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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拉过黄包车坐过牢 奋斗一生攒下100亿全捐掉 成中国裸捐第一人

他根据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总结出的:“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做什么?”捐出百亿给社会的余彭年,留给儿孙每人一套房、一部车、一份酒店的工作。“有房子住,有车子坐,这就够了,其余的,要靠他们自己去打拼。”

 

      5月2日,余彭年(本名:彭立珊)离世一周年祭日。

  其次子彭亚凡与长孙彭志兵,一番波折后,终就裸捐其身前留下的百亿财富达成一致,圆满了他*的心愿。

  余彭年被誉为是“中国慈善伟人”、“中国职业慈善家”。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全球14大慈善家”,全球华人仅在其中占据两个席位,其中一位是华人首富李嘉诚,另外一位就是他——余彭年。

  余彭年也是中国“裸捐”的*人,在没有“裸捐”这个说法之前,他就决定将全部财产捐献给社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余彭年从来不为生意而慈善,也不为封衔进爵而慈善。2013年,他在接受专访时,曾以玩笑口吻表达心声:有人做好事是有目的,我的目的是做好事。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

  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余彭年的父亲彭麟阁(母亲肖氏),在涟源蓝田经商数十年,经历坎坷,但成绩有限。

  其时,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彭麟阁曾险遭枪击而丧生。之后,一场大水灾更将其房屋和财产全部冲走,在乡邻们的集体帮助下,一家八口才得以异常艰难地重新谋生。这也在余彭年心里种下善根:将来若有所成,要回报乡亲们。

  彭麟阁的生意和生活艰难,但却异常重视教育。他想方设法培养下一代,最终让余彭升学至长沙大学,主修工商管理,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因骂贪官蒙冤入狱

  长沙期间,余彭年曾跟随父亲在当地做小本生意。

  “我们是看见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但基本上,做什么都赚不到钱,由北到南,由东到西,皆无容身之地。”后来,他曾这样描述这段经历。

  大学毕业后,余彭年进入湖南长沙《晚晚报》当记者。“骂贪官骂得很厉害的,他们看到我就怕”,是他对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评价。

  这也让他付出代价。

  解放后,余彭年前往上海发展。他雄心勃勃,憧憬着干一番事业。但人地生疏与社会变革与动荡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拉黄包车、摆地摊、在别人的喝五吆六中艰难劳作与度日……

  1954年冬,已经结婚生子的余彭年,更遭遇一个重大打击。他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被扣上“逃亡地主”的帽子锒铛入狱,判刑3年。后来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他当记者时得罪人太多被打击报复所致。

    牢狱中洞悉人性

  余彭年说,监狱里的生活给他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堪比是大学几年受到的教育。

  因为“表现好”“有文化”,余彭年被安排拆阅、分发犯人的来信。这让他看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朋友背叛、恋人反目、妻子变心,看到很多人间的无奈、悲情……每每读到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信时,我自己也会屡屡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回忆。

  痛不欲生的香港岁月

  熬完3年牢狱之灾的余彭年,觉得上海已不是安身之地,他有心回家,但又自感无法面对“江东父老”。

  已经30岁的他,痛苦中艰难决定:抛妻别子远走他乡,30岁从零开始,改头换面重新生活。1958年,他经由澳门偷渡到香港,并由彭立珊改名为后来更为人知的余彭年。

  初到香港,交完偷渡费,余彭年只剩下一张通行证和装有一套衣服的行囊。人地生疏、没有任何背景,加上既听不懂广东话,英文水平也不好,他只能从勤杂工做起,以后又当过建筑工,做过清洁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

  余彭年回忆,在香港最艰苦时,他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一杯开水,而且还经常下顿不接上顿,露宿街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颠沛流离,前途无望的生活,一度让余彭年产生动摇心理,甚至出现过自杀念头。但思来想去,他还是心有不甘,每一次自暴自弃后,又是一次自我说服与安慰,然后自己鼓励自己:

  “余彭年啊,路是自己选的,好不容易改头换面,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台湾地产市场捞到*桶金

  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作改变了余彭年的命运。

  “绝大多数人工作5天,我工作7天,周末没有人上班,我也去做事情,不但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打扫办公室,做一些公共服务的工作。”当余彭年的努力慢慢得到老板的肯定,好运开始垂青于他。

  不久,这位老板把余彭年带入了台湾房地产市场,让他在这里完成了商业经验和创业资本的双积累。

  20世纪60年代初,老板又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放手让他自主创业。40岁时,在港苦熬10年的余彭年,掘到了人生的“*桶金”。

  在股市输掉全部身家

  有了*桶金后,余彭年希望更快速致富。

  一番思考之后,他看上了让不少人兴旺发达的股票市场。为获得*的回报,有些被冲昏头脑的他将资金悉数投入,但最终遭到毁灭性打击。

  1967年,香港股票从1700点狂跌至300点,余彭年整整亏了2000万港币,几乎是他“*桶金”的全部。

   买下李小龙故居

  在股票市场一贫如洗后,余彭年重新回归熟悉的房地产领域,最终通过地产积累到大量的财富。其中两个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是:

  功夫影星李小龙病逝后,在香港留下一套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带游泳池的豪宅出售。

  但香港人很重视风水,忌讳也很多,没人敢买。

  不信邪余彭年则当机立断地从银行贷款70万港币,加上自己尚存的35万港币将豪宅买下,装修一新后出租给外国人居住。

  利用收取的豪宅租金,余彭年只用8年就还清了银行贷款。之后,这套当时百来万港币买下的房子不断升值。到1996年时,其市值已升至7000万港币,而今更是升到超过1亿港币的价值。

  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贵妇人去世。余彭年又如法炮制、花费250万港币买下她的豪华“凶”宅,重新装修后出租。到1995年时,这套房子升值至8000万元港币,现在价值超两亿港币。

  通过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余彭年积累到大量的财富。他还成立富得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20世纪90年代,余彭年更盛极一时,出任香港元朗博爱医院总理,拥有元昌置业有限公司、亿朗有限公司等企业和资产。

    兴建深圳地标酒店

  1989年,善于低谷入市的余彭年,在众多外商撤离中国的低迷中,投巨资买下了位于罗湖区毗邻罗湖海关的黄金地块,并在此后独资兴建了57层高,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拥有527个房间的彭年酒店。

  该酒店建成后,一直是罗湖区乃至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是深圳楼层最高、客房最多的五星级酒店。

  而位于酒店50层的旋转餐厅至今仍然是深圳全城最高的旋转餐厅。食客在这里用餐时,可以一览整个深圳以及香港部分地方的美丽景致。

  与硬件设施配套*的,是余彭年进入酒店业后的*管理。酒店投入运营后,余彭年一度将酒店交给希尔顿管理,之后又接收回来亲自管理。直到去世时,他仍亲力亲为,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管理与服务,并以本土团队、国际水准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

  彭年酒店成功后,余彭年还正投资发展了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彭年企业家俱乐部别墅酒店度假村。该项目位于深圳大鹏新区滨海地段,占地百亩,背山面海,前有游艇码头,后有直升机场,项目包括超五星级酒店,豪华公寓和高级别墅。

  这两个项目,也是他百亿捐献社会的核心支撑。

    重金支援家乡发展

  1982年,阔别家乡30年后的余彭年“衣锦还乡”。

  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让他感到“震惊”。“见不得穷人日子难过”的他,从此开始对家乡的捐助。

  期间,他带着儿孙给乡亲们发放红包,乡亲们排起长队,四五天才发完,足足发了几百万人民币。

  见到家乡的道路、学校破烂不堪,余彭年捐出几百万人民币修路、修学校。1988年,有感于长沙交通拥挤,他又购买20辆豪华大客车,捐赠创立“立珊专线”公交车队。看到长沙火车站广场空空如也,缺乏城市味道,他还捐建了一个40米高的巨型喷泉,在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捐资兴建了地下通道工程……

  至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捐建学校、立珊水坝、彭立珊救护中心、长沙五一广场地道工程、火车站大型彩灯喷泉、彭立珊长沙福利基金会等捐赠项目,余彭年累计为家乡捐款折合人民币约5000万元。这是相当于现在数十亿的巨款。

  余彭年从自身经历和阅历中深深感到,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1990年代,他开始倾力支持教育。

  1991年,余彭年向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用于奖教助学。3年后,他又向深圳大学捐赠了科研经费200万人民币。

  再后来,他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先后和内地及香港等20多所知名大学合作实施“中外学生奖学金项目”助学计划,迄今,其兴建或捐助学校已涉400余所。

   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来找余彭年

  2003年,曾亲身感受过“白内障”痛苦,也体会过重获光明之幸福的余彭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了为白内障患者恢复视力的“彭年光明行动”计划,免费为贫困人群提供白内障治疗。

  他发出口号:“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来找余彭年”。

  因为资助的对象很多地处偏远山区,一些人甚至困难到连坐车前往免费治疗点的钱都没有,余彭年又拨出资金,资助他们路费,甚至是接受治疗期间的餐饮和住宿费用。

  因为这样周到而尊重受助者的安排,很多人接受治疗、重见光明之后的*个动作,就是感谢余彭年和他的光明行动。一些参与救治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也因此常常得到被救治者的跪谢和叩拜。

  截至2012年,“光明行动”已陆续对内蒙古、辽宁、西藏、湖南、安徽等25个省、自治区的患者进行救治,治疗白内障患者近40万余例。

  让40万人重见光明,也就是让40万个家庭重获新生。余彭年被这20多个省市区的贫困百姓们赋予“光明特使”的称号。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荣誉,被他认为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和“最满意的事情”。

  “光明行动”覆盖的25个省市区,余彭年亲自去过18个。其目的是要了解真实情况,然后更专业,也更周到和有效率地开展救治工作。

  “到那种地方,会掉眼泪,但也会增加你继续做好事的信心,体会到人生一世的价值,除了创造财富,更在于用财富改善社会,帮助他人。”他说。

  在国内救治的同时,余彭年也将“光明行动”拓展到越南、缅甸、朝鲜、柬埔寨等10个贫困国家,将此作为体现中国人世界贡献的软实力工程,用心投入。

  在捐助国外时,还发生过一个插曲,有关国家非常欢迎“彭年光明行动”给他们的患者带去的福音,但却有*例外——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一开始,朝鲜让余彭年直接把钱给过去。余彭年怕钱不能用好,与之交涉,朝鲜终于同意接收医疗救助,但又提出额外要求,让余彭年捐赠400把进口的手术刀以及部分挖掘机。余彭年想,这样他们怕是贪污滥不了啦,于是痛快地答应了。

    有条件的捐助

  对捐赠慈善事业,余彭年有自己的要求。

  比如捐赠教育,他要求学校方面做到“专款专用,保证按合同规定条款,将捐赠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学生方面,余彭年也有要求,包括(1)必须要有忠、孝、仁、爱的品德,对国家要热爱忠诚、对父母要孝顺、遵纪守法、思想端正、诚实守信、品德优良、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在校期间一贯表现良好,长期养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得到他人的尊重和钦佩;(2)必须学习刻苦,成绩优异。(3)生活俭朴,无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和奢侈消费的行为;(4)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家庭正常收入不能保证学生完成学业,父母有重病者优先考虑等等。

  为了选拔到合格的学生,把钱用到刀刃上,余彭年还常年亲自面试,并且与学生交流谈心,要求学生学成后,如果有力量,也必须出来做好事。

  要亲力亲为才能保证捐助落到实处,做出实效,这也是余彭年从教训中买到的经验。

  好事难做也要做,善门难开更要开

  多年行善的过程中,余彭年对“好事难做,善门难开”深有体会。早年,为了慈善,他捐了钱,出了力,还被伤过很多心。

  早年,余彭年曾为改善家乡医疗设施,购买10辆设备完善的救护车捐献给家乡医院。一次回乡途中,看到街上跑着自己捐赠的车,他决定跟踪暗访。

  让他震惊的是,救护车没有开进医院而是开进了机关,从车里走出的也不是病人,而是官员。进一步查实后,他发现自己专门进口的三菱救护车已经被拆掉救护设备,改成了有关部门领导成员的坐驾。

  “这是用来救命的啊!这些人本身已经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还要这么贪婪,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余彭年愤怒不已,拍案而起,但多次交涉,对方也没有彻底改观。最后,他将改变用途的车悉数收回又改成救护车,转赠给另外几家医院。结果,转赠的救护车在他的家乡涟源,再一次被改变用途……

  不光是救护车。当余彭年再次回到故乡,他还发现,路上已经看不到一辆“立珊专线”了,原来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在没有和他沟通的前提下,就取消了“立珊专线”而改作其他商业运营。

  另外,他在火车站广场捐赠的,城市骄傲的巨型喷泉,也由于长年无人打理,成了一潭死水、污水。

  还有一年春节,余彭年回老家给穷困乡亲发红包。期间,他和当地政府官员联系,要请他们吃饭。余彭年以为他们会四菜一汤,结果那些官员吃甲鱼、喝茅台,仅仅3天就花了他14万人民币。

  而他到一些地方考察,发现当地百姓生活相当困难,可政府大修豪华办公楼宇,甚至超比美国白宫,这也让他深恶痛绝。

  愤怒、伤心之余,余彭年提笔给省政府写信:

  “海外侨胞都是凭着一双空拳、苦打天下起家的。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侨胞的血汗,饱含着他们的心酸。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把它浪费和滥用……”

  “我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我是打工仔出来的,捐的是血汗钱,不是暴发户,希望你们认真对待。”

  收到余彭年书信的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还曾当批示,要“总结教训,进行反思……落实做好余彭年先生等海外侨胞对我省的资助计划。

  这些经历让余彭年感慨:好事难做、善门难开。也让他体会到,做慈善和做生意一样,也要精明,经营,管理,甚至,把钱花好比挣钱还要难。

  但这些伤心事没有影响余彭年继续慈善事业的信念,而是激发他更有策略地开展慈善事业。也正是这些教训,让他向受捐者提要求,要把每一分捐出去的钱都被用到正确的地方。他还给自己的慈善事业定原则:只做雪中送炭,绝不锦上添花。

  此后,余彭年开始拒绝把钱捐给官方慈善机构,并且对所有捐款都要亲自监督,确保万无一失。就这样,他渐渐地走上了成为专业慈善家道路。“做善事的钱要真正交到百姓手里,我才放心。”余彭年说。

    捐出全部身家,成为裸捐*人

  2000年6月深圳彭年酒店开业不久,余彭年就作出惊人的决定。他对外宣布:将整幢大厦经营所得的纯利润*地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

  由此,彭年酒店也成为*座慈善酒店。

  2001年,不幸患上白内障,甚至一度失明,经过治疗重获光明后,余彭年的财富观彻底改变,并决定捐出自己所有的财富。2002年,他向深圳市人大提出申请,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证他百年后彭年酒店的产权不抵押、不转让、不继承、所得利润不作他用,必须全部捐给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但这个申请因为“开国以来无此先例”而最终未能遂愿。

  2004年,余彭年申请成立“中国余彭年慈善基金会”,打算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纳入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最终,他得到了中国国家民政部批复。

  2008年,余彭年将所有财产委托香港汇丰银行*托管并且要求汇丰银行履行以下监管保证:所有财产只能用于慈善,用来做好事,不得做其他用途。

  与此同时,余彭年向外界宣布,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不再留给子女。为将计划落实,他还成立了善款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组成,监督他身后的善款使用。他的儿子也是委员,有监督权,但没有继承权。

  由此,余彭年成为中国真正的“裸捐*人”。他的大慈善家盛名远播万里。在《2010胡润慈善榜》上,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达到82亿人民币,成为*个超十亿美金的民间慈善基金会。

  2010年9月,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在北京以鼓励更多人参与慈善为名举行慈善晚宴,已近九十,接到宴请的余彭年,拄着拐杖出席了晚宴。

  席间,他走到巴菲特面前,对他说,“巴菲特先生,感谢您的邀请,我已经裸捐了。”

  这既是余彭年表达自己对巴菲特以及比尔·盖茨所奉行的慈善理念的响应和支持,同时,也是余彭年代表中国人向他们表达一个意思——慈善不是西方世界的专有产物,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得很好。

  并于2011年7月20日在律师及医生的见证下,订立了将名下全部财产划入余彭年慈善信托的遗嘱,指定长孙彭志兵为遗嘱执行人。

  2013年,余彭年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这些财富经营增值到100亿,以捐助社会100亿作为终生成就。

  “我现在*的一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挣够一百亿,捐够一百亿。”他说。

  到2015年去世时,余彭年旗下资产估值已超过百亿之巨。他以一生的奋斗,兑现了这个毕生的心愿。

  余彭年逝世后,因其次子彭亚凡及其家人的质疑,他的裸捐遗嘱一度进展受阻。但最终,在其长孙彭志兵的努力下,彭亚凡选择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5月2日,彭志兵、彭亚凡一同祭奠了余彭年,并在次日实施了基金会恢复正常运作后的*个项目:向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捐资100万元,资助250名贫困学生就读省内优秀职业院校。

  宁可我助天下人,不负天下人助我

  余彭年奉献得彻底,也在这一路上有很多心得体会。喜欢书法的他,把这些总结出来,以“我的感言”书写成字画,与人分享,时间一长,这些总结出来的话也成为他的语录,广为流传。

  余彭年的办公室挂着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他对自己的鼓励:世上只有锦上添花,到哪里去找雪中送炭?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求人更苦,人到无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乐之本。

  与之对应的,是他著名的两句语录。一句是:宁可我助天下人,不负天下人助我。另外一句是他根据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总结出的:“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做什么?”

  捐出百亿给社会的余彭年,留给儿孙每人一套房、一部车、一份酒店的工作。“有房子住,有车子坐,这就够了,其余的,要靠他们自己去打拼。”

  余彭年还奉劝那些手握大权的政治家和亿万身家的企业家,千万不要多留钱给子孙后代。他说:与其将钱留给儿孙花天酒地,不如享受做好事的意义。

  余彭年去世后,出席其葬礼的宾客每人得到一本《余彭年画册》,其中有人这样评价他:

  余彭年先生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大家认为他年轻时是位风流人物,有多少女朋友,也有不少小老婆、二奶、三奶。其实不然,余彭年先生一心以事业为重,工作*,从无休息日,是位工作狂,没有时间去找女朋友。余先生不但没有小老婆,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他一心一意做生意,做好事,将全部财产捐献出来,史无前例,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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