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来，他见证了艾滋病的历史，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

　　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华人何大一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并给予这样的评价：

　　“有人制造新闻，有人创造历史，而当后世撰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会把人类在对抗艾滋病之战中扭转乾坤的人，视作真正的英雄”。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位男同性恋者离奇的病例。

　　第二年，这种怪病被命名为：艾滋病。

　　那5位病患的病例报告，也成了世界上*次对艾滋病的权威记载。

　　这5份病例中的4例，都有何大一的“贡献”。

　　当时，何大一才29岁，还只是洛杉矶一家医学中心的见习医生。

　　事情的发端是，他接待了一位因呼吸困难前来就诊的男同性恋病人。经过一系列检查后，何大一非常震惊——病人肺部发现卡氏肺囊虫（多见于免疫低下的儿童），脑部发现弓形虫（可使免疫力下降），肠道中出现大量巨细胞病毒（通常有免疫缺陷时出现）。

　　这说明病人的免疫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坏。

　　作为医学博士后，他知道这种病例在医学史上并无记载。

　　疑惑中，何大一按以往经验使用药物，但这位年轻人却不见好转，并很快陷入病危。

　　此后的一段时间，类似的病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何大一面前：原本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短短半年内虚弱、失明、腹泻、皮肤溃烂……在痛苦中死去。

　　何大一意识到，医学界很有可能要迎来一场新的挑战——就在上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千年之久的天花。

　　医学上每一种新发现的未知疾病，都可能伴随着传染、致命的危险。艾滋病在感染初期，每个病毒一天内可以繁殖1亿6千万个新病毒，它们夜以继日地破坏免疫细胞。

　　有医生会本能地远离危险，何大一的同事们也曾劝他远离这些“边缘人”。

　　“也很害怕。但我天天问自己：这是什么病？从哪里来的？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原本实习结束应回到麻省总医院研究疱疹病毒的何大一，选择留了下来。

　　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生。

　　不是每个人都有幸成为重大历史的见证者。

　　何大一的“幸运”来自于他7年前的一次选择。

　　祖籍江西的何大一在台湾出生，12岁随父母移民美国。197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物理专业后，他出人意料地转行到医学领域。这不仅因为生物科学的日渐兴起引发了他的兴趣，更因为他想从幕后走到前台，做雪中送炭之人：

　　“物理是个基础科学，而医学更实用。”

　　在同学们的一片惊诧中，何大一考进了世界*医学院——哈佛医学院。后来有人评述，从此，硅谷少了一颗新星，医学界多了一个真正的天使。

　　固执地留在洛杉矶医学中心后，何大一几乎不分昼夜地开始了病例的全面研究，并很快得出*个结论——这种特殊疾病由病毒引起，这意味着该病不容易治愈，并存在传染的可能。

　　两年后，法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分离出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医学界因此乐观地以为，艾滋病会在两年内被治愈。

　　遗憾的是，此后针对这一病毒所研发的近百种药物，全都在短期内失效。

　　又是何大一，率先揭开了这些药物失效的原因——HIV病毒在人体内繁殖扩张领地时总是改头换面，结构和功能不断发生变化，而所有药物都是针对其变异前的特性，对新病毒无法产生作用。

　　一时间，艾滋病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绝症——发病后两年内死亡，致死率99%，而且在3-10余年的无症状潜伏期，随时会通过性接触、血液或母婴传染。

　　仅发现初始病例后的数年间，艾滋病就发展成全球性疫情，到1996年，全世界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640万，成为“20世纪超级瘟疫”。

　　医学界束手无策；病人们前仆后继地被各种并发症折磨而死；何大一则带着团队，争分夺秒地实验攻关。

　　1996年，孜孜不倦15年后，重磅消息传来：

　　何大一团队的混合疗法获得成功，即同时使用3—4种抗艾药物，每一种药物在艾滋病毒繁殖周期的不同环节，分别发挥作用，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控制住病情。

　　这种疗法类似于鸡尾酒的混合调配，何大一便将其命名为鸡尾酒疗法。

　　消息一经公布，整个医学界为之轰动。人类被艾滋阴影笼罩了10余年后，终于看到了最灿烂的曙光。

　　临床中验证，经过几星期治疗后，10名病人中有7人明显好转，持久低热和皮肤溃疡消失，精力也充沛起来，有的病人血液中甚至查不出艾滋病毒的踪迹。3年后，接受鸡尾酒疗法的病人仍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在普遍使用鸡尾酒疗法的国家，艾滋病人的死亡率下降到20%；只要治疗及时，病人“寿命与平常人相差无几”。

　　美国篮球巨星埃尔文·约翰逊，1991年感染HIV病毒。在鸡尾酒疗法的帮助下，至今27年过去，59岁的他依然像正常人一样出现在各类活动中，并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一次表彰杰出亚裔的颁奖典礼上，约翰逊亲自为何大一颁奖，表达救命之恩。

　　美国媒体报道称：“站在一个篮球明星身边，何大一显然有些矮小。然而在科学的领域中，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巨人。”

　　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因为这一贡献，将何大一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并给予这样的评价：

　　“有人制造新闻，有人创造历史，而当后世撰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会把人类在对抗艾滋病之战中扭转乾坤的人，视作真正的英雄”。

　　这是该周刊自1967年后的30年里，首次给予医学科学家的殊荣。何大一也成了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位获得年度风云人物的华人。

　　1981年至今，艾滋病感染者已累计有7000万人，其中一半相继死去，存活的病人中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鸡尾酒疗法。

　　这种疗法被公认为当前治疗艾滋病的最有效手段，但它并不*。核心弊端是：患者需要长年服药，不可间断，药物的毒副作用也会给患者带来不同影响。

　　在发达国家，艾滋病人可以在30余种药物中对症选药，副作用较少。但在医疗水平有限的国家，病人因服用仿制药或替代药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副作用，“有的病人在服用的头几个星期，会做非常逼真的噩梦；有的病人面部和手臂的脂肪组织会流失”。

　　鸡尾酒疗法也不是艾滋病的终结者，“它只能基本控制，却不能完全治愈艾滋病；它仍无法帮助那些病情过于严重的病人完全康复”。长期服药者也仍要面对抗药性问题。

　　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它更无法从源头上预防艾滋病的蔓延。近10年来，全世界每年新增HIV感染者不低于180万，高峰时达230万，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人口。

　　人类与疾病斗争数千年的经验证明，对抗传染病的最有效方法是提前预防，即研究出疫苗，注射一针，终生免疫。

　　这也是何大一自鸡尾酒疗法后一直努力的目标。

　　但如前所述，HIV病毒相当狡猾，繁殖过程一旦变异，他们研究的疫苗就又晚了一步，而HIV病毒的变异效率高得惊人。

　　于是有人说，人类想战胜HIV病毒，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就放弃努力吗？

　　在何大一看来，努力虽未必能成，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一定要觉得实际上是有合理的成功机会”。

　　他把机会赌在了抗体上。

　　通常，抗体是在疫苗的刺激下由免疫系统主动产生。没有疫苗，直接向人体提供抗体被医学界认为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此前，美国就有一种口服药上市，但作用时效太短，必须日服一粒。显然，这种技术还需要突破。

　　目标一旦确定就全力以赴是何大一的一贯风格。此后10余年间，他带领团队把全部精力聚焦到了新一代抗体开发上。

　　2014年3月，何大一赌赢了，他们成功研发出新型抗体——GSK 744LA。经过在比人类药物代谢更快的猿猴体内实验，只要打上一针这种新型抗体，可以3个月不被HIV感染。如果人体试验成功，就可作为疫苗出现之前的有效过渡。

　　虽然真正实效还要看第三期人体试验结果，但这一成绩已在医学界再次掀起波澜。

　　艾滋病治疗专家罗伯特·格兰特视何大一为艾滋病预防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他感慨：“在我所知道的艾滋病预防研究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人类与艾滋病对抗37年来，何大一一直是黑暗中的那束希望之光：

　　世界上*个发现HIV病毒频繁变异；

　　世界上*个把HIV病毒从精液里分离出来，证明艾滋病主要由性行为传播；

　　世界上*个证明唾液不会传染艾滋病；

　　世界上*个推翻艾滋病毒在潜伏期不会传染的错误结论；

　　世界上*个在人体中发现一种可以控制病毒的小分子蛋白。

　　为什么创造历史的偏偏是何大一？

　　何大一的母亲曾向媒体这样回忆小时候的他：“小学时考99分就不高兴，回来把书包一丢就把门关起来，等一下就听见他在房间里啪啪啪地打自己。”

　　1964年，父亲将全家接到美国，陌生的环境、语言差异、种族之分，让何大一难以适应，“我那时读小学6年级，在学校读书还不错，但到了美国以后，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讲，ABC都不懂。”

　　仅半年后，曾骂他笨蛋的同学开始重新打量这个东方黄种人——短短几个月，他已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

　　也是从那时起，日渐成熟的何大一开始感受到亚洲人在美国人眼中的地位落差。他提醒自己：“想要被美国人看得起，想要得到公平，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加倍努力，做得更好。”

　　此后，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何大一总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自30岁起，他每天都工作14小时以上。

　　何大一也不放过可以证明自己的每一个机会。

　　1990年，美国洛克菲勒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筹建，目标是成为世界上*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基金捐助者选中了37岁的何大一作为负责人。

　　很多人认为这会毁了何大一。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切从零开始：筹集资金、雇佣人员、完善设施、决定科研任务……繁杂的事务会把一个科学家拖垮。

　　挑战总是和机会并存，相比困难，何大一更关注机会，“人生中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让你承担的更多。恰当的机会来到身边的时候，要抓住它。”

　　至今，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没能看到何大一的笑话。

　　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实现了它的世界*目标，来自全球的100多名科研精英，在何大一的指挥下，向艾滋病发起一次次宣战，并不断向世界报告激动人心的战果。

　　如今，66岁的何大一已两鬓斑白，每周工作时间仍超过80小时，其余能挤出的时间他或者出现在学术会议现场，或者出现在艾滋病重灾区。

　　仅中国云南，过去几年间他就来过21次。

　　如果何大一偶尔出现在家人聚会上，则往往意味他那段时间几乎没有睡眠。

　　光环在身的何大一，早已不再需要通过拼命来证明自己，但他依然不断自我勉励：

　　“越是被认可，越意味着责任”，只要艾滋病没被彻底打败，疫苗没被研发成功，他就不会放过自己，“哪怕艾滋病永远无法根治，我仍会为之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