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惹的祸”几乎拖垮了中国慈善业。
根据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信息部今年8月31日公开的数据，今年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与今年3-5月的62.6亿元相比，降幅达到86.6%，主要原因是很多大企业暂停了自己的捐赠项目。
日前我有幸与台湾长庚医院的管理层交流，意外地了解到了海峡彼岸的另一种慈善的做法。
1976年，台塑集团投资成立了一家非营利性医院：台湾长庚纪念医院。王永庆先生把台塑集团10%的股份捐给了长庚医院，使之成为台塑集团的*股东。长庚医院通过所持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贷款，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仅用了3年时间就冲破岛内公立医院的垄断并宣告盈利，在业界传为“神话”。随着台塑市值的不断攀升，长庚医院的实力也日益壮大。随后，台湾多家企业财团陆续进入医疗市场。国泰医院、奇美医院等民营医院一时风行，并最终改变了岛内医疗体系的生态：台湾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比重，从当初的8:2倒置为今日的2:8。医疗费用的降低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最终惠及广大台湾的普通民众。
事实上，在“占领华尔街”风起云涌的美国，许多的企业和企业家一直在将大量商业收益捐献给慈善事业。捐赠基金是美国很多著名大学和医院的最重要来源。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名列前茅的哈佛、耶鲁等高校仍然获得了总额接近千亿美金的捐赠基金。美国捐赠机制较成熟的今天，仍然在不断出现一些新型的捐赠方式，例如有价证券捐赠、未来财产捐赠、无形财产捐赠、活期捐赠等。
有人会说，如果大陆位列胡润财富排行榜的企业家中也有一些人能效仿王永庆先生，拿出10%的财富来捐赠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在内中国的社会事业，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问题也许并不出在企业家们是否愿意捐赠功在千秋万代的医疗事业，而是我们垄断医疗市场的公立医院体系是否具备足够高效、透明的机制和环境来接纳来自社会资本的捐赠。而更有可能具备这些条件的民营医疗的发展却又是步履维艰。
2008年，厦门长庚医院横空出世，这是一家首期拥有500张病床、规划床位2000张的医院。为了开办这家医院，王永庆做出两大妥协：放弃独资要求、同意营利性医院定位。王永庆花了20年时间终于实现了在大陆办医院的愿望。同样拥有一流的医疗资源，门诊挂号费仅几块钱的厦门长庚医院在三年时间内，并没有复制出“神话”。甚至还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要害台湾人，就让他们到大陆来开医院。”
无独有偶，经营状况惨淡的太阳能行业是过去几年民营资本投资遭遇的另一个“滑铁卢”。
金融危机后，在国家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推动下，很多银行开始鼓励制造业企业“战略转型”，进军新能源领域。一时间，江浙原来开服装厂、印染厂、皮鞋厂的企业都大举进军光伏这个“烧钱”的产业。仅浙江目前共有光伏企业205家左右，其中有110家左右是2010年9月以后成立的，且规模都在100MW以下。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度蔓延，作为太阳能消费重镇的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纷纷下调或取消了补贴，直接冲击到国内的光伏产业链。到了今年9月份，国内已有三分之一的太阳能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短短几个月就有50多家太阳能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倒下。在美国上市的尚德、晶澳、中电光伏、赛维LDK等光伏企业，在二季度业务均出现亏损。由于光伏产业发展速度过快，目前的产能已经出现过剩。在未来两三年内，浙江乃至国内的光伏产业，将出现一轮行业洗牌，超过30%的光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阴雨。众多举步维艰的光伏企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又碰上了银根紧缩。2011年以来，央行以每月一次的频率，连续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如此频繁的调升节奏历史罕见。小企业生存危机引发的连环债务危机最近也经常见诸报端，还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另一方面大量曾游走于股市和楼市的民间资本却面临着无处可投的境地。看来，面对新兴产业的扶植资金与扶植政策，我们同样需要一种健康机制的管理与引导。
慈善捐赠和光伏产业，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却都折射出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窘境。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多了许多有钱人和有钱的企业。政府也出台了“36条”和“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与发展及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和社会事业，引领中国经济的二次跨越。然而，民间资本投资始终步履维艰，大量的钱盘旋于楼市与股市。如何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健康地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一个公平、合理、健康的产业环境，使得民间资本有多元化出口，值得我们深思。投资和产业形成良性循环后，行业创新、投资形式创新、甚至捐赠方式的创新自然会产生。这样我们国家就会被打造成一个民间资本的“创新工厂”，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社会活动效率及品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