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贝网讯 6月30日消息，2016年年报披露大限截止，对于所有企业而言，一场大考落下帷幕。考试结果如何，各家挂牌公司冷暖自知。
众所周知，过去一年，针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兼并重组问题，股转多次下发监管指令。在高压监管下，部分公司冲刺IPO主动离场新三板，也有部分企业为留在新三板抓住了披露年报的最后机会。
根据股转6月30日公告，18家公司被强制摘牌，自2017年7月3日起在新三板暂停转让。
挖贝新三板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晚间20:07，还有超50家新三板公司压哨发布了自家年报，从而免遭摘牌。
自2017年7月3日起终止股票挂牌的公司名单
大批公司压哨发布年报 18家被强制摘牌
6月30日是新三板挂牌公司2016年年报延期披露的大限，挖贝新三板研究院统计，截止当日15:00，仍有219家公司未披露2016年年报。
随后，在距年报披露大限截止时间不到5个小时内，时空客（831335）、京东健康（832916）、枫盛阳（430431）、富翊装饰(831574.OC)、润港林业（832438.OC）、嘉达早教（430518）等多家公司先后递交了成绩单，截至6月30日晚间20:07，超50家新三板公司公布年报，从而免遭摘牌。
挖贝网发现，很多公司在最后关头虽然发布了年报，但有的未经主办券商审查。
以部分公司为例，京东健康在 6 月 30 日下午才向主办券商提交了拟披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导致主办券商无法完成对京东健康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前审查工作，对此，华融证券发布了风险提示。
根据股转公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共有108家公司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
最终，只有18家公司被强制摘牌，自2017年7月3日起在新三板暂停转让。
其他企业未被强制摘牌的原因包括两方面：其一，此前已递交摘牌申请；其二，部分公司涉嫌存在违规及其他待核实事项，股转系统将在相关事项处理完毕后，启动终止挂牌程序。
股转特别强调，18家“被摘牌公司”应积极应对投资者诉求，主办券商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被摘牌公司相关事宜并披露联系方式，协助做好被摘牌公司投资者的沟通工作，指导被摘牌公司妥善解决投资者诉求。
摘牌数超去年 离场原因错综复杂
新三板强制摘牌始于去年，2016年，朗顿教育和中成新星因未按时披露2015年年报，成为首次被股转系统强制摘牌的两家典型公司。
自2013年扩容至今，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高速增长，企业总数至6月30日已达11314家。本次未披露年报的108家公司中，只有18家公司既未申请摘牌也没能按时披露年报被强制摘牌，强制摘牌数量远超去年。
挂牌公司申请主动摘牌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冲刺IPO、挂牌成本过高、并购、恶意摘牌。
过去一年，是新三板监管最严的一年，监管层全面开启新三板整顿工作。从处罚类型来看，挂牌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兼并重组等问题十分普遍；不仅如此，其他已按时披露年报的公司也没能脱离监管，针对已披露的不合格年报，股转发布 年报问询函，要求挂牌公司对质疑问题进行解释和澄清。
与此相呼应的是，新三板企业频繁修改公告，涉及内容可以从2016年年报追溯至挂牌时递交的公转说明书；修改次数更是十分频繁。
企业信披更严谨 中介监督不含糊
为了对信披违规企业起到警示作用，6月23日晚间，股转密集对480家新三板公司及信披责任人进行自律监管。由于未在2016年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这480家公司违反了《信息披露细则》相关规定，构成信披违规，也由此拉开新三板“监管批量化”的大幕。
随着监管的趋严，一旦企业披露的年报被股转查出问题，中介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例子已经引起市场热议，由于未能发现财报错误之处，年内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先后被暂停承接新业务。
对此，监管常态化下，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难以承受为企业财务造假背书所付出的代价，不敢对年报审核有所怠慢，这就很容易导致对“问题企业”年报的把关变得复杂，中介与企业的沟通细节出现问题也造成企业频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今年也是实施分层方案的第二年，原本1393家企业入选。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最短命”创新层公司诞生。
该公司在创新层分层之前，赶在最后节点发布年报。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赶上创新层的末班车，天际数字竟然擅自更改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年报审计意见，“保留意见”变成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这一问题没能逃过监管，保层23天后，天际数字失去创新层资格，创新层总数减少至1392家。
针对天际数字修改审计结果的行为，一位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表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企业会被处罚的。”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虽然2017年上半年并没有看到有关创新层红利政策的落实，但股转的严监管整体上整顿了新三板市场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市场还不太成熟，等市场健康了，红利政策也一定会落实。“股转系统对挂牌公司实施强制摘牌，是加强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政策红利实施的有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