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8日，“《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召开，在大会一：变局挑战下的全球经济环节上，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等大佬发表了演讲。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在会上表示，“如果把刺激政策比喻为打麻药，它已经失去了功效，打麻药的*目的是动手术，如果不动手术光打麻药，还有什么意义呢？动手术就是改革，中国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了。”
哈继铭认为，改革要从两个领域寻找机会：一是寻找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二是在现有增长的推力下，使得增长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寻找经济增长新亮点，如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改革；提高增长的效率，就是让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产业。
以下为哈继铭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跟我们分享自己精彩的观点。刚才那位女士问我问题，但我今天主要是主持的。我想简单谈一下我的观点，其实你把全球经济抽象的想成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分别是：消费者，主要是以美国发达经济为代表的。制造商，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原材料供应商，巴西、南非、俄罗斯等等，甚至澳大利亚都是这类的。2008年的那场危机，实际上是消费者受伤，消费者由于超前消费，储蓄率过低，美国一度储蓄率达到负的水平，最后出现了金融危机。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消费者那时候消费不动了，在瞬间对制造商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时候我们记忆犹新，有许多农民工在制造业、出口行业工作的，突然就失去了工作，社会稳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中国出台了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意思是说你可以不消费，但我照样要生产，于是产能大量的扩张，伴随着国内的一些拉动内需的政策，把房地产行业的需求相当一部分也提前释放了。这种产能的扩张、地产的拉动，背后有一个加杠杆的推力，在起着作用。经济各个部门杠杆率、债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到了前两年，中国出现了明显的“三过问题”：产能过剩、债务过高、地产供应过大。这是压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三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再不断地去刺激，可能这三座大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你今天的刺激政策会造成更多的过剩产能，会造成更高的债务，造成更多的房地产供应过剩，将来这三个问题变得更为严峻。眼前来看，如果把刺激政策比喻为打麻药，它已经失去了功效，打麻药的*目的是动手术，如果不动手术光打麻药，还有什么意义呢？动手术就是改革，中国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了。两年前出的三中全会的报告有300多条措施，有哪些已经落实了，有哪些还没有落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改革无非是从两个领域寻找机会：一是寻找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二是在现有增长的推力下，使得增长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寻找经济增长新亮点，其实有许多，比如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改革。有些已经开始在做，但步伐还是可以进一步加快的。提高增长的效率，就是让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产业。国营企业的效率与民营企业相比，还是明显比较低的，但是资源确实比较容易到国有企业，这有一个很大的改革空间。这些领域应当不失时机的加快改革的步伐，如果只是一味地停留在说改革的重要性，改革的迫切性，其实有很多改革谈了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是十年二十年，但是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出现很明显的效果。这说明，不是我们对于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不足，也未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多年来，技术层面应当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决心，是不是能够忍住短期改革带来的阵痛，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真正的推进，并且让改革的红利在未来释放，尽管眼前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才能真正做到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各项重大改革的有效推进。
好，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对资源出口国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是长期的”，11月18日，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当前的全球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张燕生说。
在这个环境中，中国应该怎么办？张燕生说，在前两个月，习近平主席接见美国对话朋友的时候，说了三句话。*句话，在这个形势下，中国政府非常迫切加强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第二句话，在当前全球变局情况下，中国非常迫切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在我们的周边，我们面临着TPP的挑战，面临着RCEP的变局，也面临着FTAP的未来的前景，怎么能够推动全球的贸易投资开放，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第三句话，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共同托载第三方市场，也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共同推动“一带一路”，能够为全球寻找新动力。
以下为张燕生演讲实录：
张燕生：非常感谢，感谢财经，也感谢哈继铭博士对我们的介绍。我主要想谈三个问题：一、大家知道，今年中国前10个月外贸增长是负8.5%，出口是负2.5%，进口是负15.7%。就这个情况我就问了自己三个问题：*、中国的外贸今年前10个月是负的8.5%增长，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全球性的？我们看看今年前10个月，会发现中国的外贸进出口的形势在全球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今年前10个月比去年年底中国外贸在全球的份额，从12.4%上升到13%，也就是说全球外贸的形势很不好。第二、它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2012年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外贸形势很不好，未来的三年，外贸的形势会依然不好，为什么？看看世界经济史的数据，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凡是全球化时期，外贸的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外贸充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凡是去全球化时期，外贸的增长都很不好，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第三、外贸不好，哪些外贸尤其不好？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加工贸易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是55%，今年加工贸易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只有不到35%。也就是说，过去10年以外资为主，以工序分工为辅，以低端为主的加工贸易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下降了20个百分点。
二、这种变局挑战下的世界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刚才哈继铭先生跟我们讲，美国在去年10月份量款退出，今年12月份，有可能会加入到加息，而且这个加息的周期会持续多轮，它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加息会带来美元升值，美元升值会带来美国出口的下降和美国制造业回归进程的放缓。我问自己的*个问题是，加息以后美元越来越贵，美国的出口越来越困难，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越来越缓慢，它的中长期的前景究竟是什么？会不会出现80年代的美元危机？第二个问题，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这个下跌对资源出口国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是长期的。第三个问题，当前的全球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三、在这个环境中，中国应该怎么办？在前两个月，习近平主席接见美国对话朋友的时候，说了三句话。*句话，在这个形势下，中国政府非常迫切加强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第二句话，在当前全球变局情况下，中国非常迫切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在我们的周边，我们面临着TPP的挑战，面临着RCEP的变局，也面临着FTAP的未来的前景，怎么能够推动全球的贸易投资开放，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第三句话，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共同托载第三方市场，也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共同推动“一带一路”，能够为全球寻找新动力。
“IMF在描述世界经济中间有一个描述新状态的词——新瓶颈。这很可能预示着，未来的世界经济在相当长的周期中是低增长、低通胀，各国的政策也是低利率的政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11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他指出，在“新瓶颈”这样一个状态中，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风险：一是，从2012年开始，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二是，各国采取了很多政策，经济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复苏，但杠杆率持续提高。
曹远征还提到，目前的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核心在于体制改革，全球经济寄希望于这种改革，特别是新兴产业、新兴技术的出现，将对世界经济有新的推动。“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变成全球性问题，其实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以下为演讲实录：
曹远征：谢谢。国际金融危机过去七年了，七年中间，各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似乎这个危机并没有过去，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是比较渺茫。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巴黎受到恐怖袭击之际，在土耳其召开的20国峰会主题不变，还是经济增长。
而且说，还要继续进行宏观政策的协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平衡的增长。它预示着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进入新常态，而这个新常态不是个周期性问题，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状态。
IMF在描述世界经济中间有一个新词，新瓶颈，如果这是一个新的状态，这个状态很可能预示着这么一个结果，未来的世界经济在相当长的周期中间是个低增长，低通胀，各国的政策是一个低利率的政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把这个过程能维持下去。
如果这是一个新状态，我们注意到有两个风险在显现：*、从2012年开始，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在全球化的时代，有两个最主要的指标，GDP是增长的，但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远远快于GDP增长的，国际金融发展的速度是远远快于国际贸易发展的速度。如果连续三年，世界贸易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增长的速度，意味着保护主义可能会成为一个现实的危险。于是我注意到，在20国峰会中间，习近平主席的发言特别指出了这个数字，连续三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
第二、各国采取了很多政策，经济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复苏，但杠杆率持续提高。格林斯潘教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不仅美国债务对GDP比例在持续提高，中国也是。换言之，这个提高过程中，经济没有一个持续的态势，是不是会出现新的风险？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在讨论明年会不会有新的金融动荡。
跟过去相比，可以看到，宽松的以总需求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已走到尽头，全球是否在改弦更张，那就是结构改革，结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体制改革，寄希望于这种改革对世界经济有新的推动，特别是新兴产业、新兴技术的出现，对世界经济有新的推动。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用传统的说法，全球经济寄希望新的科技革命，新的科技革命创造新的土壤，新的环境。
如果新的科技革命全球经济怎么样？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变成全球性问题，其实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今年中国出口是负增长，进口是更加的负增长，于是出现了衰退性的顺差，而且今年中国国际收入资本项下开始出现逆差，这种现象对于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正在讨论之中。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的改革政策，与中国的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就变成全球所关注的问题。我们正是这种身份，这种新的状态，进入了世界的视野，讨论中国的问题，就是讨论世界的问题。
“到2017年1月就会出现全球M2断崖式下跌，之后会有所恢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他的这一结论立足于其年初提出的新的全球流动性衡量方式，即将美联储、欧央行、日央行、英格兰银行的M2折算加总，由此估算出全球的货币乘数。“按照这种算法，2017年M2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他表示，即使美国加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个别国家如巴西出现大的风险。
姚余栋建议，在全球流动性上升还保持在零以上的时间段，新兴市场要着手解决配错问题，避免过度依赖外债。此外，还要抓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端的改革。
以下为姚余栋发言实录：
姚余栋：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从全球流动视角来看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我有三张PPT展示。
先说流动性，全球流动性已经被讨论滥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2010年G20就重视这个问题，之后著名的经济学家做了一个皇宫协议，提出了要对全球经济流动性进行衡量和监测，于是2012年巴塞尔BIS组了一个工作组，发了一个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给出明确的建议，到底全球经济流动性怎么做，我觉得是不接地气的。
我们在今年年初提出这样的衡量方式，美联储、欧央行、日央行、英格兰银行的M2折算加总，由此可以估算出全球的货币乘数，全球经济高度一致化，我们非常需要一个接地气的简单的了解。
我们做成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全球的M2的，红线是增长，蓝的是M2的总量，总量还在继续增长。红的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增长放缓，阶段性的增速回调。07年之前，全球的M2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呢？2000—2007是5.3%，2003—2014年的时候是0.36%，是明显下滑的。这是我们的衡量办法。这种办法的优点在于计算方法简单，数据可得性强，每个月多可以获得全球流动性的办法，而且可以预测。但这种办法的主要缺点没有考虑到全球影子银行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往往一年才统计一次，数据不足够高频，我们觉得这是个简单有效的，高频的办法。
如果按这种办法测算，我们可以发现，到2017年1月就会出现全球M2断崖式下跌，之后有所恢复。我们觉得经过了四轮，*轮美国实行了QE1，第二轮美国的QE2，日本的QQE开始施行了。第三轮美国推出QE3。红线还在增长，说明欧洋行开始QE了，日央行继续实行了第二轮QQE，导致了基础货币在上升，虽然美联储在退出。QE和QQE都是需要购债的，终究有一天是没有东西可以买的，欧央行不断扩大单一债券的可以买的比例，于是，可能在2017年结束。由此可以看到，2017年M2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一定要珍惜全球流动性上升还保持在零以上的时间段，因为欧央行进行购债，有可能这是我们进入漫长冬季的一个秋季。即使美国加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不是特别大的，但不排除个别国家出现大的风险，比如巴西。
一定要善用最后的秋天，怎么善用呢？比如新兴市场以前借了很多外债，土耳其60%GDP都是外债，这段时间要还一些，不要依赖于过度的外债，秋天之后，外部融资条件可能会更严重，赶快着手解决错配问题。另外，一定要抓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端的改革。由于中国经济有足够的抵押品，有足够的流动性，就是基础货币，全球即使流动性进入一个漫长的冬季，但中国国内温暖如春，大家一定要放心。我们自己有造血功能，能够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保持经济的转轨。
“中国增长的速度会减缓，但还是会正增长，因为这跟中国的在平衡有关系。”11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席睿德还表示看好明年的经济状况。“新兴经济体经过五年的低增长以后，会有增长的反弹。“
席睿德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增速缓慢对世界也是有好处的。中国应采取相应的精准调整。举措主要三点：“*、利用低增长对中国的债务进行调整，包括政府的债务，调整这个债务要非常小心。第二、中国的经济结构要进行改变。从外向型，从强调制造业、加工业，调整经济的结构，这种调整也要小心不要太大的影响经济增长率。”
以下为席睿德发言实录：
席睿德：大家好。*个话题是我们如何看待2016年？我会谈到中国的改革。另外，谈一下全球政策协调的话题。
首先谈2016的预测，我觉得有三大转变在发生：*，美联储让货币政策正常化。第二，过了很多年以后，大宗商品的价格会比较低迷。第三，中国增长的速度会减缓，但还是会正增长，因为这跟中国的在平衡有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预测下一年的全球增长，世界经济会有所改善，今年是1.5%，明年是3.6%。中国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增长率提供给世界的增长率是25%，如何看明年的经济呢？我们相信先进经济体还会改善他们的状况，这是非常好的，新兴经济体经过五年的低增长以后，会有增长的反弹。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些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包括巴西跟俄国，他们明年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因此，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局面，但也有风险，风险也在发生变化，包括政治的因素，在过去的几天有所增加，还有其它的一些风险，我们也需要关注。
当然每个人都特别关注的是美联储的基础利率的上升。长期来说，非常低，改变利率的时候，定期的溢价会上升，这样会影响不同的货币，不同的资产得到重新的定价，会影响资本的流动，尤其是资本会流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局面会变得复杂。另外，新兴市场还面临着一个瓶颈的问题，主要跟基础设施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举措，比如加强融资，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成熟经济体有一个行业的停滞，金融危机以后看到的。现在制造业等行业的停滞有所好转。中国未来会有低增长，较低增长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对世界也是有好处的。中国采取的举措是在课本里找不到的，有三点：需要非常精细的宏观经济的精准的调整。*、利用低增长对中国的债务进行调整，包括政府的债务，调整这个债务要非常小心。第二、中国的经济结构要进行改变。从外向型，从强调制造业、加工业，调整经济的结构，这种调整也要小心不要太大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为什么做这些呢？要保证经济继续增长，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如果经济增长能保持6%到6.5%，是没有问题的，是大家不需要担心的。
再谈改革，中国推出了非常多的改革举措，可以分成六类：金融业的、外向型企业部门的、财政方面的、结构性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国企的。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在金融方面的进步，包括在存款利率上的上限，包括金融部门，已经有了市场化。在财政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努力，希望能够考虑当地政府的开支，让他能够更加具有透明度。实际上已经在前行了，大部分人依然等待的有可能是最关键的一部分，怎么样产能过剩的部分进行应对，要有一个竞争机制，而不是垄断，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挑战性的，因为我们必须再一次对抗现有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不是一件易事。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比如国企，已经有了改革的路线图，接下来是怎么实施，而且从政府层面进行，只要有相关的资源继续进入到不是非常高效的国有企业，这些资源就不会进入到私营部门，而私营部门才应该是推动新的经济体不断增长的动力。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术语，要注意预算的限制。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应该是同等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国企有非常多私营部门没有的优势。通常私营部门在成立公司的时候，私营部门没有土地，银行提供贷款的话需要一些抵押，如果国企有贷款的抵押，很容易获得贷款。我认为应该得到积极和紧急的解决。中国的经济规模跟中国经济的动态性是同样的。现在非常正常的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情况，在硅谷，很多企业都会失败的，没关系，大家知道风险在哪里，会做相关的投资决策，同时有非常大的机会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更多对失败的容忍度，这些失败甚至破产都是可以得到管理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动态性，反而有更大的风险，就是整个金融市场并没有把风险进行分析。我们对利率进行了市场化，但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最高效的，对未来的增长有可能不会很好。所以说，国企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中国的美妙之处，有非常多的缓冲，而且有非常多的资源部署相关的调整，让改革过程非常平稳，也能够控制在一定的成本之下。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全球的货币体系。世界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个整合的体系，无论中国发生了什么，对世界其他的经济体都是有影响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加强在政策上的对话，正是因为这种涟漪的效应，我们需要建立机制。另外，区域性的安全网络的设置，我们需要缓冲，目前我们没有一种协调的网络，我们要确保当这些资源需要的时候，就能有这样的协调，包括加强在不同区域金融方面的协调。另外一部分，也是格林斯潘先生提到的，在国家层面以及在全球层面上，金融体系本身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它整个经济都会非常困难，我们在全球方面已经看到了各种监管的细分，以及监管机构不同的部分，这也有可能是我们做更多事情的领域。中国当然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很大，这些对于我们去培养协调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处在一个良好的地位。
席睿德：这反映出了两个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员工以及管理层，相信人民币已经有条件了，这意味着向其他国家有借款，中国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做出了巨大进展，以便促进这样的计划。现在在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可以来到中国的债券市场，可以做外汇的各种交易。现在中国可以定期发一些债券，这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营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益的，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通过定期的发行票据等等，以及加强收益曲线，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对其它的金融工具进行定价。这一切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相关的交易。
另外，对人民币的交易，以及外汇的消息等等，都已经得到了加强。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在我们的董事局当中的储备，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也得到了更新，而且已经表现出非常强的意愿，希望把人民币视做一个储备货币，也能够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持有的量，而且对于那些对中国有非常大敞口的，也可以进行多元化处理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进一步促进全球体系的恢复力和韧性，尤其是中央银行的恢复力，我相信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中国未来要继续进行改革的推进。人民币的走强已经在经济的加强上得到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