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疆科技董事长汪韬而言，过去十年在他人生中至为关键。在这十年时间里，他将无人机从略带神秘感的“黑科技”，转变为大众可接受的消费级产品。他的大疆科技，也从2006年创立的一家小企业，成长为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达到70%的行业巨头。汪韬和大疆，在深圳。
2006年，也是张小龙到腾讯的第二年。十年过去，他带领中国近10亿人见证着微信如何影响中国社会，改造整个互联网生态，重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张小龙和微信，在广州。
十年间，董明珠亲手把格力从一家空调生产企业打造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并向“中国智造”跃进，业务范围从手机、白色家电延伸到机器人制造。董明珠和格力，在珠海。
广东，就是这样一方造梦的土壤。在国内经济态势下行、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遭遇发展瓶颈的背景下，广东逆势走出一条转型升级之路，2016年，广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9857家。创新，是这条道路的源动力；政企合力，则是广东创新的秘诀。
时值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以“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为统领，谋划好广东未来发展。
共享气氛浓厚的精神沃土
生活在深圳的人们有着全中国最快的脚步，付出最多的工作时间，因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让他们相信，只要付出就能有所回报。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下，深圳集聚了来自中国及世界的“最强大脑”。
“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只要有想法，就有能力把它变为现实。”深圳光启科学董事会主席刘若鹏的一席话，是广东创客精神的注脚。
像硅谷的埃隆·马斯克一样，刘若鹏也是一名执着于科技的“狂人”。2016年11月，在新疆的一次不成功的飞行器试飞结束后，刘若鹏表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总要有人来推动历史的车轮”。
让刘若鹏有这样底气的，是他与团队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型科研机构”深圳光启研究院。在深圳，这样的机构还有华大基因、太空科技研究院等208家。“民办非企业型科研机构”的好处是：与官方、高校科研机构相比，非官方的性质让这些机构得以*限度地避免体制性束缚。与企业相比，科研机构的性质使其能从政府获得一定研究资金，同时没有将科技迅速市场化的迫切需要，可以更专注于科研。刘若鹏对此总结道，“光启是一家民办官助、产学研结合的高科技创新试验体”。
在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研究所研究员邓江年看来，广东的创新群体不仅敢于创想，而且有着让想法落地的能力。“广东创新型企业的特征，是沿着技术路线走。华为从基站，到做手机，到为世界建立5G标准，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重视技术，以技术突破作为创新发力点，是广东创新与其他地区依靠商业模式创新的*不同。
以技术为基础，广东创客注重创新的共享精神—共享是开发科技产品潜力、让科技保持生命力的不二法门。大疆科技员工张梵晞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不断有用户使用大疆无人机作出新的应用，比如使用无人机开展搜救、巡查、动物保护、体育训练等。对于有需求的用户，大疆会给开发者一些程序开发工具。通过用户的创新，无人机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同样以科技共享改变人们生活的，还有微信。以用户数量爆发式增长为契机，微信陆续开通了公众号、商业接口、微信支付、小程序等功能，将庞大的商业领域纳入微信的生态圈，在方便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令微信本身变得不可或缺。
注重技术开源的极客们不仅注重让用户参与产品开发，也同样对企业员工秉持利益共享的精神。华为员工的优厚待遇和福利就颇受外界称道：在华为的深圳坂田基地，基层员工可以申请免费入住公司营造的欧式小楼；硬件设施投入上亿元的华为大学，新员工入职前会在此带薪培训三个月，大多数基层员工持有华为股票，与企业共同成长。
切实的物质回报，成为创新的一大动力，也令广东成为高水平人才最青睐的工作地之一。人才、创新、财富的良性循环，在广东初步形成。
“深圳提供优秀的创新创业环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是深圳市对企业发展最有力的支持。”张梵晞如此评价他工作多年的这座城市，或也揭示了深圳保持活力的秘密。
制造业是创新支撑
邓江年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广东的创新能力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三角传统制造业所孕育的深厚潜力。
大疆为什么选择落户深圳？张梵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成熟电子市场。
对创客具有莫大吸引力的华强北，市场上出售的电子元器件，来自于深圳及周边城市的电子工业。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广州的一名陶瓷设计师在完成一项设计后，可以很快联系上佛山的陶瓷厂家生产，因为产业集聚的关系，他很可能在厂家附近找到加工厂包装，然后回到广州销售。这是创新中心接近制造中心所带来的便利条件。
邓江年认为，广东制造业的特点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因而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快速响应能力。“同样一个转化产品，在长三角可能只有几十家大型企业可以提供服务，在珠三角则有上千家中小企业摩拳擦掌。”
珠三角传统制造业对广东创新驱动战略起到支撑作用。5月22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坚持制造业立省不动摇，完善制造业产业链条，强化综合制造能力优势，避免制造业过快向外转移，保持制造体系完整性”。
同时，广东正着力寻求全球制造业变革中的新增长点，抢先布局新兴产业，在产业形态、大型项目、经济空间上寻求新的突破。邓江年表示，这一轮变革也正是广东创新型企业反哺传统制造业的契机。
政企联动，培育创新土壤
作为广东首批引进的12个海外创新科研团队之一，光启研究院陆续得到了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多元支持。
在光启研究院草创急缺资金时，当时的深圳市科协和科工贸信委专门组织了一场小型评审会，请来学术界、投资界以及企业界的专家，使光启获得了*笔投资。而后，光启研究院成为深圳“孔雀计划”首批引进的6个核心团队之一，又获得数千万元的启动资金。
随着龙生股份非公开发行的增发股份于2月13日在深交所上市，光启已正式入主龙生股份，登陆A股。
对于有亮点、有“独门绝技”的企业，深圳市开出各种优惠条件进行引导、孵化。对高水平人才，深圳不遗余力地引进，并提供前期资金扶植其项目实施。从美国回国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张绪穆，2015年带领他的重大药物绿色合成团队成功入选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团队，并获得深圳市政府无偿资助1500万元和股权投资1500万元的“厚礼”。
邓江年指出，广东各地政府在进行创新引导时更注重市场的选择机制。“通常政府扶持创新项目是在前段，在后期会及时退出。”事实证明，政府参与过多的创新项目，往往会患有“政府依赖症”—企业逐渐远离市场，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生存。“政府毕竟不如企业自己懂市场。所以政府的重点应聚焦在前期扶持、人才引进和创新环境的培育上。”邓江年表示。
深圳市容大生物科技一名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该企业所从事领域是国家认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在地租、税收方面都有优惠政策。“政府退税力度很大”，该名负责人表示，“这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我们这个行业”。
张梵晞则对深圳市的人才政策感触颇深：“深圳市政府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落户政策，相对其他一线城市，落户深圳是最方便的。深圳还通过住房补贴等形式，尽力解决来大疆工作的年轻人的燃眉之急。”
在深圳，高学历人群可以获得显而易见的补贴优势：2016年的住房补贴新政，将新引进基础性人才一次性租房和生活补贴提高至本科每人1.5万元、硕士每人2.5万元、博士每人3万元。除此之外，深圳还为拥有创新能力、但学历稍弱的人才开了一扇窗。深圳“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的评选采取举荐制，首批6名获选者中有3名本科学历者，这项政策将给予他们近40万元的住房补贴。
广东“唯才是举”。
胡春华在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强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牢抓住人才这个根本。
“市委市政府乃至区政府的同志对经济的熟悉程度、对经济的理解都比较高。”深圳市科创委一名官员在2016年的一场座谈会上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是深圳制定正确产业政策的先导条件。
“懂行”成为广东省对地方主政者引导创新工作的一大要求。
“不要把时间精力放在‘文件创新’‘规划创新’‘方案创新’上，着力采取针对性措施，把已有决策部署逐一落实到位。”今年2月7日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大会上，胡春华强调，要强化一把手抓创新的工作机制，各市市委书记要亲自上手抓创新。
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广东创新发展的总定位。全省新旧发展动力转换的进程已经开启。新起点上再创新局，建设创新强省，广东正在发动强大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