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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亿用户,估值超30亿美元,在这个领域,百度、阿里都没做好,他凭什么做起来了?

2017-07-17 11:47 中国企业家杂志 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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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挂号网蜕变为微医,该公司经历了连接医院、连接医生、医联体+AI三个发展阶段。按照廖杰远的设想,微医要做的是一个医疗健康服务的平台,做医疗的连接器,做医药险的闭链服务,“就像腾讯做互联网的连接器”。而后者,正是其B轮融资的领投方。

  在201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称:“乌镇网上医院、智慧旅游等,是中国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也生动体现了全球互联网共享发展的概念。”

  在此之前,2015年12月7日,桐乡市政府与微医集团(以下简称“微医”)共建的乌镇互联网医院正式启动,成为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

  微医创始人兼CEO廖杰远并非医疗行业出身。作为一个外来的搅局者,他对这一行业保持着应有的敬畏。

  “医疗是一个极致的封闭和垄断的体系。外行想要进入,就像要在密不透风的城墙上撕开个口子。”比起所谓的“颠覆者”,他显得更为务实。

  良好的政府关系是贴在微医头上的一大标签。廖杰远并不否认这一点。像他最佩服的马化腾一样,他努力保持着谦卑,并在对政府和医院的谦卑中,韬光养晦,迅速壮大。

  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业界大多数企业面临互联网医院生死劫时,早在线下稳扎稳打的微医显得很从容不迫。“即便新政出台,微医的一些医院,只要改一下名字就可以了,影响反而不大。”来自竞争对手的一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事实上,互联网医院并不是终点,早在2016年,廖杰远就曾提出,将互联网医院升级为互联网医联体,这是分级诊疗的最终落地路径。未来,微医会重点在医联体和医学人工智能方面布局和发力。

  从挂号网蜕变为微医,该公司经历了连接医院、连接医生、医联体+AI三个发展阶段。按照廖杰远的设想,微医要做的是一个医疗健康服务的平台,做医疗的连接器,做医药险的闭链服务,“就像腾讯做互联网的连接器”。而后者,正是其B轮融资的领投方。

  冲开密不透风的墙

  七年前侄子的一次痛苦的就医经历,让廖杰远义无反顾地踏入了互联网医疗领域。

  在此之前,他曾于1999年与人合伙创立了科大讯飞,并长期担任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的负责人。

  从IT界转战医疗界,廖杰远并没有“颠覆者”的傲慢。他反复强调着,互联网医疗的本质是医疗,互联网只是一项基本工具,就像我们现在都离不开的电一样。

  诚如廖杰远的判断,在医疗这样一个封闭和垄断的体系里,外行想要进入,就像要在密不透风的城墙上冲开一道口子。而微医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创业企业,如何在其中能够起到渗透、影响乃至引领作用,这个难题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行业。

  即便是对于“过往之处,寸草不生”的BAT,互联网医疗也像是一片美丽的沼泽,让人欲罢不能,却又力不从心。

  在民众的记忆里,医疗曾是百度的滑铁卢。

  2016年,“百度血友病吧事件”、“魏则西事件”接连发生,国家网信办、工商总局、国家卫计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百度面临空前危机。2017年2月,百度裁撤了医疗事业部。此后,自2017年3月10日起,百度医生逐步关停了预约挂号、快速咨询、专家咨询等服务,4月1日平台上所有数据全部清空。有消息称,百度医生“连续三年是全公司年终系数最低的部门之一”。

  伴随着马云“让医院倒闭,让医生失业”的豪言壮语,2014年,阿里斥资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37亿元)收购中信旗下中信21世纪有限公司54.3%的股份。后者手握当时全国第一块第三方网上药品销售资格证的试点牌照,和中国仅有的药品监管码体系。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收回交由其运营的全国药品电子监管网运营权,已更名的阿里健康,一天之内股票下跌超过20%。而阿里健康的持续亏损,也让外界对马云颇多质疑。

  腾讯在医疗的布局相对低调,他们更愿意扮演投资者的角色,而非亲自上阵。被投方可以保持高度的独立性,这也是身在杭州的微医为何会选择腾讯作为投资方的原因。不过,虽然拥有着微医、丁香园等实力干将,腾讯的总体表现也只能算是无功无过。

  BAT尚且如此,廖杰远的艰难可想而知。

  他选择的是谦卑地一家一家医院死磕。

  2010~2012年做预约挂号是最困难的阶段。彼时,公司刚刚成立。2011年年初,挂号网(微医前身)制定了60家医院计划。

  “我们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天上飞。”廖杰远发现,医院8点上班,院长一般7点半到办公室。于是,他掐准7点20分在院长办公室等候,争取与院长的5分钟谈话时间。

  第一个“搞定”的客户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医院,也是中国最顶尖的医院之一。廖杰远整整花了6个月时间,才让对方答应合作。虽然当时华山医院抱着疑虑只给了5%的号源,但对于挂号网来说,他们终于找到了第一块敲门砖。

  如何解决内外网连接问题,是院长最关心的问题。医院电脑没有USB接口,处于完全封闭的网络环境。挂号网设计出前置服务器的模式,相当于船过大坝时的船闸,医院内网数据在几毫秒内和外网完成数据交互,但又不与外网直连,避免直连产生的安全风险和压力。

  华山医院合作的这个样板,紧接着吸引了复旦系其他8家医院。靠着死磕,2011年底,挂号网与267家医院合作,远远超出最初董事会觉得激进的计划。

  “我们在密不透风的城墙上撕开一道小小的口子都很艰难,又怎么可能去颠覆呢?”廖杰远并未详谈维护政府关系的细节,但微医官网右上角的“国家卫生计生委批准的全国就医指导平台”,却像是一枚蓝白相间的印章,低调而权威地宣示着它的江湖地位。

  尽管廖杰远承诺“预约挂号是公共服务,永远免费”,但公司毕竟不是公益组织。况且在医疗领域,预约挂号始终只是外围服务,如欲有更大作为,必须实现战略转型。于是,挂号网蜕变成了微医。而在挂号网时期积累的大量医院与医生资源,则成为微医在互联网医院时期与对手竞争时的最大优势。

  互联网医院路线之争

  2015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在刚刚成立的乌镇互联网医院开出了全国第一张电子处方。接受诊疗的患者,两年前曾接受过王建安主刀的介入手术。

  于是,“互联网医院”借着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东风,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在中国遍地开花。

  微医保持着清醒,这一次,他们依然不打算做“颠覆者”。互联网医院分为医疗机构审批和纯线上两种方式,微医选择的是前者。

  从乌镇互联网医院开始,微医在全国各省市落地了19家互联网医院,它们均是以线下实体医疗机构作为基础,且不做首诊,仅提供以在线复诊、远程会诊为核心的在线医疗业务。

  这样看似保守稳健的战略规划,或许更符合国家卫计委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

  然而大多数的互联网医院并不这样认为。

  资本如嗅到血腥味的狂鲨,迅速涌入银川。2017年3月19日,银川市一次性与丁香园、春雨医生、医联等15家互联网医疗企业签约,并给他们颁发了互联网医院牌照。加上2016年第一批进驻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基地的好大夫和微医,银川市的互联网医院数量共计达到17家,坐拥全国近半互联网医院。

  作为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之一,银川不仅出台了地方版的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并首次将医保账户与网上诊疗费用对接。

  然而就在两天以后,21日晚,一篇题为《劲爆!传好大夫“虚拟互联网医院”被国家卫计委叫停》的知乎文章,迅速引爆舆论。文章称,某接近国家卫计委的知名院长透露,国家卫计委主管司局对这种没有线下实体医院做支撑的“虚拟互联网医院”顾虑很深,目前大范围的企业进入银川效仿这一模式,怕引起市场错乱。国家卫计委内部传出声音,为强化对医疗主体行为主体的合法监管,将叫停好大夫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模式。

  纯虚拟还是必须有实体医院支撑?互联网医院路线之争甚嚣尘上。

  而在这一问题上,银川市政府与入驻的互联网医院达成共识,那就是互联网医院不需要收购实体医院。

  银川市卫计委主任田永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企业没有必要在银川建立医疗机构。银川卫计委希望互联网医疗企业只建互联网医院平台,把全国的医生资源带到银川,同时服务于全国的患者。

  银川的激进,终于惹怒了国家卫计委。5月,国家卫计委印发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流出,证明那篇知乎文章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征求意见稿,允许开展的互联网诊疗活动仅限于医疗机构间的远程医疗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慢性病签约服务;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提供,未经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颁布相应医疗机构类别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不得擅自设置审批虚拟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应当使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名称,不得使用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名称;医疗机构不得对首诊患者进行互联网诊疗活动。

  此后,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首度在公开场合回应征求意见稿的出台背景时表示:“在核心诊疗业务方面,一定要强调合法的资质,合法的人员,要保证质量安全是底线。任何一个国家对医疗的行为都是要进行严格的准入和监管的。”

  “当前互联网医疗的主办主体不一,医疗服务的责任主体和风险分担机制不明,一旦出现医疗纠纷缺乏法规参考依据。”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程龙认为,为加强互联网医疗的质量和安全监控,需要对不同互联网医疗的主体法律定位、责权利进行限定。

  各方面的博弈还在继续。但如果正式文件出台,且没有重大变动,互联网医院路线之争将由于国家卫计委的干涉而最终定调。

  不过,尽管银川在互联网医院领域的一系列动作促使国家卫计委加快制定行业监管政策,其将医保账户与网上诊疗费用对接的举措,却确确实实直指互联网医院最大的痛点。

  事实上,比起国家卫计委拟出台的监管新政策,医保账户的对接才是真正让廖杰远头疼的关键问题,它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互联网医院的发展。

  乌镇互联网医院顶层的展厅里,展示着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赴微医调研参观的照片。在这位前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的推动下,四川微医互联网医院实现了医保账户与网上诊疗费用的对接。

  这让包括乌镇互联网医院在内的大多数互联网医院艳羡。而在前行的路上,微医还需要更多谦卑的死磕。

  互联网医联体升级

  2017年6月24日,首届中国创新大会上,原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宣布出任微医妇儿医联体总院长。这位国内妇产学科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医疗界著名的“网红院长”。他的加入,再次把微医的互联网医联体推到了聚光灯下。

  根据微医发布的“311计划”,他们将在19家互联网医院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互联网医院体系,围绕“医联体、医共体和学科联盟”这三种组织形式,深度连接全国1000家省市县中心医院和10万个基层医疗点,向基层赋予医、药、检三大核心能力,将互联网医院平台升级为“2.0版”。

  2017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指导意见。而早在2016年,廖杰远就曾提出,将互联网医院升级为互联网医联体,这是分级诊疗的最终落地路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去年4月,微医在北京启动了“互联网医联体助力分级诊疗千县行动”,计划助力1000家市县中心医院建立互联网医院。

  “我觉得国家关注互联网医疗这个方向是对的。广大乡村地区的病人很难去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就医,互联网医疗正是瞄准了这一痛点。”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梁颖宇分析,政府这么多年都希望培养一些好的乡村医生,但这种方法难度太大、成本太高。

  廖杰远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医疗行业最大的痛点是信息不对称,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李克强总理提到,要以医联体之‘通’,破解群众看病之‘痛’。那靠什么来通?我相信,数据通是基础,靠互联网来通最方便最省力。”

  按照他的设想,在微医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医联体+AI时期”,微医将成长为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医联体平台,通过互联网与医学人工智能技术带动医联体的真正落地。同时,微医构建医联体+药联体+ACO(责任医疗组织)的闭链服务,致力于推动国民健康方式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

  “我们通过为公立医院输入硬件、软件、平台、服务和医疗互联网应用,包括远程诊疗系统、远程会诊系统、远程转诊系统、云病历系统、支付结算系统、远程培训系统等六大系统,帮助公立医院建成区域互联网医联体。同时,还通过医事服务中心、药事服务中心、运营中心等五大服务中心,系统升级医联体‘医药检’等能力。”

  廖杰远介绍,以上模式是在传统医联体模式的基础上,以区域内一家知名公立医院为支点,建立起与各级医疗机构基于系统互通的区域联合体,以互联网平台的软硬件设备,将区域龙头医院、县乡级医院和基层卫生服务中心、药店,通过业务为纽带联系在一起。

  在如此庞杂的生态系统里,微医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小心翼翼。在廖杰远看来,要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成要素进行良性互动,最根本的是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医联体成员间的协作成本、服务效率、大医院专家帮扶的动力都需要充分考虑,而互联网作为医联体的“神经中枢”,在此之间缓和了一部分利益冲突。“随着医改的推进,未来医联体如果引入商保支付,形成多层次的医疗支付体系,利益分配会更加公平。”

  2016年,微医实现营业收入12亿元。按照“流量来自线上,流水来自线下,规模盈利来自保险”的思路,廖杰远把微医的终极盈利之路定位为健康险,对应的是其ACO模式。

  2015年开始,微医参照美国凯撒医疗模式,构建ACO模式,即医疗服务+医疗保险,会员按年缴纳保费,可享受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三大服务,基础医保以外的所有费用全保,60项大病的保额最高是180万元。与众安联合开发的首款ACO产品“庭守护”互联网医院门诊险,则于今年3月30日推出。

  金融业务的引入,让廖杰远那句“预约挂号是公共服务,永远免费”显得更有底气。而基于平台并囊括了整个医、药、险的生态系统建设,让我们看到了“医疗界的腾讯”的雏形。

  颠覆还是融合?这是摆在每一个企图闯入医疗行业的外来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微医选择谦卑地融合。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并正在联合着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各组成要素,一起推动着这个行业不断颠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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