊。

“我们这行拖欠是常态你敢不敢信?”在影视圈从业6年的李芊芊(化名)提到行业里的拖欠现象情绪颇为激动,目前她已经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编剧奋斗为了有代表作的成熟编剧,但拖欠款现象在她身上并没有明显减弱,到了今年年底更有些心灰意冷。

“从业*年我戏称自己叫‘李白干’,后来有了作品,才敢提要求先给定金,但定金基本在3000左右,我就喊自己‘李三千’。”李芊芊告诉小娱,催“尾款”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完全抹开面子都不管用。“今年尾款基本不打算收回,我现在签合同最多只肯留5%。”

李芊芊十分痛恨行业里的拖欠“潜规则”,认为合同就是摆设,很少有甲方按约付款。如她曾出过一本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版费早已超过合同日期,每次催账对方必提大社信誉,但就是不给钱;今年上半年李芊芊合作了一个导演,事前说好先拿定金后动笔,但合同发过去却被改的没有定金一项,李芊芊找到制片人,态度坚持才改过来,而尾款已不打算要回。

“稿子只要交出去了,你就是弱势的一方,尽管合同在手,但为了这点钱去打官司真不是中国人的作风,身边的人都会说你上纲上线!他可以赖,但你告他就是你干活的不懂事!”李芊芊忍不住破口大骂,“这就是TM中国的人逻辑!”

止损只能靠自己,因为体会到了行业的不靠谱,李芊芊今年回归到了校园里,当起了北影进修班的老师,这样起码能有一笔“固定的收入”。李芊芊对圈里不满的情绪逐渐被自己消解,“惹不起还躲不起?”但她课堂上的学生,在外做群演,最近时不时发来的群体性“催账”截图,还是会让她情绪激动,“这个行业根本就无法可依!”

小娱另外还走访了一些影视行业的自媒体人,他们今年接到的“约稿”单,不管服务的大厂还是小厂,都遭遇到了明显的拖欠稿费现象,今年下半年尤甚。小娱经过跟一些公关人员(乙方)打听,才知道公关公司今年都再不愿意先行垫款,各家公司在“现金流”上卡的极严,只有甲方的钱到账,才会给写手发稿费。

“我10月份给百度写的合作稿,现在都俩月了,问公关结果一点进展都没有。跟去年的写手问了一下,他们那会1个月内就能走完账,现在连个时间预期都没有。”童艾(化名)向小娱倾诉苦水,“感觉自己是只猪,任人宰割。”

与以上所有人不同的是,与童艾一样的众多自媒体写手,在接单时往往没有任何签署过任何协议,只有微信上的只言片语和语音通话(还没录音),起诉的话证据材料将十分薄弱。“更可气的是,接单的时候凭着对平台的信任,也没约定过具体付款时间,不好说他们是拖欠,更不好说他们违法。”

童艾只能给自己催眠,一如既往地相信从前“财大气粗”的百度,并时不时跟当初找他约稿的公关人员联系,确定对方还在。“万一他离职或被裁员了,我的账怎么办?我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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