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报导，高盛已经聘用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银行负责人里奇戴尔(Kate Richdale)，里奇戴尔成为今年跳槽的*别银行家。
据路透社周四获得的内部备忘录，里奇戴尔将成为高盛除日本外亚洲投资银行业务负责人，这使她有机会负责在亚洲管理客户关系，高端客户关系已经愈发成为投行在亚洲的工作重点。
如果私募基金经理们的大批出走叫“私奔”的话，那么投行主管们的跳槽就名正言顺叫“投奔”了。在投行界，跟着奖金季的是跳槽季。今年大摩是各家投行挖角的对象，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馍”。
如果私募基金经理们的大批出走叫“私奔”的话，那么投行主管们的跳槽就名正言顺叫“投奔”了。在投行界，跟着奖金季的是跳槽季，年终奖拿到手，该跳槽的跳槽，跳槽阶段性成本*，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都顺理成章。万一跳槽还有升迁，则另添惊喜。
要说“投奔”在投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你投奔我，我投奔你，“投奔”往往取长补短，而且墙里开花墙外香，比如现在独掌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在花旗当年郁郁不得志。
人挪死树挪活，“投奔”除了可以拿到好offer、突破原来公司的玻璃天花板之外，有时还是一个对投行业务的“口碑”式总结，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用脚投票。
今年摩根斯坦利貌似格外让人瞩目，是各家投行挖角的对象，名副其实成了“大馍”。2013年开始还没几个月，大摩的两位亚太主管已经“投奔”而去，一位是大摩亚太投行业务负责人Kate Richdale，她上个礼拜被高盛挖走，另一位是1月份被淡马锡挖走的大摩东南亚市场并购业务总经理的乔纳森-波普尔(JonathanPopper)，他加入了一个才成立1年多的小型并购业务团队。还有半年前大摩金融机构的主管麦克莱恩，被挖去花旗集团(Citi group)，成为花旗东南亚投资银行业务的负责人。这些人都是大摩的资深员工，Kate Richdale已经在大摩效力13年。显而易见，大摩自身有问题。
撇开大摩全球业务的下降不谈(比如投行业务，按照Dealogic统计，2010年大摩排第五，去年则排第九)，只看在亚太市场，大摩的份额近年也有同步下滑的趋势，又遭遇如此这般*员工大量被挖，预计大摩会进一步失去亚太市场份额。
今年的两起跳槽事件显然跟大摩一系列不明智的策略有关。举个例子，其实今年高盛、摩根大通都要继续裁员，但他们先用发年终奖的各种新闻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然后过一个月再低调发布裁员消息。而大摩则在临近发奖金的时候推出裁员计划，本身就涉及高层裁员，然后奖金虽然发了，效果就像没发，既不实惠也不讨巧，让员工们看着别人到手的都是现金，心里泛醋，而另一边裁员大刀阔斧，虽然没被裁，也在心里打鼓，觉得这家公司无情无义不靠谱。结局是钱也没省，人心也没稳住。
人做决定，有深思熟虑更有短期记忆，本来大家心思到了年终就在活动中，各种盘算小九九，这不是推波助澜，别人要“投奔”，大摩的HR帮人家扯帆么?
当然，除了大家纷纷“投奔”别家，“投奔”而来的趋势更加说明问题。今年美国投行业务相对很惨淡，尽管有一些公司有上市计划，但市值过千亿美元级别的大单暂时还没有出现。而亚太IPO业务则相对活跃，所以加强亚太地区的部署是明智之举。
高盛之所以挖走Kate，除了显示出对投行业务加强的决心之外，只能解释为一种在“本土化”和“去本土化”交织之下采取骑墙策略的结果。过去，高盛在华高层管理一向由国内外资深的证券界人士担任，比如董事长方风雷、首席执行官蔡金勇、管理委员会成员宋冰、首席财务官孟秋、合规总监李臣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章靖等等。不过现在这些人已经全部离职换血，新管理层多半是洋人。去年，高盛任命了新的亚洲董事长马克-史华兹(Mark Schwartz)，他原是高盛亚洲的旧将，1999年至2001年间担任高盛亚洲董事长。
Kate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也颇懂中国的人情世故，这显然是她获得新职位时至关重要的因素。她在高盛的老板是去年到岗的两位洋人——高盛亚太投行部门(不含日本)联席主管韦达文(Matthew Westerman)和丹-迪斯(Dan Dees)。本来高盛在亚洲有个本土团队，其中不乏明星人物，但现在大部分离职，弄了个“去本土化”。
高盛在中国的投行业务，目前跟全球并不匹配，但高盛显然暂时不愿妥协搞本土化，所以挖走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角色，算是“去本土化”的妥协。我认为以后高盛势必还要经历重新本土化的布局。
而大摩更绝，他们选择了两人做联席主管的方式接替Kate留下的空缺：一个是伦敦调来的洋人，另一个则是中国人，索性弄个混血。
不过高盛这次挖角，有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其一是高盛有自己的血统，高盛的主管一般都是内部提拔或关联公司提拔的，以往极少见直接从竞争对手挖角。大摩的企业文化与高盛相差千万里，以前高盛人素来喜欢嘲笑摩根斯坦利，认为自己是高富帅，被摩根斯坦利录取的都是之前被高盛拒绝的人。
而我仔细看了一下，Kate Richdale这次跳槽，名义上职务是平级，高盛给出的offer比她原来在大摩要高很多。Kate原来在大摩负责的是中国及日本之外的亚太投行业务，还传说她和新加坡的淡马锡关系非常好。但现在高盛让她负责在日本之外的亚太投行业务，相对于她以前的经验来说，就多了一个巨大的区域：中国。这不由得让人有点担心，因为亚洲投行业务*的一块是在中国，要让Kate负责高盛在中国的投行业务，尤其是高端客户关系，她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经验，这不是用新人办新事吗?
摩根斯坦利在中国有一员悍将，就是亚太联席CEO兼中国区CEO孙玮，她曾帮助摩根斯坦利在金融危机中拿下了中投的投资，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巴菲特救了高盛)。有消息说Kate与她不和，所以中国业务这块Kate完全插不上手。今年就好看了，如果Kate情商低一点，在高盛和大摩的投行业务上，两女必有一场恶斗。
除了高盛，美国银行(Bankof America)也在动手挖人。今年二月，美国银行挖走了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Oliver Thiriet担任股市部门总经理，以及George linto担任消费品、零售和医疗保健投资银行的总经理。他们还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挖了Richard Yacenda担任亚洲首席营运官。其中瑞士信贷亚太投行业务位居第二。
假如我是猎头，现在我会首先关注亚太和中国地区，其次比起摩根斯坦利，我会更加重点关注瑞银的人。
理由有三：一是地区倾斜策略，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不好，但亚洲市场还在继续增长，所以欧洲和北美缩减，亚洲市场应该增员。千亿大单美国没了，中国还有。
第二是瑞银在亚太地区表现极其优异，根据Dealogic今年1月份发布的投行统计数据，亚太区(除日本外)2012年投行收入达到97亿美元，较2011年的108亿美元下降10%，其中瑞银以4.32亿美元的好成绩位居亚太区(除日本外)投行收入排行榜榜首。而高盛在全球位居*，亚洲则位居第五。大摩去年在亚太排名第四，但全球则取得第九的位置。目前瑞银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最彻底的，也可见中国市场必然要实行本土化。
第三，瑞银的投行部门目前比大摩更惨。瑞银正在大幅缩减其投行部门，大摩在亚洲的投行部只是裁员15%，比如Kate的部门裁了大约五六十人，而瑞银在美国的投行部则刚刚在上个月裁掉了三分之一，如此大势亚洲业务就算再好也难以独善其身。
投行挖角风，正暗潮汹涌，要“投奔”谁，你想好了吗?
3月20日，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季卫东今日正式对外宣布其离职。业界有消息称其加入了厚朴基金，不过，季卫东方面暂时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今日上午，季卫东向其熟识的媒体发信称，今日是其在摩根斯坦利最后一个工作日。他认为，在摩根斯坦利度过了令人难忘和富有成果的8年后，现在是其在投资领域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时刻了。
据悉，季卫东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是哈佛大学博士、Warton商学院MBA。后加入摩根斯坦利，任执行董事，负责大中华地区媒体及互联网业务研究。
而季卫东加入的厚朴基金则是由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中国合伙人方风雷创立的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产，高盛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 Pte. Ltd.)为该基金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