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0年，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又上映了。
经典的老电影经过修复重映，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2017年《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拿下1.7亿票房后，越来越多的人打起了重映这门生意经。
不过此次西影厂修复《红高粱》2K高清版本花费了上百万，却只在全国艺联院线“限量发行”，首日排片仅1750场，票房仅18万，要回本盈利的话，颇有难度。
有多少人知道30年前《红高粱》上映取得过的辉煌，在那个票价只有几毛钱的时代，它轰下了差不多4000万的票房（网友口述史，非官方记载，据拷贝数与媒体报道推测）。
那是*开放的80年代，这部神奇的作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而生，呼应了那个年代渴望精神娱乐的人们的心声，当时片中插曲，姜文男性荷尔蒙的呐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在大街小巷的传唱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抖音神曲。
据推算，当时每部电影的平均观影人次为两亿，《红高粱》的火热程度搁现在，票房肯定超《我不是药神》了。
缔造这部时代作品的张艺谋曾说，有两件改变他命运的事，一个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一个是拍了《红高粱》。在计划经济时代，他是如何创造这样一部改变命运的现象级影片的？
800元买下版权，80万拍完赚了400万
西影厂在80年代，迎来了市场经济前最后的繁荣。1983年，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吴天明，出任西影厂厂长。他独具慧眼提出“中国西部片”拍摄方针，斩获多个国外大奖，也正是他大胆物色了一批优秀导演，这其中包括张艺谋。
拍摄《老井》时，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因为棱角分明的脸，被吴天明临时拉来饰演男主角旺泉。张艺谋为该角色每天挑十几担水，背两百斤左右的石板，当时剧组的人都说，张艺谋凭该角色夺得东京电影节影帝，是拿命换来的。
所以，当如此韧劲的张艺谋给吴天明递来一本小说，说想拍成一部电影时，吴天明当即决定破格提拔张艺谋，从摄影师转行为导演。
这本小说就是莫言的《红高粱》，1986年3月刊登在了《人民文学》杂志上，一下击中了张艺谋的心灵。随后不久他就坐车到了莫言家，按照当时的版税规定，掏了800元买下了小说的电影改编权。
虽然有了吴天明的破格提拔，但张艺谋连剧本都没有，按照当时厂规还拿不到一分钱开拍电影。他又笃定要一片高粱地作场景，于是吴天明找了几位车间主任，凑了4万块钱给张艺谋种高粱。最后这片高粱地在摄影师顾长卫的运镜之下，展现了男女主的“野合”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景人合一”经典镜头。
任性开拍的《红高粱》最终花费了超80万成本，而中影却只开出70万的收购价。在1993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都由中影公司统购包销、*垄断发行。无论制片厂影片的制作成本是多少，中影收购价都保持在70-120万之间。
70万收购价显然是要亏钱的，吴天明和中影进行了谈判，试图以分账形式获取票房分成。《红高粱》就这样，成了中国“分账发行”电影的鼻祖。吴天明也没想到这一赌注式行为竟然成功了，《红高粱》全国发行200多个拷贝，4000多万的票房，让西影厂获得400多万分成。
80年代，一元钱差不多是一天的生活费，一月工资几十元到一百多不等，这样的票房收入，可谓天文数字。
*金熊奖话题引爆票房
1988年，《红高粱》出征柏林电影节与张艺谋出演《老井》的状况相似，临危受命的张艺谋总能抓住机会。陈凯歌《孩子王》原本代表中国参赛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临时撤片改进戛纳电影节，《红高粱》“救急”替补进入柏林电影节。
初出茅庐的张艺谋这一去，就拿了*影片金熊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位斩获A类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导演。一时间，张艺谋拿奖消息就像女排夺冠一样令国人兴奋。或许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柏林电影节，但张艺谋为国争光的事却家喻户晓。
在这样的舆论中，张艺谋曾自信满满地表示，《红高粱》具有传奇色彩，故事是很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而且画面美、节奏快、有声有色，符合年轻人审美，上映后票房一定很可观。“预言帝”张艺谋说准了，《红高粱》不仅未映先热，上映时还轰动一时。
据网友回忆当时片中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传唱度非常高，周围人几乎都会唱。一个县城的影院，票价2毛，但需要排队两小时才能买到《红高粱》的电影票。甚至因为票房火爆，供不应求，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票价从1元涨到10元。
娱乐资本论找到了《电影评介》1988年对影片的报道，当时发行电影，一个省份最多一两个拷贝（轮流在不同地区的影院放映），而经济落后的宁夏却破天荒订购了3个拷贝。影片在31万人口的省会银川市上映9天，观众达235,572人次，如果不算重复观影，超过三分之二的银川人都看了《红高粱》。
《红高粱》打破了“电影节获奖影片，国内必不卖座”的定论，在此之前的几年，在国际奖项上屡有斩获的《黄土地》只卖出了30个拷贝，《孩子王》6个拷贝，《盗马贼》7个拷贝等等。而《红高粱》最终在全国卖出了200多个拷贝。
《红高粱》之所以能成为当时获奖片的例外，不仅是因为它拿了*权威性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大奖所制造的国民自豪感，还因为它在内容上冲破了原有的禁忌，与三十年后的《我不是药神》情况竟是如此类似。
鲁迅研究者、作家王得后形容这种现象说，中国人不大肯改革，一间黑屋子要开个窗户是不容易得到通过的，只要有人说要掀掉屋项，这才大家战战兢兢议论一通，同意开窗户了。
“《红高粱》现象”的现实意义
据王得后回忆，《红高粱》当时在一所培训高级干部的学校里放映，结果70%以上的人群起而攻之，纷纷找到监管文化的部门质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
王得后说，当时抨击《红高粱》的大多为年纪大一点的人，比如五六十岁左右的教授。他们认为《红高粱》迎合了某些观众低级趣味，比如影片中剥人皮、往酒缸里撒尿、男女在高粱地“野合”等低俗场景。
吴天明后来也回忆说，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称《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甚至还有拍摄地的高密县农民上访抗议电影里“剥皮”情节丑化了中国老百姓。
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不断有文章批评《红高粱》丑化中国人，媚俗外国人。
就像今天《我不是药神》的“天价药”话题触动了某些群体的敏感神经，一度传闻会被禁映，但年轻观影人群支持度不减反增。三十年前的情况也是如此，支持电影、推动变革的先锋总是年轻人。王得后说，当时喜欢《红高粱》的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到邮局去寄信，还听到上着班的小伙子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以及认识的毕业硕士生也很喜欢。”
最终，天平偏向了年轻人一边。官方代表国家电影局并没有追究此事，1988年济南军区《前卫报》一篇声援《红高粱》文章提到，如果说《红高粱》表现了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与野性，有失自尊。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该不该算毒草呢？学者李泽厚曾在上海《文汇报》上说，这一切现象像是回到了五四时代。
也是在这一年，还未回归的香港出台《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对电影暴力、色情、种族及宗族歧视等不良内容实行三级分级制管理；*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问世，开启摇滚乐盛世；一度被贴上“下流低俗”标签的人体艺术名正言顺地登台亮相，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看展的人排到了两站地外。
《影》上映前，张艺谋在与许知远的对话中，回应了这样一个*开放的80年代。张艺谋说，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人渴望了解世界，各种展览的热闹程度，就像现在挤地铁一样，开玩笑地举例说，“那时候谈恋爱，你就拿一本弗洛伊德，你就谈成了。”
1988年《电影评介》杂志《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文章总结，《红高粱》的成功在于它回应了时代主题。从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年来的社会生活变化急剧，思想落差甚大，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理应成为电影创作的主要内容。
30年前回应时代主题的《红高粱》，在物质文化极度匮乏的年代，依然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30年后的今天，文化娱乐消费远超当时，作为填补档期或是公益性质重映的《红高粱》，显然不可能复制当年的辉煌，它是80年代的历史产物，但它与《我不是药神》一起提醒我们：回应时代主题的电影，从不会被大众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