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马云和支付宝，郑州商人郭恒基认识了胡舒立，也知道了什么是“契约精神”，但很难把这个问题与伦理道德挂钩，在他看来，这也就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简单选择。
他是“80后”，在郑州经营着一个几十人规模的家族地产公司，生活却“简单有序”，“每天就是陪各个居委、银行和客户吃饭，一个‘供’不到，事儿就有可能黄了。这看起来复杂，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完全程式化了。”郭恒基并不清楚“契约精神”有什么价值，但他很累，“在不必要的环节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相比于郭恒基，阿伟要轻松点。他在东莞的模具厂加入了当地的行业协会，“协会里的企业有大有小，大家还算有秩序，抢活儿的不太多。”当他听到“契约精神”这个词时，*反应是“我们没有签什么契约，甚至没有口头契约，这相当于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跟很多中国底层的企业家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标签如此相似：应酬、人脉、老练、现实、拼命、迷茫……以至于根本看不出“80后”和“70后”的区别。“做小生意的，说到底就是做人脉，中国人缺乏最起码的信任。起初我并不接受爸爸的这一套，但后来懂了，那一群人没变，生存之道就不可能变。”在郭恒基当下的理解中，商业本就应该由利益所堆砌，伦理也许只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中国式尴尬
和阿伟相同，多数国人对“契约精神”很陌生，他们想当然地把它等同于狭义的契约：双方的书面或口头约定。这在很多学者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却真实地存在着。
博士德文化首席管理顾问汪中求在前年曾写过《契约精神》这本书，令他苦恼的是中国企业家并不买账，“老实说，这本书卖得并不好，企业家们更关注管理本身给企业运营带来的价值，而这种软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毫无吸引力。”
因为软，所以没有标准，契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守信在中国是被割裂的。在马云和胡舒立有关契约精神的争辩之后，一个很明显的分化正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纠结。
支持马云的占少数，更多的是理解，在中国，一个企业首先要活下来。“马云有难言之隐。有人指责马云违背了契约精神，个人非法侵吞公司财产。其实，如果不调整，支付宝获不了牌照，这可能意味着整个阿里巴巴集团坍塌？还有谁是受益者？”网络观察家付亮这样说道。
但站在另一边的则更多地用欧美的例子来反衬国内的缺失。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在微博中称：“中国的企业家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遵守契约，这是商业的基本精神。面对财富的诱惑，创业者和企业家能否坚定地坚持价值观，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呢？”
马云在做着不止一道选择题，阿里巴巴集团未来面临的政策风险和股东暂时权益的保存，选择谁；时间不等人，是先斩后奏，还是先奏后斩；国家经济信息安全和国外大股东利益，选择谁；最后才是法律法规和契约精神的选择。
不可否认，马云这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真正意义上与世界接轨的企业家。但适逢中国逐渐从世界工厂转为世界市场，国内的企业家们一直面临着一个尴尬。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国内企业正是因为打破了很多传统的模式和规则，才换得如今的欣欣向荣，违犯契约一度成了中国经济的推动力。
万通董事长冯仑曾在他的书《野蛮生长》中反思过这段时光。那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他的很多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甚至还经历过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江湖规则”是冯仑很恰当的概括，“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尔有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应该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江湖规则来游戏。以前，我看到太多朋友之间的砍砍杀杀，这是江湖规则，但这都是要过去的。”
度过“青春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当口，跟谁玩？怎么玩？如果是“自娱自乐”，我们大可不必费尽周折地去改变那些江湖规则，而现实却是你想“玩”得更好，就必须得跟着世界。
因此，契约精神是根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国家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很多西方国家都信奉一个准则，所有的人性之恶，法律管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由上帝管。这部分由“上帝管的”就是诸如契约精神这样的伦理约束。
这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中国企业在国外又屡屡碰壁的原因，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些特质是国外企业无法想象的。很多外国公司在投资中国时，都把政府关系、政策稳定性等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这是两种游戏规则的碰撞，很难归结到文化上，当然更不应该武断地判定孰优孰劣。正如郭恒基和阿伟，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游戏规则，自然不会把一些市场行为上升到伦理层面。而在中国，他们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力军，这难免让我们有一个疑问，契约精神于中国有何用？
其实，阿伟所在的行业协会本应是契约精神的产物，很多不成文的行规在保证着行业的正常运行。“但如今的行业协会似乎变了味，产品质量不再是讨论的重点，多数时间都是在保护几家领头羊的利益，还有驱赶潜在的进入者。”行业协会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圈里人有人脉，活多得只能粗制滥造。而阿伟只能处处巴结那几家大厂和协会领导，这样才不至于被边缘化。
“契约精神太软，硬的是利润，其实我更接受契约，至少有凭有据。”在阿伟口中，领土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矛盾在国内被无限放大，“要么都做，只有我一家发扬精神，于事无补。”
郭恒基用在公关上的费用甚至占到总成本的三成，他有苦难言，“房地产牵扯到的资质应该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盖一个章就需要公关一次，但没办法。”郭恒基的担心和阿伟相同，契约精神的确可以大幅削减整个行业的运行成本，但该由谁去推动呢？
驱动力
国内企业的内驱力肯定是不足的，至少到现在，很多企业还并没有品牌意识，更没有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契约精神反而会成为企业很重的负担。
按照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的准则，除了人权和劳工标准外，环境和反贪污是两项重要内容。环境部分包括企业应主动增加对环保承担的责任，推动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与推广，还要对未来的环境变化未雨绸缪。而反贪部分则要求企业反对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等。
“准确地说，绝大部分企业都不会主动去响应。当然，敲诈勒索的违法事件我们当然不可能干，但行贿就不可避免的了。一个项目，少则几十家企业去竞标，换做是你，会怎么办？”当然更让郭恒基在乎的是企业成本，“一个项目不做也就罢了，可我总不可能不计成本地去投资人力和环境吧？”
汪中求直言中国企业家素质偏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市场所迫。一些企业家修为并不够，反映到企业管理上，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如果为了短期利益，契约都可以是无效的。”
很显然，国内企业家一方面后知后觉，另外又没有市场压力，如果单凭内驱力，也许契约精神在中国推广的周期要极大拉伸。但这还不是关键所在，毕竟企业自身有意愿通过契约精神来减少运营成本。汪中求认为在健全法律法规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才是契约精神推广中最难攻克的环节。
汪中求曾为一家在华投资的日本化工企业做过咨询服务，而这家公司最后无奈地把投资转向印度。问题只有两个，都出自地方政府的先前承诺。一是地方政府答应把这家工厂所在区域的地下管道整理清楚，以便安置污水排放系统，结果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反悔了；二是在这家工厂希望扩建的时候，地方政府之前承诺的地皮却无法兑现，甚至要求日本方采用填海，自谋土地。“这是很荒唐的事，这不仅仅是契约精神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开始践踏契约了。”汪中求碰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都存活在一个政策朝令夕改的环境下，这根本就不是契约精神所要求的土壤。”
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一家在中国还算成功的世界500强企业有一个特殊的12条“入华员工培训手册”，*条便是“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还有一条是“如果地方政府承诺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有问题”。更有意思的是，手册的最后一条竟然是“当你遇到困难时，请参照*条”。
地方政府的职责是维护一个所谓的经济圈的持续稳定，它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但实际上，拥有资源，却没有合理安排资源不说，地方政府甚至不能清楚地判断一个企业行为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在另外一起著名的契约精神纷争——娃哈哈与达能并购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利益相关方，一众地方政府纷纷发表声明力挺娃哈哈。当然不能草率评价说这个行为对和错，但地方政府在面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时，态度的确不够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