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再苦，每个月一万多块钱的收入，还是让他一天天地在这里“耗”了下来。
周玉山今年37岁，在连接中国传媒大学及其男生宿舍、跨越京通高速的天桥上，卖了11年鸡蛋灌饼。天桥一头儿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头儿是它的校外男生宿舍。
你甚至可以在大众点评的商户里搜到他的摊位：总体评价3星半，43条点评，都是同类商户里最高的。评价者几乎都是学生。但周玉山卖灌饼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原因是生意越来越不好了。从去年起，他又在附近加了一个炒面摊，卖炒面、炒饼、炒河粉、炒米饭，精力开始往那边转移。
早上7点，周玉山骑着电动三轮(车后边部分是灌饼摊)上了天桥，靠南端停下。点起蜂窝煤炉灶，把配菜和调料摆好。揪面剂子，擀成长片，撒调料，绕成圆环状再擀成饼(这样饼便分层了)，上锅烙，待饼呈淡黄色时，灌进一个鸡蛋。几个饼烙上后，开始烤肠、鸡腿肉和土豆丝。
周玉山一般早上5点起床，今天5点半才在媳妇的催促下爬起来。和面(从前年起他已使用和面机)，把各种配料装车，填好蜂窝煤，出发。“现在生意就那么回事儿，早起晚起都差不多。”周玉山说。
7点40分左右，住在天桥南侧宿舍里的学生们，陆续走过天桥去学校上课。周玉山的摊子开始有了生意。买灌饼的都是学生，三三两两，基本都会要求加肠或者鸡肉。
*拨生意在8点20分左右结束。第二拨生意9点半开始，来自上10点课的那些学生。现在，周玉山都是10点多点就收摊。
今天上午，周玉山一共卖了30多个灌饼，不到200块钱。
一个灌饼售价3块钱，成本大约1块5。加肠则售5块，加鸡肉5块5。肠的成本是1.17元，鸡肉1块4。利润率可观。
但是这天生意特别不好。虽然现在买灌饼的人少多了，但平时一上午总能卖300块钱左右。
周玉山2002年便开始卖灌饼了，和媳妇一起，最早在金台路9路公共汽车总站。刚开始他胆子小，只敢卖到早上8点，城管一上班就收摊。2002年，他只卖了6000块钱。
当时在北京，鸡蛋灌饼还比较少见。随着业务的熟练和对环境的适应，周玉山的灌饼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人排队。
没多久“非典”了，很多做小买卖的都离开北京回了老家。周玉山没走，到租金更加便宜的管庄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发现传媒大学虽然处于当时还非常荒凉的东五环外，但附近人流已相当密集。2003年五一过后，他就把摊子支在了这个天桥下。来买灌饼的学生络绎不绝。
桥下的问题是总有城管来抄。他就挪到天桥上，既不显眼，也不占路，城管管得少多了。他一直待到了今天，天桥边的那些树，从小树苗长成了可以遮阳的大树。
在天桥上卖灌饼的头两年，每天周玉山夫妇只卖到上午10点多，下午周玉山去别的地方卖别的东西。他卖过毛鸡蛋，卖过凉皮，也给工地送过盒饭，生意都一般。夫妇俩后来改成全天在天桥上卖灌饼，从早上6点卖到中午，下午三四点再出摊，卖到晚上10点。
10年前的鸡蛋灌饼和现在不一样，饼要小一些，烙到八成熟后在炉子旁边拉出来的一个架子里烤一下，口感比现在酥脆许多;也没有生菜、土豆丝、咸菜等配菜，更没有肉，只是灌进鸡蛋，放点辣椒和椒盐，撒上现在没有的葱花和香菜。周玉山说，现在这个没啥灌饼味儿了，都是肉的味儿。
2003年刚来的时候，只有传媒大学西门(京通高速北侧)有一家卖鸡蛋灌饼的。天
桥南边这片儿，周玉山是独一家，一天能卖出七八百块钱。那时的鸡蛋灌饼1块钱一个，
周玉山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和面，5点就到天桥上开始烙饼。天亮人多的时候，摊
子上已经有几十个烙好的饼了。“不然根本来不及。”人多的时候，经常是围着两三层人。“上一锅没烙好，下一锅的钱都交了。特别是晚上，车一推出来就排队。”
有一天早上，几个女学生跑过来告诉他，昨天周杰伦来你这儿买灌饼了，戴着围脖裹得挺严的，经纪人还不让拍照。“哈哈，她们跟我说的，我也没注意，人挺多的。好像是2007年吧，来学校做啥活动，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周玉山的生意红火的同时，周围卖灌饼的摊子越来越多。尤其最近几年，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个楼梯口的路边上，分别起了几个灌饼摊。周玉山的生意开始减少了。
这些年双桥(传媒大学所在地)一带发展迅速，随着地铁八通线的开通，住宅楼一
片接着一片出现。现在到了晚上，天桥南侧路边挤满了做各种小生意的。
于是3年前，周玉山和媳妇分开卖鸡蛋灌饼。他还留在天桥，媳妇在南侧小区门口。
媳妇的灌饼摊到目前为止生意还算不错。小区门口只有她一个卖灌饼的，每天平均能卖五六百块钱，只是要早上6点多出来，晚上6点收摊。
周玉山这个摊子日益不景气。他说，现在来的基本都是熟客，有的还是特意来的。“肯
定越来越不好干，老学生越来越少了。”
周玉山是河南信阳人，在农村长大。上世纪90年代初，初中毕业后，他被老乡带着到郑州上了个厨师学校。学了三个月后，他开始在郑州的一些小饭馆打工，干了一年，回家结了婚。
媳妇和他同村。周玉山算是村里比较早出去打工的，他说，在村里见天闲着，也不挣钱，加上学的是厨师，“在村里没用，县城也不行”，便来到了北京。
那是1996年。周玉山十八、九岁，在门头沟的小饭馆里打工。最早是配菜，一个月拿
200块钱，两年后才掌上勺。路边小饭馆生意不稳定，周玉山经常被迫换工作，“老板看生意不好就换厨子”。他说干厨师那几年，最多的时候是一个月1600块钱工资。十几年前，对于周玉山，这是一份很可观的收入。“但没干多久就又得(被老板)换了。”
出来做小买卖是媳妇的主意。她当时是纺织厂的女工，看到有老乡卖灌饼(郑州小吃)卖得不错，打算自己也学着干。
两个人就都不打工了。干小买卖比打工累得多，每天起早贪黑，只能睡5个小时，累得
不想吃饭，但回报也比打工高。最近这几年，周玉山夫妇平均一年能挣10万元左右。“打工
不光挣得少，有的老板坏着呢，没有哪次工资能拿齐的，怎么也得压你一个月的。”
住所也相对稳定下来了。从2003年起，周玉山一家便在双桥住下了，十几年间，虽然时有搬家，但不会离开这片儿。也是从卖鸡蛋灌饼开始，他们把5岁的儿子接到了北京。周玉山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北京上完初中便回到老家上高中了，女儿生在北京，现在上小学三年级。
这些年，周玉山的大舅子、小姨子和一个姐姐都陆续来到北京，卖灌饼或是炒面。“都是我带出来的，不过他们现在生意都比我好，哈哈。”
上午10点半，周玉山收了灌饼摊，去3公里外的农贸市场上货。他买了下午炒面摊
要用的细面条、鲜河粉、豆芽，以及灌饼所需的肠和鸡腿肉。
中午12点半，他回到了家，开始准备下午的生意。
周玉山租住在京承铁路南侧的一小片平房里，边上是一条浮满垃圾的水沟。他住的这排平房有个小院，但很窄，只能并排过两个人，说是过道更为合适。小院里有四户人家，除了房东老两口外，剩下三户租客都是每家住一间平房。
周玉山的屋子在中间，不大，十几平米。过道另一侧是一个几平米的棚子，周玉山用来放货。平房的租金是400元一个月，棚子50元，电费平均100元/月(水免费)。
周玉山是今年年后才搬到这边来的，以前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比这儿宽绰。虽说他对这个住处不怎么满意，空间太小，屋子里都是货，又挤又乱，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找房子特难找，楼房肯定不行，这么多东西、四辆(电动三轮)车没地方搁，上下楼这么多东西也没法弄。只能找平房，但这附近越来越不好找了。”年前由于北京某处大杂院失火，周玉山他们便被“赶”出来，不允许再群租大杂院。
下午卖炒面需要准备不少东西。青椒、胡萝卜、青蒜，要切成丁儿或丝儿;细面条要蒸好，鲜河粉则要和上油。之后，他到院子门口擦卖炒面的电动三轮，“每天都得擦，油烟大，不擦显得特脏。”
一切收拾妥当，已经中午1点50分了。周玉山煮了方便面当作午饭，打开电视，看他最喜欢的国际新闻。今天CCTV13里播的是马航失联和乌克兰事件。
“喜欢关心国际大事儿。”周玉山说，“啥台湾的日本的，爱看(这些地方)与中国大陆相关的事儿。”
下午2点多，周玉山可以稍微歇一会儿了。他说这十几年来每天都缺觉，如果中午不睡一会儿，下午盯不住。“稍微慢一点儿中午就挤不出来睡觉的时间，有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周玉山下午还要去接女儿和以前邻居的孩子放学。他和邻居搭班，早上邻居送，下午他接。
女儿下午4点多放学。周玉山4点起来，开着一辆拉人拉货的电动车，去2公里以外的
于家围小学。回家后，周玉山把炒面摊的东西都放到车上，接好煤气罐，开到北边2公里
第二外国语学院宿舍门口的街边。
这个路口除了周玉山，还有另外几家做小买卖的，卖熟食、手抓饼和煎饼。
接孩子放学会耽搁不少工夫，周玉山到这里已经傍晚6点多了。他通常干到晚上10点。炒面、炒饼、炒河粉、炒米饭，价钱都是6块一份，加鸡蛋7块，加培根10块。周玉山说，卖这个也是差不多40%~50%的毛钱(毛利率)。
这里的生意比灌饼要好不少。从晚上7点开始，二外宿舍的学生就陆续过来买吃的。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排队。有几个学生是专程过来买的，因为有同学买过之后说：“他家的味儿比别人的好吃。”
今天晚上周玉山卖了大概有四五十份，300多块钱。他说，这里现在熟客也变多了，还有一些认出他是天桥灌饼的也会过来买。
在这个地方做小买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只有一个问题：很多拉土拉建材的大车来往，街上总是尘土飞扬。晚上要收摊的时候，大车越来越多，周玉山看着将自己包围的尘土，自言自语：“太脏了，真不忍心卖了。”
周玉山对大车的反感也不完全是因为影响生意，一些城管的假公济私也让他不悦。“本来前几天罚他们(大车)了，以为没事儿了，但罚完钱又让开了，就是为了收钱。”同样的事例在他的灌饼摊也发生过。因为卖灌饼，他也没少被城管抄过。但是在前些年，城管都把抄走的家什拉到天桥东侧的一个私人停车场里，赎一次三五百块钱。“老那样循环有意思吗?又不是说不让干了。抄一堆车到那停车场，交钱就拿回来了。”
“太腐败了。”周玉山说，“2008年以后抄得少了，现在都拉到城管大队去了。”周玉山对城管不满的地方其实并不多，除了一些城管乱收钱，也就是有少数城管喜欢耍威风。他说，今年年后，天桥北片新上任一个副队长，前些天看见他推着车在那边过，上来就骂。“他说你别给脸不要脸。其实我那天没卖，我就说你骂谁啊，怎么张口就骂人?他说，行啊，你愿意告告去，我就骂了。然后我拿手机把他胸牌照下来了，他也没较真。咱也不想把事儿闹大，我也知道我闹大他也没辙，闹到领导那儿他不好办。但其实我也没证据，他就不承认怎么办?也没录像没录音。”
“就他最坏。”周玉山说，“走哪儿撵哪儿，大家都反映他事儿多。去年就见过一次，在桥下，上来就嚷，说你回老家去!”
“也理解城管，就是别那么横，你撵走就行了吧。”周玉山说，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和一些平常比较客气的城管，关系处得其实都不错，“考试那两天，生意好，有的城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刚黑下来的时候，一个和周玉山相熟的中年男子逛到他的摊子前，跟他说旁边桥上两个卖小饰品的小贩为争地盘打起来了:“后来的那个说我今天交过钱(给城管)了，你不能在这里摆。”中年男子的神情颇为得意，跟周玉山说完后，转身快步跑去南边告诉更多的人，以防被他人抢先传播。
周玉山旁边卖手抓饼的中年妇女也是河南口音，刚干没多久，生意不是很好，跑过来跟周玉山聊天。两人聊起一个卖烤面筋的人生意很好，周玉山叹口气跟她说：“他能耗，都是最后走。”
周玉山说他一开始没想干这个炒面摊，因为做小买卖实在太累了，他早已疲惫不堪。去年灌饼生意更加不好之后，他也想过干别的。他告诉我，老家村里的绝大部分人都在兰州做假酒，他去年偷偷去了两趟兰州，但是由于媳妇的反对——风险太大怕被抓起来，并且从来没干过，不熟悉门道——便作罢了。干炒面摊也是跟老乡学的，由于有厨师基础和多年做小买卖的经验，他上手很快。“媳妇觉得还是小买卖好，风险低，见利也快。”几年前村里有人因为贩假酒被抓起来了，“花了几十万才给赎出来”。
他也不知道这种小买卖还能再干多久。“早就干够了，但是确实没别的可干。”自从干上小买卖，周玉山一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尤其这几年，周末和学生节假日的时候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卖灌饼，尽可能把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上。
和他同时期开始在双桥一带干小买卖的人，很多都不在了，不是去了别的更为繁华的地段，就是回了老家。周玉山说，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就读的朝阳区于家围小学，是所公立学校。
这所学校的学费和书本费是全免的，每个月只交180块钱的午餐费。对于周玉山来说，公立学校是*的选择：好的私立学校费用动辄几万，承担不了;差的又“乱七八糟”，不仅教学质量他接受不了，学费也并不是很低。儿子当初上的就是私立小学，每学期也要几百块钱学费。
能上这所公立小学是很不容易的。入学时虽然通过了考试，但是由于报名的人太多，女儿还是没有进去。幸好那一年这所小学的校长是天桥灌饼的常客，女儿才得以
“加塞”进去。
这十几年，周玉山过年都没回过老家。他说回老家太麻烦了，本来就累，车票也不好买。老家家里什么都没有，回家过年，锅碗瓢盆都得新买。“用两天就扔那儿了，回头还得再重新弄。”周的父亲也老在外边打工，家里经常没人。
“没时间”是周玉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词。他已经把每天可用的时间利用到*，争取多赚一点钱。在北京这么多年，除了天安门广场，他哪儿都没去过，更不用说带孩子去什么地方玩了。
来北京将近20年，周玉山对这里已经习惯了，老家也就是有急事儿才回一次，印象
早已模糊了许多。但是在北京，他仍然居无定所。“总不能老漂着啊，干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他现在也会想，2003年，刚到天桥的时候，南侧的珠江绿洲小区正在建，5000块一平米。“当时借钱买也行啊，可咱没那个头脑。”
“提起房子我就来气。”周玉山苦笑。2009年，他在老家县城买了套房子，上边住人，底下是商铺。他买得有些后悔：上边住人面积太小，下边底商由于所处的地方还没发展起来，既租不出去也用不上。这套花了30多万买的房子，现在还一直扔在那儿。
去年，老家越来越多的人在信阳市里买了房子，周玉山也买了一套。“不都是比嘛，他们都买了我也就买了，还借了10来万块钱。”
这几年，周玉山想过多次“回老家算了”，开个小超市也挺好，能养家糊口就行了。但是在北京再苦，每个月一万多块钱的收入，还是让他一天天地在这里“耗”了下来。
“过两年没准儿真回去了。”他想着等女儿小学毕业以后，就全家回信阳市里，让女儿在那里上初中，到时候现在上高二的儿子也上大学了(周玉山说儿子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保持班里前五，考上大学的机会不小)。“(一家人)都回市里，也挺好的，也不能光想着钱。”
晚上10点半，周玉山收摊了，开着电动三轮车回家。几辆卡车呼啸而过，飞尘满天。
回到家还得刨土豆丝、洗生菜、熬酱，洗瓶瓶罐罐，准备明早灌饼的一切应用之物。进门的时候房东的狗又该叫了，又会吵到邻居，幸亏人家还不错，从来不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